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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星如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会打仗的将领数不胜数，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新中国，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毛主席曾先后对五位开国将帅在战争中采用的战略战术表达过称赞和欣赏，他们分别是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和粟裕。

彭德怀是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大帅，每次作战，只要有他坐镇指挥，战士们的心似乎就更安定一些，无论是多大多硬的恶仗，彭德怀总能够出其不意，险中求胜。

在中国20世纪的军事斗争中，彭德怀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投身湘军参加过军阀混战；作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员参加北伐战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日后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成为了八路军的灵魂人物之一，率领部队同日军周旋；解放战争期间，为了西北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抗美援朝期间，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兵赴朝作战，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并取得胜利；回国后，又在台湾问题上做了大量重要工作，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彭德怀元帅的军事生涯中，我们足以感受到他从旧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成长为开国元帅的艰难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彭德怀元帅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发动了平江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彭德怀出任军长。

同年11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远袭江西万载县城，不仅补充了弹药、军饷等物资，还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就在红五军士气大振之际，江西的国民党军队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打算消灭红五军。

在对形势进行分析后，彭德怀、滕代远决定率领红五军转移到井冈山。12月，红五军也上了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同毛泽东、朱德等人也终于见面，大家相谈甚欢，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此后，面对国民党军大兵压“境”的气势，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坚守井冈山根据地，即使国民党军兵力数倍于我军，但彭德怀脸上毫无惧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果断下令突围转移，杀出了一条血路，后与红四军在赣南瑞金会合。

1929年4月，彭德怀、滕代远提出的打回井冈山的建议获得了前委的同意，经过几个月的作战，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湘赣逐渐形成了一个红色区域。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转移。长征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携带的东西太多，不仅导致转移的速度极慢，而且还使得作战部队成了掩护部队，几乎组织不起来任何有力的抵抗。

彭德怀向军委建议甩掉重物轻装上阵，加快转移速度。但可惜的是，这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遵义会议上，彭德怀不顾自身处境，支持将领导指挥权重新交到毛主席手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指挥作战还是在思想上，彭德怀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认知。

红军在过草地时，彭德怀更是杀掉了六匹牲口，救活了不少战士。当时，彭德怀杀牲口救人的办法曾遭到部队饲养员的强烈反对，对此，彭德怀一句话便让饲养员不再说话。他说：“只要有人在，牲口，敌人就会给我们送来。”

彭德怀的作战战术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到了极致。

1947年8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发起了沙家店战役，想要迫使我军东渡黄河或歼灭我军主力。而战场形势对我军作战极为不利，北边是沙漠，东边是黄河，西南又有敌军，留给我军的空间十分狭小。

蒋介石等国民党将领信心满满，誓要让我军遭受巨大损失，我军中也有不少人十分担忧彭德怀及其部下的处境。

但彭德怀却十分冷静，他很快便提出了制敌之法，“敌军其实还没有完全知道我军的准确位置，但从前线侦察部队发回的情况可以看出，整编36师冒进，我军可以主动出兵，趁着南北的国民党军还没有会合歼灭36师。”

根据彭德怀的作战命令，我军提前在沙家店设下埋伏，经过激战，一举歼灭了整编36师，西北的战局也随即扭转。

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中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毛主席高兴得赞不绝口：

“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短短一天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像这样的战役，彭老总已经不止经历过一两次了，每次遇到险境时，他总能够化险为夷，冷静地制定出合适的作战战术。

毫无疑问，林彪是我军最杰出的指挥将领之一。他从红军时期开始，一路摸爬滚打，在实践中总结作战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此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林彪成长为了我军的一名开国元帅。

1907年12月，林彪出生在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1923年，年仅16岁的林彪成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坚定了从军的想法。

从学校毕业后，林彪说服父母放弃了想要他当教员的想法，并同意他参军。不久，林彪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正式踏上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林彪也成功转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7年，全国革命陷入低潮之际，林彪跟随叶挺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又在部队南下转移的过程中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因为能打仗、会打仗，林彪深受朱德重用。而在井冈山上，毛主席又十分欣赏他，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最大机遇。

当然，井冈山时期的林彪也没有让朱德、毛主席失望，他打起仗来下令十分果断，且机智有办法。这一时期，毛主席和林彪之间的谈话比较频繁，林彪也深受毛主席作战思想的影响。

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时，他敏锐地发现毛主席和林彪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师生的关系。这或许便是从井冈山时期潜移默化中开始的。

