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伊丝》《植物学通信》等。
卢梭出身于瑞士日内瓦的一贫苦家庭，当过学徒、仆役、私人秘书、乐谱抄写员。一生颠沛流离，备历艰辛。1749年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一文而闻名。1762年因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而遭法国当局的追捕，避居瑞士、普鲁士、英国，1778年在巴黎逝世。
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
第二部分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传到希腊，说世上的种种科学都是由一个与人类的安谧为敌的神创造的。科学是在埃及诞生的，而埃及人自己对科学又是怎样看法的呢？他们曾仔细研究过产生科学的根源。的确，无论是查遍世界的编年史，还是通过哲学的理论研究来推论难以确定的史事，都找不到人类的知识有一个表明人类喜欢研究科学的起因。天文学诞生于人的迷信，雄辩术是由于人们的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产生的，数学产生于人们的贪心，物理学是由于某种好奇心引发的。所有这一切，甚至连道德本身，都是由人的骄傲心产生的。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都是由于我们的种种坏思想产生的；如果他们是由于我们的好思想产生的话，我们对它们的好处就不这样怀疑了。
它们的产生是缺乏正当的理由的，这一点，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它们的目的，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滋生艺术的奢侈之风，艺术对我们有何用处？如果没有人间不平之事，我们为什么要精研法律？如果没有暴君、战争和阴谋家，我们为什么要撰写史书？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每个人都只专注于尽人的天职和满足于自然的需要，时时为祖国、穷苦的人们和朋友效力，他为什么要成天去苦苦思索呢？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死也要死在那口深藏着真理的水井的井边吗？单单想到这一点，就足以使一切想通过哲学的研究而求知的人刚迈出第一步就往后退了。
在科学探索中，要遇到多少危险啊！要误入多少歧途啊！要经过多少错误，才能达到真理啊！而错误给人们造成的危害，比真理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大千百倍。这种得不偿失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造成谬误的原因有无数种，而真理存在的方式只有一种。何况谁是在真诚寻求真理？而且，即使他怀有真心，我们又凭什么标志去识别他的真心？在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看法中，我们拿哪一种看法作标准去评判其他的看法呢？而最困难的是：即使我们幸而最后发现了真理，在我们当中谁知道该怎样好好地应用它呢？
如果说我们的各门科学想达到的目的是虚妄的，那么，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则是很危险的。科学产生于人的闲逸，它们反过来又助长人的闲逸。它们对社会必然造成的第一个危害，是无法弥补的时间的损失。在政治上，同在道德上一样，不做好事就是一大罪过，因此，凡是没有用处的公民都应当被认为是有害的人。大哲学家们啊，由于你们的研究工作，我们才知道物体是按什么比率在空间互相吸引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行星是按什么关系在相同的时间里在太空运行？什么样的曲线有交叉点、拐折点和歧点？人类怎么会把万物都看作是神？灵魂和肉体之间怎么会虽不相沟通而又能像两个时钟那样互相符合？什么星球上可以住人？什么昆虫的繁殖方式是非常奇特的？大哲学家们啊，我们是从你们手中学到许多深奥的知识的，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为人所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现在，回过头来谈你们的业绩。请你们想一想：连你们学者当中最有知识的学者和公民当中最好的公民所完成的那些业绩对我们的用处都如此的微乎其微，那么，对于那一群空耗国家钱财的不入流的作家与游手好闲的文人，我们应当怎样评说呢？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他们游手好闲，成天什么事也不干吗？但愿上帝让他们真的成天晃晃荡荡什么事也不干才好呢。这样，风俗反而会更加良好，社会反而会更加安宁。然而这帮爱摇唇鼓舌的人却到处乱窜，到处宣扬他们荒唐的奇谈怪论，破坏人们的信仰的基础，败坏人们的道德。他们轻蔑地嘲笑祖国和宗教这两个古老的名称；他们把他们的才能和哲学全都用来摧毁和败坏人类当中最神圣的事物。这倒不是他们从心底里仇恨道德和我们的信条，而是由于他们一心想与公众的舆论为敌。因此，若想使他们重新回到神的祭坛前，只需把他们赶到无神论者那里去就行了。唉，爱自我标榜的人呀，你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浪费时间固然是一大罪过，而文学和艺术造成的祸害，比浪费时间的罪过还大得多。奢侈就是如此。同文学与艺术一样，奢侈也是产生于人的闲逸和虚荣。