1954年五六月间，杨尚奎在上海疗养身体，当时，有不少在上海的同志们到医院看望他。
一天下午，杨尚奎的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同志。她身材纤细，皮肤白净，整个人十分清秀，眼睛又黑又大。一头齐肩的黑发，自然中透露出优雅的气质。尽管穿着朴素，但举止大方得体，风度高雅。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一看到这位女同志就感觉眼前一亮，水静想：这个人年轻时一定是个出色的美女子。
杨尚奎见到她后，十分热情地问候，两人一看就非常熟悉。随即，杨尚奎跟夫人介绍道：“这位是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这个听起来十分熟悉的名字，水静一下就想到了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很早之前，水静曾听说过，贺子珍到苏联去了，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当时，知道贺子珍的人不是很多，很多熟悉内情的老同志也默契地谁也不曾提起她，换句话说，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忌讳，因此，私下议论的声音也很少。
贺子珍跟杨尚奎在病房里聊了很多，主要是以前苏区的事情和家乡现在的发展。一旁的水静不怎么能插上话，她便静静地坐在一旁陪着。
尽管这是水静第一次见贺子珍，但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发现：贺子珍不仅外貌美丽，而且她谈吐文雅，有分寸有条理。
探望结束，杨尚奎夫妇送走贺子珍后，水静感叹道：“这么一个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寂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嗯。”杨尚奎不再搭腔。很显然，他不愿讨论一个命运跟毛主席有关的人。
1958年开春，贺子珍提出“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上海市委便派人去跟江西省委联系，江西省委立即表示：“江西欢迎贺子珍同志回来。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住多久，她都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当时，贺子珍在江西的老战友比较多，如杨尚奎、刘俊秀等。
5月，贺子珍离开上海来到了江西南昌，她被安排住在位于三纬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尽管房子不大，但很实用，还带有一个十分幽静的大院子。
贺子珍一到江西，水静和杨尚奎便去看望她，她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并表达了感谢。为了照顾好这位老同志，省委专门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由于身体原因，还特意又配了一名护士。
杨尚奎代表省委告诉贺子珍：“欢迎你回江西来疗养，你要治好病，养好身体。”
杨尚奎和贺子珍聊天过程中，水静仔细看起了贺子珍，短短四年时间，她的变化太大。头上有了不少白发，眼角的皱纹也多了，整个人一下子苍老了不少。身体和心理的病痛无情地剥蚀了她的容颜和风采。
这以后，水静和杨尚奎只要有空便去看望她，有时候，还带着几个孩子一起去。见到小孩，这让贺子珍的心情更加开心。后来，贺子珍也经常会去水静家做客，有时还会留下来一起吃饭。
除了水静和杨尚奎夫妇外，还有不少老同志也常去看望她。就这样，在熟悉的老同志的帮助下，贺子珍少了不少冷清和寂寞。
此外，贺子珍的女儿娇娇也多次到南昌看望她。娇娇说：“每次都是爸爸让来的，而且还总要让带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
有一次，娇娇来江西看望妈妈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娇娇当时已经二十二三岁了，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这个小伙子就是她的男朋友。
娇娇是贺子珍的唯一亲生骨肉，又曾在异国他乡落难时相依为命。娇娇一来，贺子珍就非常高兴，而这一次，贺子珍似乎有些兴奋。或许是因为女儿带了男朋友来。
水静去看望贺子珍时，贺子珍高兴地告诉她：“那个小伙子叫孔令华，跟娇娇是同学。”
她稍作停顿后，又笑嘻嘻地说道：“他们已经相爱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要结婚了。主席写信来，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水静回应道：“那是应该的嘛。女儿出嫁，怎么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他们彼此相爱，主席也同意，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她的脸上盛满了笑容，“小孔各个方面都很好，就是有点胃病。”
“那也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些，很快就能治好的。”
她点点头，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的。”
尽管贺子珍已经不再是毛主席夫人了，但毛主席也曾多次给贺子珍写信，而女儿娇娇就是两人沟通的桥梁。毛主席十分关心贺子珍的病情，总是在信中叮嘱她要养好身体、好好治病。
一次，贺子珍身边的至亲在闲聊中，告诉水静说：“娇娇每次来南昌，都会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开头总是两个字‘桂妹’。”
