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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三年(180年)，何贵人既为皇后，皇子辨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立为太子。

不论按习惯或继承法，皇子辨都应当是皇位的继承人，况且皇子辨当时又是灵帝唯一的儿子。

可是，偏偏出现了不以辨为太子的例外。“立太子”这一国家头等大事上的“例外”，难道预示着什么？

在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灵帝对何氏的宠幸已经登峰造极。灵帝对何氏的宠幸也与其他事物的盛衰一样，“盛极必衰”。

也无法具体说清是从什么时候，灵帝对何氏的宠幸开始衰弛，可是有一点是至为明确的，外戚与权宦过从甚密是灵帝最为忌讳的，所以何氏外戚与权宦们的关系，迟早都会引起灵帝的反感。

应该是何氏外戚与权宦的过从甚密，已令灵帝渐渐对何氏不满的时候，王美人开始出现在灵帝的生活中，而王美人的出现，则使得何氏失宠的步伐加快了。

王美人是赵国人，祖父王苞曾是东汉王朝的五官中郎将。自从王美人出现在灵帝的生活中，灵帝就对她滋生出刻骨铭心的爱。

后宫的成群嫔妃，还不曾有谁激起过灵帝的这种情感。王美人具有“天香国色”，这无疑是灵帝能在成群嫔妃中注意到她的一个先决条件。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灵帝来讲，王美人的“天香国色”就并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在嫔妃成群的宫闱中，“天香国色”并不少见。王美人聪慧过人，不仅富有才华，而且还与灵帝有相同的志趣。灵帝醉心词赋、书画，这些恰恰也是王美人最擅长的。

不难想见，这些共同的爱好，能给他们的生活增添多少诗情画意。最让灵帝刻骨铭心的，应当是王美人不寻常的善解人意。灵帝在东汉王朝的末世当上皇帝，艰难异常地维持着王朝统治的运转，因此他难免常常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中。

虽然灵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在心理上却是那样的孤独与脆弱，朝廷与宫闱中，几乎没有人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去给他一点同情与体谅。

偌大一个后宫，惟有王美人清楚，这种状况下的灵帝最需要他的嫔妃给予他什么。他最需要人世间能有一处使他躲避风暴的心灵港湾，只有在这小小的港湾里，他才能获得绝对必要而又难以寻求的心灵慰籍。

王美人深深懂得，众嫔妃无休止地争风吃醋与争权夺势，只会给本来已经很累很烦的灵帝增添烦与累。

所以，尽管王美人深知自己在灵帝心目中拥有任何女人都无法取代的地位，但是她从来没凭借这一点，为自己争取过什么。

甚至为了平息或缓解宫闱的矛盾与争斗，她常常忍辱负重地委屈自己。王美人就这样以自己独有的柔情与牺牲，为灵帝构筑起一个温馨的港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灵帝在王美人死了很久以后，还感慨万千地追忆着她的“美德”和“令仪”。

王美人最能打动灵帝，乃至让灵帝刻骨铭心的，恰恰是何氏最缺乏的。出身贫贱的何氏虽然也不乏聪明，但她却没有大家闺秀的娴淑与懿德。

同时，她由社会平民阶层步入宫闱，进而得到灵帝的宠幸的经历，也最容易造就出“小人得志”的不良心态。

何氏肆无忌惮地干政、无比的专横与妒忌等种种“劣迹”的内在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她“小人得志”的心态有关。

王美人的娴淑与懿德，在何氏上述行为的映衬下，也就显得格外难得。

到光和三年(180年)，因为王美人的存在，也因为太过密切的戚、宦关系，灵帝对何贵人的宠幸已大不如从前了。

可是由于种种无可奈何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权宦们经过好几年的精心策划与努力而造成的定局，灵帝仍然让何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

在以何氏为后的问题上，灵帝肯定有诸多不情愿，他心目中最合适的皇后应该是他倾心爱着的王美人。

在“立后”问题上，虽然好些事情已成灵帝无力更改的定局，但是从立何氏为皇后的那一刻起，灵帝便决心要全力左右“立太子”一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的这一决心更显得那样坚定不移。在国家大事上，灵帝似乎始终不曾有过如此坚定的决心。

这种“坚定”的重要根源，应当在王美人身上。何贵人立为皇后之时，王美人已有身孕。灵帝不立何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并且是当时惟一的皇子为太子，理由只有一个，灵帝企盼王美人给他生一个“太子”。

灵帝不立皇子辨为太子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何皇后与权宦们的强烈不满与不安，而王美人从他们的不满与不安中，则肯定感觉到了咄咄逼人的杀机。

王美人知道，尽管自己与世无争，但尚未出世的孩子，却成了何后等人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祸根”。

为了平息何皇后等人的怨毒，当然更为了她自己不至突然从灵帝身旁永远消失，聪慧、娴淑的王美人在极度恐惧中，艰难而痛楚万分地作出了“堕胎”的抉择。

一天，悲痛欲绝的王美人吞服了堕胎药，不知道是药性不够狠，还是胎儿的生命力过于顽强，堕胎药竟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王美人本欲进一步采取堕胎措施，可是接下来的几个夜里，王美人总梦见自己背负着太阳艰难地行走着。在那个时代，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梦！