没有科学和艺术，奢侈之风就很难盛行；而没有奢侈之风，科学和艺术也无由发展。我知道有一位爱发怪论的哲学家否认各个时代的史实，胡说什么奢侈可以使国家兴旺繁荣。不过，尽管他忘记了古往今来的禁止奢侈的法律，但他敢否认良风美俗是帝国长存必备的主要条件吗？他敢否认奢侈是与良风美俗背道而驰的吗？说奢侈是财富明确无误的标志，说它甚至可以使财富成倍地增加，请问：“从这个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产生的奇怪论调中，将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为了发财致富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话，道德将变成什么样子？”古代的政治家历来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要保持良好的风尚与道德的，而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却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和追逐金钱。一位政治家说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价值只相当于他在阿尔及尔卖身的价钱；另一个政治家则按照这个说法一算，发现在有些国家一个人却一文不值，而且，在另外一些国家里，一个人的身价比一文不值还要贱。他们像对牲口估价那样估算人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对国家的价值，仅相当于他自己的消费。因此，一个西巴里人可以抵三十个拉栖代梦人。请大家猜一猜，在斯巴达和西巴里这两个共和国中，哪一个被一小撮农夫所征服？哪一个使亚洲人闻风丧胆？
居鲁士的王国是被一个比波斯最小的省的省督还穷得多的君主的三万人征服的。塞种人尽管是各民族中最穷的民族，但却能抵御天下最强大的君王。两个著名的共和国争夺世界，一个特富，一个很穷，结果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搜刮一空之后，自己却被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财富”为何物的人所消灭。法兰克人之能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之能战胜英格兰人，不是靠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有那么一群其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穷山民，在挫败了奥地利人的锐气之后，又打垮了使全欧洲的君王都感到害怕的既富且强的勃艮第王朝。最后，查理第五的继承人尽管又强大又聪明，而且有印度群岛的财富做后盾，但最终竟被一小撮捕鲱鱼的渔夫打得全军覆没。但愿当今的政治家放下手中的算盘，仔细想一想这些事例。但愿他们认识到：金钱固然可以买到一切，但却不能培养风尚与公民。
然则，奢侈问题究竟涉及什么问题呢？它涉及帝国的命运，即：是让帝国烜赫而短暂呢，还是使帝国有德而长久？我说烜赫，烜赫什么呢？讲究排场与讲求诚实，这两种追求是不可能同时并存在正直的人的心中的。被许许多多无益之事败坏了的心，是不可能上进到去追求伟大的目标的。即使它有这种力量，它也无此勇气。
每个艺术家都喜欢受人吹捧。受到他同时代的人的称赞：在他所得到的报偿中这是最珍贵的报偿。不过，如果不幸在他所生活的民族和时代里，闻名一时的学者竟让一群轻浮的年轻人左右着他的文风，人们在那些践踏他们的自由的暴君的淫威下竟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追求，男人只敢赞美女人的娇柔，杰出的诗剧被人遗忘，美好的音乐遭人鄙弃；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样去博得人们的称赞的呢？各位先生，他是怎样做的呢？他只好把他的天才降低到他那个时代的水平；他宁肯作一些在他活着的时候受人喜欢的平庸的作品，而不愿意作只有在他死后很久才享盛名的好作品。大名鼎鼎的阿鲁埃，请你告诉我，为了故作风雅，你牺牲了多少强壮有力的美？为了炫耀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所能表现的风流才华，你少写了多少伟大的作品？
奢侈之风一盛行，必然会败坏风尚；风尚一败坏，又必然会败坏人们的审美力。如果在才俊之士中间有一个心灵坚毅的人拒不趋时媚俗，不愿制造无聊的作品来玷污他自己，那他就必然会遭到不幸！他将贫困而死，被人遗忘的。但愿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番话，只是一种揣测，而不是确有其事。卡尔啊，皮埃尔啊，你们手中的笔是用来画装点我们圣殿威严景象的圣洁的画像的，现在世风日下，你们赶快把笔放下，否则，它就会被滥用去给小马车的车厢上画淫画的。还有你庇加尔，可与普拉西泰理斯和斐狄阿斯一比高低的庇加尔，你手中的凿子古人是用来雕刻神像的（见到这些神像，就可使我们原谅他们的偶像崇拜），如今，无与伦比的庇加尔啊，你的手只好去捏制大肚子的丑泥人了，或者就让它闲着什么事也不做吧。
一提到风俗，我们便不能不欣然想起古时的纯朴景象。那出自大自然之手的湖岸风光之美，真是赏心悦目，观之令人流连忘返。那时候，诚朴有德的人们喜欢请神明来见证他们的所作所为，同他们住在同一间小屋里。如今，人变邪恶了，不愿意看见这些妨碍他们行事的旁观者了，就把神打发到漂亮的庙宇里。后来，人们又把神赶出庙宇，由他们自己去住。如今的神庙已经同公民的住宅没有多大区别了。眼下，世风的堕落已经到了极点；我们可以这么说，神如今是被放置在大人物的豪宅的大理石门柱上的，是雕刻在哥林多式的柱子上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把坏事做到头了。
