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化债是必须的，尽管有说“债=税，无非是寅时吃卯粮，本质不变”。但实际上政府给企业减负、培养税源是相当紧迫的。

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时刻保持着这种“培育税源”的意识。比如“两免三减”政策，可以说企业投资前五年根本都用不着交税。但现下国家也需要钱，而国家的税收也日益缩减。

那么企业这时是需要一些喘息的机会，或者一些减税的空间。否则长此以往，企业挣的利润越少，上缴的税款越交越少，那最后这两种关系怎么去平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8个月为负

我们中国企业的税负竞争力远低于美国、欧洲和日本。而且不单单是名义税负高低的问题，还有隐形税负的问题。欧洲是增值税的发源地，当初制定的一条政策是：政府每个月增值税要清零。企业卖的多买的少，那么企业交税；企业卖的少买的多，政府退税。

我们当年的政策想这样复刻行不通，因为1994年国家财政没有钱。可这是企业的权益也不能取消，于是中国就发明了属于中国特色的制度：政府不退税，账上记着，企业之后有销项时再来抵扣，就是所谓的留抵税款。

这项政策在高科技企业即部分的重资产企业和建筑业领域都影响颇深。高科技企业需要搞投资项目，但投资项目投产前，企业全部都是留抵税款。因为企业盖房子、买设备都是投资，相当于企业都需要购进，而这个税全部是留抵税款。

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数字，当初一个重要的存储芯片的企业，它在投资期间最高峰时留抵税款达到100个亿。想一想100个亿的企业融资成本得多高？

后来国家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留抵税的增加速度便非常的快了。这是造成企业税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严格的说这相当于企业负债，是政府对企业的负债，政府是债务人，但是政府不给，需要企业有了销项后再来慢慢消化。

存量留抵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影响估计

实际上，留抵税款是上游已经把税款交了，下游该退的却不退，本质上是被套用了，资金成本却要下游企业承担。因而许多企业的获得感并不强，财政部税务总局宣布国家减了大批税额，但企业却觉得没有多少减税的效果。

因为很多企业在投资期间的税负增长太多，没有销项，只有进项，所以它的留抵税款很多年内都消化不了。于是后来制度变化，国务院决定拿出一笔钱来退还留抵税款。

这笔钱本应是拿当年的财政收入来退还以前的存量。但国家没有能力，最后用外汇局1000多亿美金的资产变现成人民币，交给了财政部。原来的留抵税款存量退1万亿左右，当时按汇率算，实际上退了10800亿。但总体存量接近3万亿，也就是只退了三分之一。

到现在这个政策没有再继续执行，但这项数据每年还在向上累积增长，使得企业的税负不断增加，融资成本也相应增加。比如已经上市的企业，它的资产负债表一定会有所恶化。

实际上，这个政策一方面需要考虑现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政策的负面影响。与其让企业承担高利息的留抵税款，还不如政府欠的债转移到企业身上，等于还了企业的债，用政府的债来替代企业的债。这样的话企业没有负债，其资产负债表会大大改善，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也会提高。另外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就不再需要融资交利息了。

截至6月份各月度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值

现在的企业是借钱回购股票，这笔钱是负债的钱。而美国是减税后，用股东的税后利润来回购股票。都是回购股票，但这个回购股票的资金来源不同，美国是通过减税增加了股东的资源来回购股票。而我们现在是用负债的办法来回购股票。

个人认为如果政府把钱给企业都退了，这样企业自己的财务报表也能有所改善。企业不是靠的借钱改善，而是自己本质上的改善。这个不论是对资本市场的巩固，还是今后的发展，都一定是真正的会产生利好的积极作用。

文本来源：《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