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2年9月的一个夜晚，人民大会堂内灯火通明。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总理刚刚发表了一番充满诚意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然而，当田中角荣起身致答谢词时，一个看似普通的用词却令现场气氛陡然转冷。周总理的眉头微皱，脸上的笑容也淡了几分。这个措辞失当的错误，不仅影响了当晚的宴会氛围，更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微妙的外交互动。几天后，当田中角荣觐见毛主席时，他收到了一份意味深长的赠礼。这本看似普通的书籍，却暗含着中国领导人对这次外交失误的态度。到底是哪七个字让这场历史性的访问蒙上了一层阴影？毛主席又为何要赠送这样一本特殊的书？
一、访华前的历史背景
1972年的春天，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让全世界为之瞩目。2月21日，尼克松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新中国。这次访问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更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连锁反应。
就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正式就座于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发表演说，宣告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一系列外交突破，让日本政坛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
6月中旬，在自民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刚刚当选的田中角荣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主张。他认为日本应当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不能让经济大国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这番表态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的日本国内对中国政策存在着严重分歧。以佐藤政府为代表的保守派仍然坚持对台政策，而以经济界为主的开明派则强烈要求改善对华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经济界利益的田中角荣击败了佐藤派的福田赳夫，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随后出任日本首相。
7月初，一个来自中国的间接信号传到了东京。中日贸易促进会的代表在与日方会谈时表示，中国方面愿意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探讨。这个消息立即得到田中角荣的重视。他随即指示外务省开始秘密接触中方代表。
8月下旬，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揭示了当时的微妙局势。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周恩来对到访的日本记者说：＂日本新政府如果愿意改善关系，中国的大门始终敞开着。＂这句话很快传回日本，成为田中角荣决定推进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9月初，经过多方斡旋，大平正芳作为田中角荣的特使秘密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双方就首相访华的具体安排达成了初步共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特意安排大平参观了颐和园，这个细节被日方解读为中国展现诚意的重要信号。
就这样，在短短三个月内，中日关系走完了此前二十多年都未能完成的转折。当田中角荣的专机准备起飞前往北京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次访问不仅将彻底改变中日关系，更将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抵京初期的友好互动
1972年9月25日下午两点整，一架涂着日本航空标志的专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第一位到访的日本首相专机，机上不仅有田中角荣一行，还包括了230名随行人员，其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各界代表。
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周恩来已经在舷梯旁等候。尽管当时天气晴朗，但秋风微寒，周总理仍然站在原地，并未因为专机晚到十分钟而显露丝毫不悦。当田中角荣走下舷梯时，周总理主动向前迎接，两人在舷梯下握手。这一幕被机场的摄影师永远定格，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标志性画面。
在欢迎仪式上，一个细节引起了日方随行人员的注意。中方特意安排了一支少年儿童队伍，他们手持中日两国国旗，向田中角荣一行挥手致意。这支队伍的出现，让现场气氛顿时变得温馨起来。
从机场到国宾馆的路上，北京市民自发在道路两旁迎接。当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广场上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但很快就切换成了一首日本民谣《樱花》。这个细节充分体现了中方在接待工作上的用心。
抵达国宾馆后，一个有趣的插曲发生了。工作人员引导田中角荣进入18号房间时，他发现室内不仅布置了传统的中式装饰，还特意摆放了一些日式物件。房间的书桌上，甚至还放着一本日文版的《红楼梦》。这些细节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安排的。
当天晚上的工作晚宴上，中方厨师特意准备了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日本口味的菜品。其中一道＂西湖醋鱼＂就是考虑到日本人爱吃鱼的习惯特意安排的。田中角荣对这道菜赞不绝口，连续添了两碗米饭。
晚宴期间，周总理与田中角荣就座谈的具体日程进行了商议。原本日方计划访问三天，但周总理建议延长至五天，以便安排更多实地考察和文化交流活动。田中角荣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了让日方代表团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中方还特意在国宾馆的会议室里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展示了建国以来的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了＂两弹一星＂的模型，以及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这个展览引起了日方代表团的极大兴趣，他们在参观时频频驻足拍照。
当天深夜，周总理召集外事部门开会，详细询问了接待工作的每个环节，并反复强调要把握好礼遇有加与不卑不亢的分寸。这次深夜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为第二天即将开始的正式会谈做好了充分准备。
三、意外事件与交流深化
9月25日的欢迎宴会本应是一个完美的外交场合，然而一个看似普通的用词却打破了现场的和谐氛围。当田中角荣在答谢词中提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贵国造成了麻烦＂时，整个会场的气氛骤然凝固。＂麻烦＂这个词的分量显然过于轻描淡写，与历史的沉重完全不相称。
第二天上午的会谈中，周恩来直接指出了这个用词的不妥。他拿出一本日语词典，向田中角荣详细解释了＂麻烦＂一词在中文语境下的含义。这种直接而不失礼节的交流方式，让日方代表团深感中国领导人的坦诚与智慧。
在随后的《中日联合声明》起草过程中，双方外交人员就措辞问题展开了多轮磋商。中方坚持使用＂侵略战争＂和＂重大损害＂等词汇，而日方则倾向于使用较为委婉的表述。经过反复协商，最终双方在用词上达成了共识，既保留了历史的严肃性，又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留下了空间。
