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又称女贞或女直（辽朝时期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名讳，遂称女直），生活在"白山黑水"间，是从中国古代东北民族肃慎演变而来，汉至两晋时期称为挹娄，南北朝时期改称勿吉，隋唐时期又称靺鞨。其中最为强盛的是松花江中游的粟末靺鞨和黑龙江中下游的黑水靺鞨。女真族即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明朝时期，女真主要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分。在吉林地区聚集的较为强盛的当属海西女真中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扈伦四部。明代海西的狭义地域，是指以忽剌温河（今呼兰河）流域为中心，东至松花江下游，西至嫩江以东，南至松花江中游，西南至伊通河口附近宾州站（今吉林省农安东北松花江畔），这一略成三角形的广大地区。海西女真最初主要生活在这一地区内。

自明初起，松花江下游的女真族，开始了持续百余年之久的民族迁徙。其迁徙形式主要是以卫所或较大集团为单位，大批南下，逐渐向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靠近，其大致方向：建州女真向东南，海西女真向西南。

主要分布在吉林地区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扈伦四部，源于原居地在忽剌温河及其东地区的塔山左、塔鲁木及弗提等三卫。自15世纪末，塔山左卫等三卫从忽剌温地区开始，经历了七八十年之久，最后分别进入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四河流域。海西女真中的一部所以要南迁，其内在的动力首先是寻求更为优越的农耕、畜牧、狩猎、采集等自然生活环境，以满足不断繁衍的氏族人口的生活需要。塔山左卫等三卫的一些氏族部落由于人口增加，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周围较易获取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不得不迁往他处，寻找新的更适宜的生活环境，而扈伦四部最后定居的地方，正是一些土质肥沃，江河山地资源极富的地区。

其次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女真，对中原汉族的物质文化和先进技术的需要加大了。据史书记载："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自内地"，"布帛米盐农器仰给汉"。女真不断向辽东地区迁移靠近，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经济交流，通过朝贡、马市贸易等渠道，用自己采集和渔猎到的特产，换取汉族的生产工具和米、布等生活必需品及各种兵器，等等。明朝初年由于不断遭到西部蒙古部落的侵扰，迫使海西女真为寻求安全的生活环境不断迁移，再加上明朝政府的招抚政策，这两方面成为推动海西女真南迁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在南迁过程中，塔山左卫等三卫不断发展壮大，又不断地征服周围各部女真，甚至还吸收了一些蒙古族和汉族，最后才形成扈伦四部，并一度结成与建州女真抗衡的扈伦联盟。建州女真盟主努尔哈赤就曾对扈伦四部的使臣说；"我乃满洲，尔乃扈伦"，明确承认扈伦四部是与建州并立的另一女真集团。

扈伦四部于16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定居于辽河上游至松花江上游之间，四部居地连成一片。这种地域上的近邻关系，再加上以同姓氏族为纽带所形成的亲族关系，一方面为各部间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方便条件。哈达、叶赫两部控制着通往开原马市的交通要冲，而乌拉接近参貂产地。如果乌拉部要将参貂运往开原，途中哈达、叶赫则以"居停主人"的面目出现，"遮道分其利"，然后才能送到开原出售。哈达等部也经常派人到乌拉等地收购土特产品卖往开原。这种贸易上的互相依赖合作关系，使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因而能够较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四部在军事上又形成了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与建州集团的共同矛盾，促成扈伦四部在一定时期结成军事联盟关系。

但是，实际上扈伦四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彼此间既有相互依存、联合的一面，又存在着严重的摩擦和矛盾，是一个松散的不巩固的联盟。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日益强大，威胁到四部的安全与利益时，他们结成军事同盟，采取一致行动，先后两次发兵攻打建州。然而在进攻建州，被努尔哈赤打败后，这种军事联盟随之瓦解，各部争先与努尔哈赤和亲结盟。最后相继被努尔哈赤所吞并。

选自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地情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