“桂妹”就是贺子珍，因为她出生在桂花飘香的日子里，小名就是桂花。每次，毛主席信中的“桂妹”足以让贺子珍的记忆回到几十年前美好的时光中。
贺子珍对毛主席更是一往情深。在苏联留学期间，贺子珍曾收到过一些同志的表白，回国前，还有人向她重表爱意。但均被她无情拒绝，她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就是毛主席。我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看着贺子珍，水静曾问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她见一面呢？对他来说，这很容易办到。”
杨尚奎摇摇头，说道：“你不要把见面这种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一举一动都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到中央的约束，加之主席的纪律性又很强。况且，一旦让江青知道了，即便只是见面，也会大吵大闹，影响多坏。”
水静渐渐理解了毛主席的选择和无奈。幸运的是，不久后，她便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陪贺子珍上庐山。
1959年7月7日中午，杨尚奎十分严肃跟妻子说：“水静，你赶紧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动身回南昌。”
“出什么事了吗？这么着急。”水静好奇地问道。
杨尚奎压低声音，说道：“接贺子珍同志来庐山，你跟朱旦华一起去。毛主席要见她。”
“啊，太好了。”水静差点尖叫起来。
“你先听我说。”杨尚奎及时制止了兴奋的水静，说道：“这次是个特殊任务，主席已经强调了，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后，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不要来这边的别墅区。”杨尚奎百般叮嘱道。
临行前，杨尚奎又跟妻子强调道：“见到毛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贺子珍）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怕她过于激动导致旧疾复发。这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下午六时许，水静和朱旦华便来到了贺子珍的住所。当时，大姐正在厅堂里休息，见到两人来后，急忙起身招待她们，给她们倒茶，让座。
水静跟大姐寒暄几句后，便直奔主题说道：“大姐，今天这南昌天气真热，省委的同志请你去庐山休息几天。我们也刚从庐山过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贺子珍没有多想，感谢了省委的关心后，欣然同意。
“大姐，那你准备一下。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再过来接你。”第二天，按照约定时间，水静跟朱旦华接上贺子珍一路乘车向庐山开去。
按照杨尚奎的交代，车子直接开到了一个远离会议人员的住处。朱旦华安排好一切后便回去了，水静则继续陪着贺子珍。吃过饭，安排好贺子珍休息后，水静先给杨尚奎打去了一个电话：“我们已经到了。”
“你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杨尚奎交代道。
不一会儿，毛主席给水静打去了电话。
“客人情况如何？”从毛主席颤抖的声音中水静感受到了他的激动。
水静说道：“一切都好。”
“好，你等我的安排。”毛主席说完，随即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中午，贺子珍吃完饭午休，趁着这个时间，水静来到了毛主席住处汇报情况。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正坐在沙发上等待的毛主席。随后，水静将接大姐一事简单做了个汇报后。她告诉主席说：“大姐的情绪很稳定，记忆也还不错，能回忆起不少往事。”
毛主席听后，十分欣慰，说道：“很好。今晚9点，你坐尚奎同志的车，把她送到我这里。”
“好。”
毛主席又嘱咐道：“这里已经安排妥当了，身边的好几个同志也都下山了，只有小封（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封耀松）留下值班。门哨也打过招呼了，他们认识尚奎同志的车，不会询问，你们直接进来就行。”
毛主席的安排十分周到，水静认真听着。突然间，她想到朱旦华同志原是毛泽民的夫人，跟贺子珍的感情更亲近，况且，白天的时候，贺子珍是由她和朱旦华一起接过来的。想到这，水静试探地问道：“主席，要不要让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过来？”
“不用，你一个人就行。”毛主席说道。
了解了见面的一切情况后，水静起身跟毛主席告辞：“主席，那没有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毛主席没有回答，他似乎陷入到了自己的思绪中，自言自语地呢喃道：“希望能一拍即合。”
水静见状，不再多说，只跟毛主席承诺道：“主席，晚上九点我一定会陪大姐过来。”说完，她便走出毛主席住处，往大姐所在的住处赶去。
幸运的是，当她回去的时候，贺子珍午睡还没有醒，水静也避免了贺子珍的问询。
1959年7月9日晚上，水静跟贺子珍坐着杨尚奎的车直接进入了毛主席住处，车子停下后，小封过来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了贺子珍大姐。水静也随即下车，跟小封一左一右搀扶着大姐进屋。