当生活中的享受愈来愈多，艺术一天比一天完美，奢侈之风到处蔓延的时候，人的勇敢精神便消磨了，军中的士气便瓦解了。这一切，都是人们在阴暗的实验室搞科学和艺术所产生的结果。当哥特人在希腊到处掳掠的时候，所有的图书馆之所以一座也没有被焚烧，是由于有一个哥特人提出：把图书馆留给敌人，使他们成天懒洋洋地坐在图书馆看书，从而荒废他们的军事操练。查理八世几乎是兵不血刃便占领了托斯堪尼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他的臣子们都认为这么出乎意料的顺利，完全是由于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都喜欢使自己成为精通工艺的艺术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不愿意当勇猛好斗的战士。的确，正如那个评述这两件史事的眼光深邃的人所说的：所有这些事例告诉我们，无论在军事上和其他类似的事情上，科学研究是只会削弱人的勇气而不会鼓舞人的勇气的。
罗马人承认：随着他们开始喜爱绘画、雕刻和金银器皿与精研工艺之时起，他们骁勇善战的气概便逐渐消失。这个泱泱大国似乎注定要成为其他民族的前车之鉴，因为，自从梅迪奇家族兴起和文艺复兴之后，意大利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威名便再次甚或永远付诸东流了。
古希腊的那几个以制度优良著称的共和国，都曾明令禁止它们的公民从事坐在屋子里悠悠闲闲工作的职业，因为那是有伤身体和消磨志气的。请大家想一想：那些稍有一点儿需要未满足，遇到一点点艰苦便往后退的人，能忍受饥渴、不怕劳累和不怕死亡吗？从来没有干过艰苦活儿的士兵，有承担艰苦工作的勇气吗？在那些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的军官率领下，士兵们有力气急行军吗？尽管有一些训练有素的现代士兵也很勇敢，但他们的那一点点儿勇敢的表现，也否定不了我在上面发表的看法。有些人向我夸赞这些士兵在某天某天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但人们没有告诉我：那些士兵是否能承受过度的劳累和抵御严冬与酷暑的来临。只要稍稍有一点儿烈日或风雪，只要稍稍缺乏某些小小的东西，用不了几天工夫，我们最精锐的部队就会士气低沉，完全丧失战斗力。勇猛无畏的战士啊！请让我告诉你们很少听人说起的真实故事。你们很勇敢，这我知道。如果在汉尼拔的率领下，你们在坎尼和特拉西门尼斯是能打胜仗的；如果在恺撒的率领下，你们是能渡过鲁比贡河去攻占罗马的。然而，当年第一个翻越阿尔卑斯的那位将军的部下，如果是你们，那他是成就不了这一伟业的；那位征服你们祖先的将军率领的，如果是你们这样的士兵，那他是不可能获此战功的。
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军们必须有一套高于打赢某一战役的战略才能。能勇敢上战场的人，也不见得就不是一个蹩脚的军官；对士兵来说，多一点耐力和毅力，也许比猛冲猛打更需要，因为猛冲猛打并不保证不死亡。对国家来说，军队是被酷暑或严寒致死，还是被敌人消灭，这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搞科学研究对士兵的勇敢精神是有害的话，它对道德的提高就更不利了。从我们童年时候起，人们就拿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来教我们，虽把我们教得外表上看起来很机灵，但却败坏了我们的判断能力。我发现，人们到处都不惜花费巨额的金钱修建规模庞大的学校来教育青年；学校里什么东西都教，就唯独不教他们做人的天职。你们的孩子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却能说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会作一些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祖国”这个亲爱的名词，他们充耳不闻。虽说他们也曾听人谈起过上帝，但不是为了使他们敬畏上帝，而是为了使他们对上帝感到恐惧。有一位贤者说：让我的学生把时间都用去玩网球，这样，至少他的身体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我当然知道应当让孩子们经常运动；对他们来说，懒闲是最有害的。然则，应该教他们学什么呢？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的看法是：他们应当学习的，是他们成人之后应该做的事，而不要去学那些他们应该忘记的东西。
在我们的花园里安放了许多雕像，在走廊里挂了许多绘画。你们对这些用来让公众观赏的艺术杰作持什么看法？你们以为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吗？或者，是以其德行为祖国争光的伟大人物吗？不是。他们都是一些心灵和理智十分乖张的人物，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而从古代的神话故事中精挑细选选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是为了使孩子们先看一看这些恶行的榜样，然后才开始识字读书。