在年底部队整编时，林彪已经成为了红28团的团长，成为了红军主力团中的一名重要指战员。

1929年，林彪跟随朱德、毛主席挺进赣南、闽西，期间立下赫赫战功，到1930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成为了红一军团中最有威望、最引人注目的一员大将。

由于性格沉闷，喜欢军事，林彪十分喜欢钻研军事战术，而在之后的战争中，他琢磨出的这些战略战术更是被证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红军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军对我军的“围剿”，林彪根据总部的指示，先后打下了两场漂亮的胜仗，即黄陂之战和草台岗之战，歼灭了国民党的陈诚部队，这也是红一军团首次开展大兵团山地伏击战，这次胜利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在长征途中，林彪又率领红一军团执行先锋部队的任务，在每一次充满绝望的战斗中，林彪始终能够冷静沉着，下达作战指令，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次次大大小小的作战中，让林彪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更打下了他日后成为开国元帅的资历。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等高级指挥员更是在解放东北的一系列作战中总结出了六条战术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点两面”和“三三制”战术。

“一点两面”其实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主要目标，而为了防止敌人迅速作出反应，我军还要分散出一部分兵力来应对敌军寻找退路或攻打我军弱点的做法。

在秀水河子战斗中，林彪便是利用这一战术，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三三制”是一种战斗小组的形式，每个班编三个组，每组三个人，每个人又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作战中，他们便是一个集攻击、掩护和支援于一体的战斗小组，能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同时还能够减少伤亡。

这一战术一直沿用至今，在1962年的对印反击战中，四名与我军部队失散的战士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这个小组在没有大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先后印军交战五次，取得了重要战果，立下了一等功。战斗结束后，他们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仅仅从这两种战术上便能够看出林彪的军事谋略。

刘伯承有“当代孙武”的称号。1912年，20岁的刘伯承考入了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不仅学习了各种现代的军事课程，而且还对中国古代兵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便十分重视学习《孙子兵法》，并在日后的作战中将其灵活运用，借此打下了很多胜仗。

孙子曾说：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势”指的是部队在作战中所处的有利态势。而刘伯承最擅长的便是“造势”，只要指挥员拥有良好的军事素养、胜券在握的指挥艺术、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战略战术上的深思熟虑，就能够在作战中改变“势”，使得“势”成为有利于我军作战的态势，能够让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刘伯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同强大之敌打仗，要像毛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

在这一点上，刘伯承还很强调诡诈之道。他认为：“军事行动中要秘密要诡诈。”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便利用这一军事思想，采用“吸打敌援”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了长生口之战、神头岭之战和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

在长生口之战中，刘伯承命令我军两个团的兵力埋伏在长生口一带，同时他又让另外一个团攻打旧关，并交代通信连一定不要切断日军的电话线。

果然，战斗打响后，旧关的守军立即向驻扎在井陉的日军打去了求援电话，井陉的日军立即出动，而当他们行至长生口一带时，我军埋伏在这里的两个团随即发起袭击，使得日军遭受了巨大损失，狼狈逃窜，更不顾不得支援。

神头岭战斗中，刘伯承再次利用这一战术给了日军重创。

接连两次战斗，日军开始在邯长大道上增加兵力部署，尽管我军多次干扰、袭击日军的运输，但仍然没能起什么作用。

面对这一情况，师首长研究后决定伏击日军的运输车队，这次战斗由副师长徐先前指挥。经过侦察，我军决定在响堂铺附近设伏。

当时的抗日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是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期间，但国民党的大部分部队撤退到了黄河西岸，而蒋介石却向我党的部队下达了“不准一兵一卒渡过黄河”的命令。

表面上看，蒋介石的命令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要求我军继续在敌后开展抗日活动。但实际上，蒋介石是想将共产党的部队困在敌后，从而借日本人的手消灭我军。其用心险恶早已被我军察觉。

面对如此险恶的作战环境，我军毅然决定坚持敌后抗战。战斗前，徐向前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极大鼓舞了士气，他大声说道：

“同志们，我们不怕这个！我们八路军早就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我们一定要保卫华北，保卫山西，这是华北的屋脊。我们的担子很重。我们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去影响和帮助友军打游击。”