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太阳”就是帝王的象征。

也就是说，梦给王美人的启示是：她孕育着一个“真龙天子”。当时的人都不同程度地相信“天命”，王美人自然也会将这一启示视为“天启”。既然是天意，王美人就再也不敢有任何伤害胎儿的举动。

“负日而行”的梦，实际上表明了王美人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意识：她的儿子应该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王美人曾经肯定有过这样的念头。只是从王美人自动选择以“堕胎”来躲避争权夺势的险恶那一刻起，她已经断了那样的念头。

王美人从她与灵帝的情深意笃中，甚至可能是从灵帝的承诺中，得到了“她的儿子才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的强烈刺激，于是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念头。尽管残酷而血腥的现实迫使她打消了这一念头，可是强刺激下产生的念头终究是不可能消除的。在极度压抑下，它只好流入潜意识层，以梦的形式反映出来。

光和四年(181年)三月，王美人安然产下一位皇子。这个儿子降临人世，无疑给灵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欣喜，因为这个儿子正是灵帝企盼的“太子”。灵帝马上给这个儿子取名为“协”。

之所以取名“协”，是因为灵帝觉得这个儿子酷似他。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协”字，既蕴含了灵帝对这个皇子的特别钟爱，更显示出灵帝对这个皇子寄予的厚望。

灵帝可能怎么也想不到，正是他对这个皇子的不同寻常的爱，马上就给皇子的生母带来了灭顶之灾。几天之后，口渴的王美人因饮下了一碗米粥，便一命呜呼。

载着巨大而难以名状的痛苦，灵帝亲自着手追查王美人暴死之因。很快，灵帝便查出是何皇后遣人鸠杀了王美人。

这一残忍的现实，既微起了灵帝的无比愤怒，同时也使灵帝陷入了莫大的悲哀中。

王美人惨遭不测，如果单凭灵帝与王美人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悲痛欲绝的灵帝肯定恨不得随王美人西去。

对灵帝来说，那样的选择无疑是最轻松的。可是，灵帝不是一个仅凭感情行事的帝王，他既爱王美人，又爱自己的江山。于是，舍不得江山，又割不断那份情爱的灵帝便在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中挣扎着。

尽管何皇后的周围，已张着一面强大的势力网，火山爆发般的愤怒却推动着灵帝作出了“废后”的决断。

几年来，权宦们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好不容易才使何氏当上皇后，他们岂肯甘心前功尽弃？

权宦们当然要拼命地保住何氏的“后位”。也许权宦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劝阻灵帝“废后”，但是都无济于事。

最后，权宦们抛出了他们的杀手锏。以张让为首的宦官头子，率领一批重要宦官，带着他们每个人的千万钱财，一起跪在灵帝面前，痛哭流涕地乞求灵帝饶恕何氏。不知是巨额财货使灵帝动了心，亦或权宦们的“痛哭”感动了灵帝，灵帝居然同意了权宦的乞求！

巨额财货哪里能减轻灵帝的丝毫痛苦，权宦们的“痛哭流涕”更不可能淡化灵帝的愤怒，但是他们却让灵帝感到了权宦们“不顾一切”的强大压力。

让灵帝因“废后”而与宦官决裂，这是灵帝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灵帝在“废后”问题上才有了让步。灵帝虽然作出了这样的让步，可是权宦们毕竟将太多的意志强加给了灵帝。

这样一来，也就更进一步激起了灵帝对何氏外戚与权宦关系的反感。正是这种反感，导致灵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捍卫自己权力的措施。

对“立太子”一事，灵帝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意愿。

按东汉的继承制，只有皇子辩才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可是灵帝却迟迟不立太子。在“立太子”这一问题上，灵帝显得特别孤独无助，权宦、外戚和以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都站在了灵帝的对立面。

何氏外戚与权宦在“立太子”一事上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而以三公为首的官僚，一方面出于对传统继承制的维护，另一方面，由于何氏外戚在官僚与权宦间努力营造着某种平衡，所以官僚们也渐渐接受了何皇后，他们也就多次请求灵帝按制度废立太子。

灵帝则以皇子辨“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为理由，拒不接受官僚们的请求。灵帝以顽强的意志与他周围各种强大的力量作持久的对抗，直到他离开人世。

灵帝依赖宦官，归根结底是出自巩固皇位和维护皇权的需要，然而在“废立何后”与“立太子”等重大问题上，权宦对皇权的侵夺已让灵帝难以容忍。

于是，在不改“依赖宦官”的既定宗旨的前提下，灵帝选择了又一捍卫自身权力的重大措施，也就是在宦官集团内部，重新扶植自己的心腹。

适应灵帝这种需要，中平年间(184一189年)，一个令人瞩目的权宦——蹇硕也就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贵为皇帝，却无力保护自己刻骨铭心爱着的一个女人，所以王美人的死带给灵帝的悲哀是无比深重的。