进去后，俩人直接搀着大姐上了二楼，小封送大姐进了里间，水静则到了值班室稍作休息。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了。水静很困，但她精神又很兴奋。毛主席和大姐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加之大姐现在身心健康又出现了问题，他们之间的情感很难说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曾经的经历是不可能轻易抹去的。
“铃铃铃……”清脆的铃声响起，小封进了里间，水静也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她抬手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不一会儿，小封便扶着大姐走进了值班室，他对水静说道：“主席请你过去一下。”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主席手里夹着烟，脸色也不怎么好。见水静进去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似是在对她说，又似在自言自语。
水静见状，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便索性保持着沉默。
这时，毛主席看着水静，交代道：“她情绪很激动，你多关注她的情绪。明天就把她送下山，我担心她碰到熟人，这样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还有人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急忙说道：“主席，请您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的。”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之后就办。”毛主席着急地说道：“她刚拿走了我的三小瓶安眠药，那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拿下来的。”
毛主席的睡眠也不太好，经常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但这药不能多吃，尤其是在精神不太好的时候吃，肯定会出问题的，也难怪毛主席着急。
水静陪着大姐回去后，脑子一直在不停地想办法，半天没想到该怎么拿走药。而大姐则还是很激动，一直说个不停。于是，水静只好先一边静静等着大姐情绪稳定，一边偶尔回应她一两个字，表示自己在听。
当察觉到大姐情绪稍微稳定，听到她又一次说起毛主席的生活时，水静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大姐，你看毛主席的变化大不大？”
贺子珍想了一会儿，认真说道：“别的倒是跟以前一个样，就是老了不少。我看他很疲惫，烟抽得也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多。”
听到大姐说到了安眠药，水静急忙抓住时机，说道：“是呢，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经常失眠，听说他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呐。”看了看大姐脸色如常，水静又说道：“尚奎也是这个样子，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还睡不着哩。”
她假装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对了，大姐，听说你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不是呢？是的话能不能让我看看，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种，我也好给尚奎也买一点。”
贺子珍十分热心，她侧过身子拿给水静，说道：“你看看，就是这种的。”
水静接过药瓶，对大姐说道：“是这种药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哩。哎，大姐，这药你能不能给我呢？我先拿给尚奎吃一吃，看看效果好不好。”
“好啊，你拿去嘛。”贺子珍说道。
水静拿过这三瓶安眠药，悄悄地松了口气。就这样，一夜无事，安然度过。
第二天一早，趁着贺大姐还在睡觉。水静急忙给小封打去了一个电话：“请转告主席，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他放心。”
这天下午，贺子珍便离开庐山回到了南昌。这次庐山相见，成为了延安离别后的第一次，也成了两人永生的诀别。
1962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正在福建担任副省长，她向杨尚奎提出“到福建去住一个时期”的要求。经省委联系后，贺子珍很快便来到了福州。
后来，在漫长的、动荡的岁月里，贺子珍跟曾经的老战友失去了联系，更不用提见面了。幸运的是，贺大姐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贺子珍的大半辈子都在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独自一人默默舔舐着伤口，直到生命的最后。这不仅会让女性感到心酸和怜惜，就算是铁石心肠的男人，也会忍不住落泪的吧。
1984年4月19日，一颗伟大而平凡的、受过许多创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贺子珍这个名字却将永远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闪着耀眼的光芒，照亮一代又一代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