这一切荒谬的做法，如果不是由于人的才能的差异和道德的败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罪恶的不平等所导致的，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最明显的后果，而且是一切后果之中最危险的后果。如今，对于一个人，不问他是否正直，而只问他是否有才华；对于一本书，不看它是否有用，而只看它是否写得好。对于有才的人，我们滥加奖励；而对于有德的人，我们却一点也不尊敬。对于夸夸其谈的话，我们给以千百种赏赐，而对于美好的德行，却一种奖励也没有。请各位先生告诉我：荣获这所学院奖赏的最好的论文所得到的荣誉，能和建立这个奖项的崇高宗旨相比吗？
贤者是不追逐利禄的，但他对荣誉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当他看见“荣誉”被人们如此滥加给予，他的精神（他的精神只要稍加鼓励，就能激发起来对社会产生良好作用的）就会消沉、一蹶不振。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这种现象愈来愈严重。我们有许多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但就是没有公民。如果还有的话，他们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一生贫困，被人轻视。那些向我们提供粮食并向我们的孩子提供牛奶的人的处境，就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就是如此。
不过，我也承认，这种糟糕的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上天早已做了安排：他在各种毒草旁边种了解毒的药草，在各种凶恶的动物的身体中放了能医治它们给人造成的伤害的药；同样，上天也教导各国的君主（他们是传播上天教导的使者）模仿他的智慧。他让那位年年都将获得新的光辉成就的伟大君王也要像他那样行事：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中虽建立了那些拥有有害人类的知识的著名的学院，但要督促它们倡导美好的风尚和维护风俗的纯洁，并严格要求它们接纳的成员务必身体力行。
这些高尚的学院，得到了那位君王的贤明的继承者的大力支持，并为欧洲各国的君王所仿效，因此，它们至少可以成为文人学士们的一种约束。因为，既然他们都渴望获得进入这些学院的荣誉，那他们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他们有益的作品和无可指摘的端方行为证明他们配享这份荣誉。凡是对优秀的文学作品设置奖项的学院，都应当选择足以在公民们的心中激起对道德热爱的题材，从而表明这些学院本身就是热爱道德的，让人民有此难得的机会欣然看到这些博学的学院不仅致力于对人类传播有益的知识，而且还努力于对人们施行有益的教育。
人们对我提出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不反而再次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花那么多心思，表明有花那么多心思的必要；而对于并不存在的坏事，是用不着去寻求补救的办法的。目前的办法既然没有足够的效果，为什么还把它们当作良方呢？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使学者们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从人们采取的办法看，似乎是担心农夫太多而哲学家太少。我不想在这里贸然把农业和哲学加以比较，人们是不喜欢做这种比较的。我只想问一问：什么叫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的著作里讲了些什么？这些智慧之友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教益？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在广场上叫嚷：“到我这里来，只有我不骗人。”一听他们的话，人们岂不明白他们都是一群江湖骗子？一个说并不存在实体，一切都是表象；另一个说除了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实体，除了人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神；这个人说既没有善行，也没有恶行，善和恶都是虚妄的；那个人又说人是豺狼，他们互相残害已见惯不惊，成了平常事。各位哲学大师啊！把这些有益的东西拿去教你们的朋友和你们的孩子吧；教给他们，你们不久就会大有收获的，而我们也就不用担心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会成为你们这帮人的同伙了。
那些出类拔萃的大师，竟然是这么一种人！可他们生前却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无比敬重，死后还受到人们永远的怀念呢！他们教给我们的，竟是那么一些高深的学问，还要由我们一代又一代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异教徒的书虽充满了违背人类理智的荒唐语，但它们留下的东西，能与印刷术在《福音书》盛行的时代印制的那些可耻的著作相比吗？留基伯和狄阿格拉斯的亵渎宗教的著作，已经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那时，人们还没有发明可使人的荒谬作品永远长存的办法。然而，由于有了活版印刷术和它的广泛应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那一套危险的胡言乱语便可以永留后世了。让我们的祖先由于知识浅陋和性格粗犷而无法读懂的这类著名的著作流传四方，让它们在我们的子孙中随着那些散发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的腐朽气味的有害的作品到处流传，愿它们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一部记述我们的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和作用的可信的史书。如果他们能读到这本书，他们就不会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感到困惑了。只要他们不像我们这样荒唐，他们就会举着双手向天，怀着满腔的痛苦说：“全能的上帝啊，你手中掌握着人的心灵，快把我们从我们父辈的论调和害人的艺术中解救出来，把无知、天真和贫穷还给我们，只有它们才是唯一能使我们幸福和受到你的珍视的财富。”