为了缓和因用词争议带来的紧张气氛，中方特意安排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9月27日，田中角荣一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在参观过程中，故宫的专家详细介绍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当讲解员展示一件唐代传入日本的瓷器时，田中角荣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详细询问了相关历史细节。
在长城参观期间发生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当登上八达岭长城时，一位中国老者认出了田中角荣，主动上前与他握手。这位老者是一名抗战老兵，他用生涩的日语说：＂我们希望和平。＂这个突发的民间交流，让随行的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访问期间，中方还特意安排田中角荣参观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在参观过程中，一位年轻工人用流利的日语向田中角荣介绍了工厂的生产情况。这位工人是在中日邦交断绝期间自学的日语，他的出现让日方代表团感受到了中国民间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期待。
在起草《中日联合声明》的过程中，双方外交人员多次彻夜工作。有一次，当讨论进行到深夜时，周恩来突然来到谈判现场，给双方工作人员带来了夜宵。这个细节后来被日方外交官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称赞中国领导人的平易近人。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中方还特意组织了一场中日围棋对弈。中国棋手聂卫平与日本棋手武宫正树的对弈，吸引了两国代表团的关注。这场棋赛虽然最终以和棋告终，但象征性地展现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四、觐见毛主席的特殊礼遇
9月27日上午十点，田中角荣一行抵达中南海。这次觐见的地点选在了毛主席的书房，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安排。通常情况下，毛主席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国政要，而这次改在私人空间会见，显示出中方对这次会晤的特殊重视。
书房内的陈设引起了田中角荣的注意。靠墙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大量中日文书籍，其中既有《论语》《孟子》等中国典籍，也有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著作。房间正中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本日文版的《资治通鉴》，这本书后来被证实是毛主席特意安排摆放的。
会见开始时，毛主席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太师椅上，而是站起来迎接田中角荣。在寒暄过程中，毛主席用日语说了＂欢迎＂二字，这个细节立即引起了日方随行人员的惊讶。原来，毛主席在会见前特意向翻译学习了这个词的发音。
谈话中，毛主席提到了一个历史典故。他讲述了唐朝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中国的经历，以此说明中日文化交流由来已久。这个典故的选择颇具匠心，因为阿倍仲麻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者。
会谈进行到一半时，毛主席突然转身从书架上取出一本《战国策》，赠送给田中角荣。这本书的选择极具深意。《战国策》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外交智慧，其中既有合纵连横的策略，也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典范。
在谈及历史问题时，毛主席没有直接点明＂麻烦＂一词的不当，而是通过《战国策》中的一个故事，婉转地表达了对待历史应持有的态度。他提到了齐国大夫晏子评价过去的一段话：＂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种以史为鉴的表达方式，既指出了问题，又给足了对方面子。
会见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当话题转到两国的茶文化时，毛主席特意让工作人员泡了一壶龙井茶。他向田中角荣解释说，这种茶叶与日本的抹茶一样，都源自唐代的茶文化。这个看似随意的话题，实际上巧妙地将两国的文化渊源联系在了一起。
临别时，毛主席又赠送了一幅字画给田中角荣。这幅画是明代画家仇英的《三顾茅庐》，画的是诸葛亮三辞三请的故事。这个礼物的寓意很深：即使有过去的矛盾，只要诚心诚意，总能找到化解之道。
整个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远超原定的半小时时间。当田中角荣起身告辞时，毛主席亲自送到了书房门口。这个细节被日方记者拍下，成为了这次历史性访问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照片之一。
五、联合声明的最终确定
1972年9月29日凌晨三点，经过连续18个小时的谈判，《中日联合声明》终于完成了最后的修改。这份凝聚着双方智慧的文件，经历了多达12次的修改。在最后一轮谈判中，中日双方外交官员围绕着几个关键词的使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特别是在第三条关于历史问题的表述上，双方反复推敲每一个字的分量。日方代表原本坚持使用＂深刻反省＂的措辞，而中方则要求使用＂深刻省察＂。经过反复协商，最终采用了＂充分认识＂这一措辞，既保持了历史的严肃性，又为未来关系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在处理台湾问题的表述时，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引发了长达两小时的讨论。中方坚持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加上句号，而日方则倾向于使用逗号。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别，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声明的法律效力。最终，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采用了中方的标点方案。
文件定稿后，还发生了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当工作人员准备将文件送去打印时，周恩来特意叮嘱要使用相同的纸张。他指出，即便是纸张的选择也体现了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最终选用的是专门从上海定制的高级道林纸，这种纸张不仅质地上乘，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保存。
签字仪式定在9月29日上午十点，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个场地的选择也很有讲究，因为福建与日本隔海相望，象征着两国的地理联系。签字台上摆放的笔是特制的和平鸽钢笔，笔杆上镌刻着中日两国的传统纹样。
在签字仪式前，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原定的座次安排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但周恩来提出要按照两国国名的笔画数来安排。这个建议既符合东方文化的特点，又体现了平等原则。最终，中国代表坐在右侧，日本代表坐在左侧。
签字时使用的墨水也经过精心挑选。中方选用了一瓶上海产的蓝黑墨水，这种墨水的特点是书写流畅，而且颜色持久不褪。在签字过程中，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各自在两份文件上签字，然后互换文本复签，整个过程庄重而有序。
签字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立即着手准备文件的装订工作。装订时使用的是特制的丝绸封面，封面上的中日两国国徽是用金线刺绣的。这份装帧精美的文件后来被收藏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特藏室中。
当天下午，中日双方代表还进行了换文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双方互换了关于建立大使馆的外交照会。这些照会的用词经过仔细推敲，确保完全对等。每一份照会都配有中日双语译文，以防止日后出现任何解释上的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