在我军的密切配合和指挥命令的正确下达后，响堂铺伏击作战取得了胜利，我军不仅缴获了大批作战物资，补充了战斗力，而且还歼灭了400多名日军，使得日军的运输车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当日军恼羞成怒出动战机在响堂铺地区投下炸弹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作战部队早已安全撤离了。

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刘伯承始终坚持“伐谋”和“伐交”并举，既强调军事打击，又重视从政治上瓦解。刘伯承说道：

“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子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火呢？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也会打败仗。”

1945年11月，在国民党军高树勋起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军从政治上瓦解国民党军的第一个重大突破。

1901年11月，徐向前出生在山西五台永安村，1924年，23岁的徐向前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自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我党的根据地刚刚建立时，由于敌强我弱，如果正面对抗必然讨不到便宜，一不小心还会把自己折进去。

于是，徐向前便采用“跑圈”的办法与敌人兜圈子，一会出现在南边，一会又到了北边，敌人根本找不到我军。而在敌军松懈、疲惫不堪时，徐向前又找到敌人弱点，主动发起攻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徐向前曾说，这样的战术是被逼出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牺牲换来的宝贵财富。

土地革命时期，徐向前已经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在红四方面向西转移的过程中，徐向前指挥部队历经千难万险，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战胜了极端环境带来的挑战，成功进入了北川，并有了新的战略构想。

1948年，徐向前又想出了“土行孙战法”成功拿下临汾城。

临汾是一处军事重镇，这里是国共两党的军事必争之地。但临汾城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兵力强大，大约有2.5万人。

相比于国民党在临汾城内的守军，徐向前不仅在兵力上处于劣势，而且还缺乏重武器，加之徐向前率领的部队更擅长于游击作战，在攻坚战上缺乏经验，但攻打临汾又不适用游击战。因此，想要采用常规作战跟国民党军硬碰硬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徐向前并没有放弃，他甚至立誓“不打下临汾不回家”。

随后，徐向前便决定通过挖坑道的办法攻打临汾。国民党守军发现后，便开始不择手段侦察解放军挖的坑道的位置，进行了一系列“反坑道战”。

最终，战士们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先后挖出了15条爆破坑道，还有40多条没用的坑道用来掩人耳目。在我军上下团结一心的努力下，徐向前率领部队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称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来华访问，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谈话中，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在淮海战役中用兵如神，是高明的军事家。”

毛主席听后，却笑着说道：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提起粟裕，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能打仗”。的确，在我军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粟裕多次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迹。

毫无疑问，粟裕是从士兵逐渐成长起来的一名统帅。南昌起义时，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学兵，此后，在五次反“围剿”、长征、江南三年游击作战、抗日战争期间，粟裕渐渐打出了名气，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眼中。而真正让他扬名海内外的当属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

经过多年的军事战斗，粟裕既在游击战术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外，又十分擅长大兵团作战。中央领导在给粟裕下达作战任务时，总是希望他能够实施大兵团作战，这自然是因为对他能力的信任。

1947年5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45万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

此前，根据我军在作战中常用的战略战术，一般是“先打弱，后打强”。然而，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果断作出了突破，决定对敌人的精锐之师下手，采用“猛虎掏心”的战术，歼灭整编第74师。

最终，我军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不仅挫败了国民党企图进攻山东的企图，而且对国民党内部造成极大的震动。

无论是之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还是之后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都是由粟裕负责指挥的典型的大兵团作战，能够调配如此大规模的部队配合作战，足以看出粟裕卓越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除了大兵团作战外，粟裕在游击作战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这跟他在南方三年游击作战的经历有关。

游击作战时期，粟裕采用最多的作战方式便是袭击，尤其是袭击敌人的后方，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兵力薄弱，还有一方面便是为了给部队添加补给。

要想开展游击作战，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尤其要重视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因此，粟裕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彭德怀打仗勇猛顽强，林彪指挥作战时细致入微，十分谨慎，刘伯承指挥作战时则能够掌握最好的作战时机，徐向前则擅长打恶仗、硬仗，没有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而粟裕则敢打险仗，十分大胆。

不同的将领在指挥作战时有着不同的个人风格，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正因为有了无数像他们一样前赴后继的将领、战士，才有了新中国。

来源：《党史博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华英才》半月刊、太行英雄网、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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