既然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添任何东西，既然它们败坏了我们的风俗，而风俗的败坏又损害了我们的审美观的纯洁性，那么，我们对于那帮力图把阻止人们走近缪斯圣殿的困难通通扫除的肤浅的作家们，应持何种看法呢？人们须知，那些困难正是大自然为了考验努力求知的人是否真有毅力而设置的。对于那些轻率地打开科学的大门，把一群不适宜于接触科学的一般民众引进科学圣殿的编著者们，我们应怎样看待呢？对于那些在文学事业上不可能有大发展的人，在他们刚一向这个领域的大门迈步时，我们对他们就应当加以劝阻，劝他们去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技艺。一个终其一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诗人或二流数学家的人，如果改行去织布，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大纺织家。大自然认定要收其为徒的人，是不需要老师的。弗鲁冷、笛卡尔和牛顿这样一些人类的导师，是从未有过老师的。哪个老师能指导他们达到他们巨大的天才所达到的高度？一般的老师将把他们的能力束缚在老师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从而扼杀他们的天才。正是由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才学会了如何加倍努力，超越他们所经过的广大领域。
如果说一定要有某些人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的话，那也只能让这样一些人：他们必须自信有能力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并最后超过前人。能为人类才能的伟业树立丰碑的，就是这样一些少数人。的确，如果人们不希望有任何东西超越他们的天才，那就不能指望有任何东西超越他们的希望。他们需要的唯一鼓舞就是如此。心灵总是不知不觉地与它追求的目的成比例的。有伟大的时势，才能成就伟大的人物。口若悬河、最擅雄辩的大师，要数罗马的那位执政官，而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就要数英国的那位掌玺大臣了。如果前者只是在某个大学里当一名教师，如果后者只是在某个学院里领一份微薄的薪水，请问：他们的成就能不受他们工作条件的影响吗？但愿各国的君王敞开胸怀，把最能向他们进献忠言的人纳入内阁，愿他们抛弃那些骄傲的大人物所持的旧偏见：认为领导人民比教导人民更难；好像要求人民自觉为善比用强力迫使他们为善更容易似的。但愿第一流的学者能在朝中找到一个光荣的位置。但愿他们只获得一份与他们的工作相称的报酬，即：由于他们以智慧启迪人民，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给予的报酬。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能检验由高尚的进取心所激发的并齐心协力为人类的福祉而工作的有道德和科学知识的学者与掌权的君主能做出些什么事情。但是，只要君主只顾他自己，学者们也只顾他们自己，则学者们便很少思考大事，君主则更少做好事，人民便依然是卑贱的、愚昧的和不幸的。
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上天并未赐予我们巨大的才能，也未让我们获得多么大的光荣，我们将安于我们默默无闻的境地。我们不会去追求我们无法得到的荣誉，何况在目前现实的情况下，对于那种得不偿失的荣誉，我们根本就不看在眼里，尽管我们有能力获得它。既然在我们自身能获得幸福，我们为什么要去求他人给予幸福呢？让别人去教育人民履行他们的天职，我们只努力尽我们自己的天职；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知道更多的东西。
道德啊！你是心灵纯朴的人所探讨的最崇高的科学，难道非要花许多力气并经过许多过程才能寻到你吗？你的原则不是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吗？不是只需反躬自问，并在欲望沉静的时候倾听良心的声音，就能知道你的法则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让我们满足于懂得这门哲学。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在文学领域里永垂不朽的名人的荣耀。让我们和他们之间像古时的两个伟大的民族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区别：让他们去研究怎样说话才漂亮，让我们研究怎样做事才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