应该与这种悲哀有关，王美人死后不久，灵帝的生活中便出现了一系列不曾有过的荒唐：

在后宫，灵帝不惜屈万乘之尊，列肆与宫女一起做买卖，并唆使宫女们偷盗与争夺财货，以此为自己增添一点乐趣；灵帝在西园玩狗，将朝官的冠、绶加之狗身，以为笑乐；灵帝驾着四匹白驴，亲自操着缰绳，在西园狂奔。

正是从这一系列荒唐透顶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窥视到灵帝的拼命发泄与苦苦挣扎。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怎样也发泄不尽的悲哀与痛苦慢慢地郁结在灵帝心里，于是灵帝写下了词意缠绵、如泣如诉的《追德赋》与《令仪颂》，将他对王美人至死不渝的爱，以及失去王美人的苦与哀，撒在了文章的字里行间。

中平六年(189年)，弥留之际的灵帝，将爱子协托付给大权在握的心腹权宦蹇硕。灵帝就这样以自己的全部努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他对王美人的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熹平(172-177年)、光和(178-183年)之际，后宫的南阳何氏女受宠被选立为贵人，何贵人的异母兄何进便凭借其妹和权宦的帮助进入宫廷，被拜为郎中，不久又晋升为虎贲中郎将，后赴颍川为太守。

光和三年(181年)，何贵人立为皇后，灵帝将何进从地方征回朝廷，先后拜他为侍中、将作大匠，再任河南尹。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出于多种需要，以何进为大将军，进弟何苗为车骑将军，何氏外戚的势力遂臻于鼎盛。

东汉一代，外戚担任大将军，是伴随着外戚势力发展与专制皇权的衰落而出现的。

东汉开国之初，光武帝为了改变外戚和权臣领军控政的局面，不让外戚担任大将军一职；同时规定，大将军和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

和帝即位后，窦太后诏令外戚窦宪为大将军，这样，便又恢复了西汉外戚担任大将军控制军权的旧制。

其后，外戚邓骘、耿宝、阎显等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大将军。以前，战争结束，大将军、车骑将军等职皆罢，但从窦宪担任大将军之后，即使战争结束，也依然为大将军。安帝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之后，大将军就不再出征，而是“常在京都”。

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

东汉中后期，外戚出任大将军，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后出于临朝称制的需要，任命外戚为大将军，诸如大将军窦宪、邓骘之类；一是皇帝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任命外戚为大将军，诸如大将军耿宝、梁商、梁翼之类。

可是不管外戚在哪种情况下出任大将军，最后这一重要军职几乎都蜕变为他们专擅朝政的工具。

灵帝即位以来，尽管从未直接感受到外戚弄权的威胁，但是东汉一代曾不断出现的外戚专权擅政，尤其是梁氏外戚极度专权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灵帝。

顺帝先后以梁氏父子为大将军，从而为梁氏外戚专擅朝政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到桓帝时，积势已成的梁氏外戚遂将擅政推至顶峰。梁氏外戚覆灭之后，饱受外戚专权之苦的桓帝，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也就不再任外戚为大将军。

因此，对外戚严加防范的指导思想在灵帝那里是根深蒂固的，灵帝任用外戚总是很审慎。宋皇后的父亲，仅仅官至执金吾；何氏外戚，从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染指权力以来，好几年间势力并不显赫，直到中平元年(184年)，因黄巾大起义的爆发，何进才被起用为大将军。

灵帝以何进为大将军，难道意味着由于天下大乱的严峻局势，促使灵帝放弃了对外戚的防范吗？

大敌当前，灵帝必须不遗余力地谋求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而外戚本来应该是一股可用的重要力量。

然而，要有效地利用何氏外戚，灵帝就必须重新调整他与何氏外戚的关系。在严密防范外戚的指导思想下，灵帝与何氏外戚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距离，而且这种距离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大。

灵帝极为反常地坚决拒立何皇后的儿子为太子，原因固然是很复杂的，权宦与何氏外戚过于密切的关系，则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权宦与何氏外戚这两股势力紧紧勾结，以及他们在立后、立太子等军国要事上，给灵帝施加的压力已引起了灵帝的无比反感与憎恶，乃至于促使灵帝通过自己全力左右“立太子”来与侵权的戚、宦抗衡。

在“立太子”这一问题上，反映出灵帝与何氏外戚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深；因王美人之死而导致的“废后”风波，则进一步加剧了灵帝与何氏外戚关系的紧张程度。

天下大乱，懂得“攘外”必先“安内”的灵帝，自然会首先想到怎样缓和与何氏外戚的矛盾。与何氏外戚关系紧张的症结主要在一个“权”字。

灵帝为了缓和与何氏外戚的矛盾，使外戚能在天下大乱之际成为捍卫朝廷的一股重要力量，便毅然委何进以最为重要的军职。可是，这绝不意味灵帝淡化了对外戚的防范。

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何进拥有了大将军这一最高军职，灵帝对何氏外戚就会更不放心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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