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因鞋面反光片被诬告偷拍男子起诉获立案了。当事人何先生称，被告人是两位女士，案由系一般人格权纠纷，在维权过程中曾因证据不足和管辖权等原因，第一次递交诉讼请求后被法院驳回，最后拿到了证人证言才得以在成都的另一法院立案。

有必要说明的是，何先生之所以强调“我会将维权进行到底”，主要在于诬告他偷拍的两位女士让他经历了一次大型社死：两位女士让他靠着地铁电梯口附近的墙，脱掉鞋子、脱掉袜子进行检查。最关键是当时民警为他澄清后，其中一位女士还是拒不道歉，而且两位女士之后从来没联系过何先生。

一定程度上，根据何先生接受媒体时对偷拍的看法，他应该也不是为起诉而起诉，十之八九是被气到了、被逼急了。何先生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种怀疑是允许的，因为偷拍这个事情确实是存在，但人也不能太过自私。如果我诬陷了她们，会对她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换言之，如果当时两位女士知道自己搞错了，不仅当面给何先生道歉，还公开给何先生道歉，甚至考虑到对何先生的不良影响，给予适当的赔偿，估计这事当时就了结了。可事情气就气在两位女士只讲自己的道理，不管别人的利益，以至于把受害者何先生逼急了，自然是躲不过被诉的结局。

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舆论层面持续跟进，一方面在于偷拍确实频发于公共场所，另一方面在于反偷拍即便是正当的，但是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在搞错的情况下，作为指控者该如何面对被诬告者。毕竟这不只是被诬告者死磕到底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反偷拍的问题。

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搞错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指控者说明情况，当面道歉后再公开道歉，把对被诬告者的负面影响消除了，估计没有人会因为这种事情闹个没完没了。毕竟大家都有正事干，谁没事把这种事情当回事去死磕到底。

所以有人强调，这是厌女群体开始反向“猎巫”，只能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以正视听。要知道，这不是性别立场的问题，就是女性对女性的诬告，男性对男性的诬告，也是很糟糕的事情。而放到性别立场上，如果连基本的是非也不管了，那么只会让性别立场更难站住。

因此，因鞋面反光片被诬告偷拍男子起诉获立案，非但跟厌女群体反向“猎巫”毫无关系，反而是消解极化性别立场的一种法治实践。毕竟从道德实践上讲，很容易陷入“我弱我有理”的和稀泥困境。这在过去我们已经尝到苦果。

并且这种苦果不只是男性被诬告的问题，还有女性被质疑动机的问题。平心而论，明明偷拍行为是男女共愤的事情，到头来却被演变成男女对立的问题，这种扭曲的异化局面，属实是让人感到很无力。

不得不说，何先生的死磕不仅对于自身维权很重要，对于普遍的维权也是一种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对于看起来可轻可重的道德指控，这是一次很好的维权示范。因为只有死磕到底成为日常，那么诬告行为才可能得到遏制。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会打击反偷拍的积极性。是的，这样确实会让反偷拍行为走向谨小慎微。但是不要忘了，偷拍能毁掉一个人，偷拍指控也会。所以我们不能为了反偷拍，就让一部分人陷入偷拍指控的无力中。因为从维权角度讲，二者是无差别的。

另外，对于一些小仙女来讲，或许只有通过起诉才能让她们知道维权是咋样一回事，知道犯错需要道歉。否则越是对她们纵容，她们越可能干出更荒唐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荒唐人是荒唐事惯出来的。所以只有减少荒唐事，才可能减少荒唐人。

就比如在“大叔被疑偷拍自证清白后仍遭女子曝光”事件中，那句戳人心肺的话：“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去维权吗？”不知道这般刁蛮逻辑是怎么得出的。所以只希望通过“我的权益受到侵害就要维权到底”的死磕逻辑告诉小仙女们，人证言证都在，不怕你们逻辑荒唐，就看你们嘴还能硬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