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作者：含瑛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张爱玲与赖雅结婚后，生活的担子更重了。那么，在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为了维持正常生活，张爱玲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张爱玲的港台之行
张爱玲到美国之后，一直坚持创作，试图获得美国文学界的认可，但起初的成效却并不明显。
因此，张爱玲计划写一部英文小说《少帅》。《少帅》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为原型。张爱玲认为，这个题材可能会引起美国读者的兴趣。如果销量好，不仅能帮她在美国文坛获得一席之地，还能改善她和赖雅的经济状况。
为了写得更贴近历史，更能打动人，张爱玲决定去台湾，与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本人直接交流。她还计划去一趟香港，以获取更多的写作机会。
1961年夏天，张爱玲把自己去台湾和香港的计划告诉了赖雅，赖雅对张爱玲很依赖，不愿意她离家这么长时间，但最终赖雅被说服了。
赖雅搬去了华盛顿，投靠他和前妻的女儿霏丝，住在霏丝家附近的公寓里，张爱玲随即出发前往台北。
在台北接待张爱玲的，是张爱玲的朋友麦卡锡。1952年，张爱玲从大陆到香港后，曾经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书籍，当时新闻处的处长就是麦卡锡。后来张爱玲去美国，麦卡锡也是张爱玲的入境保证人。
麦卡锡当时在台北工作，对张爱玲的到来很欢迎。他和妻子特意设宴，为张爱玲接风洗尘，还邀请了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几个学生陪同，包括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人。
这些学生都热爱创作，正在一起办《现代文学》杂志，后来他们都成为了著名作家，也和张爱玲保持了多年友谊。
不过当年，他们还只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对张爱玲充满了崇拜之情。张爱玲平时不喜欢社交，任何一个场合，超过五个人她就会感到不安。但那次会面，据全程在场的麦卡锡说，和热情的青年学生们交谈时，张爱玲显得比较自在。
因为政治原因，张爱玲没有被台湾当局批准采访张学良，不过她抓住这次出行的机会，去了好几个地方考察。她还在青年学生王祯和的陪同下，去了他的家乡游玩，这是因为张爱玲对他以家乡为背景写的小说很感兴趣。
但正当张爱玲兴致勃勃地到处考察时，麦卡锡突然打电话给她，说赖雅又中风了。
听到这一消息，张爱玲以最快的方式赶回台北，得知赖雅已经被霏丝送进了华盛顿的一家医院，病情得到了控制。张爱玲内心充满烦忧，结束了台湾之行。不过，她没有立即飞回华盛顿，而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先去香港一趟。
去美国以后，张爱玲一直和香港文化界保持着联系，她的一部分收入，靠的就是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她计划去香港多写几个剧本，挣些钱，以备来日的不时之需。
张爱玲抵达香港后，先在好友宋淇家小住，不久后，她在附近的一间小公寓安顿下来，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写作中。
在短短五个月里，张爱玲写了好几个剧本。为了完成工作，早点回家去见赖雅，她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深夜，眼疾难以缓解，身体状况很糟糕。
并且，由于电影公司审核进度较慢，张爱玲往往不能及时拿到报酬，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她不得不向朋友宋淇借钱。
这种艰辛、窘迫的生活，让张爱玲的心情低落，再加上赖雅的不断催促，张爱玲决定提前返回美国。
赖雅过世
在香港度过了孤独、艰辛的五个多月，回到自己和丈夫的家里，张爱玲感到很安心。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寓，距离国会图书馆很近，两人都申请了图书馆的座位，平时都去那里工作。
在这个时候，张爱玲开始动笔写《少帅》。
由于这一时期，张爱玲和赖雅住在离霏丝家很近的地方，霏丝每周都邀请他们去家里用餐。
赖雅年纪大了，渴望享受天伦之乐，每次都欣然前往，去和霏丝的孩子们下棋、看棒球比赛。张爱玲则经常找理由推托，很少同行。
张爱玲本就不喜欢应酬，再加上她与霏丝年龄相近，又担着霏丝名义上的继母，难免感到尴尬。
不过，在照顾赖雅这件事上，张爱玲和霏丝都不遗余力。赖雅因为健康状况不好，经常需要打针、吃药，有时还得住院，两个人轮流照顾他，就能减轻彼此的负担。
这一时期，张爱玲依旧持续在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以此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1964年夏天，张爱玲合作的电影公司倒闭，她失去了这份收入。
但恰逢麦卡锡从台湾回到美国，他给张爱玲提供了一些翻译工作，以增加她的收入。
为了节省开销，张爱玲和赖雅搬到了更廉价的住所。在赖雅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完全瘫痪了，大小便失禁，张爱玲亲自照顾他，还要兼顾赚钱，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几乎走投无路的张爱玲，依靠朋友的帮忙，进入了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当时，她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不管我多照顾自己，体重还是在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
张爱玲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这次开口向朋友求助，说明她的境况确实非常糟糕了。
迈阿密大学提供住宿和一定的补贴，这让张爱玲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她安顿好之后，就将赖雅接到了身边。
在迈阿密大学的工作结束后，张爱玲受夏志清的推荐，去了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赖德克夫大学，做独立研究工作。张爱玲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着手将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
1967年10月，病入膏肓的赖雅离开了人世。张爱玲将赖雅的遗体火化后，把骨灰转交给霏丝并由她安葬。
在此之后，张爱玲就开始了独居生活，几乎处于隐居状态。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对张爱玲的作品再次重视起来，想拜访她的人很多，却几乎都被拒之门外。
自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后，唯一采访过张爱玲的记者，是《皇冠》杂志社的殷允芃。
当时，殷允芃为了采访张爱玲，多次给她写信和打电话，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殷允芃鼓起勇气去了张爱玲的公寓，把写给她的信塞进了公寓的门缝里。殷允芃等了一会儿，看到信被拿走了，这说明张爱玲在家。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记者会过去敲门，殷允芃却保持礼貌和克制，离开了。
正是这种礼貌，让张爱玲愿意接受殷允芃的采访。几天后，张爱玲主动给她打电话，两人约定了采访时间，在张爱玲家中见面。
在这次采访中，张爱玲敞开心扉聊了很多，包括生活方式的选择、写作的乐趣、对人生的看法等等。她对于目前的隐居生活很满意，解释道：“我很早就没了家庭，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
避世生活
殷允芃将这次的采访写成了文章，让对张爱玲感兴趣的读者们，了解了她生活的部分情形。
张爱玲二十多岁时，追求时髦，喜欢新奇的事物，讲究生活的品味，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装饰房间，都愿意花心思。后来这些年里，她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对生活的要求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比如，殷允芃去张爱玲的公寓拜访时，张爱玲煮了咖啡招待她，却没有给咖啡加糖的汤匙。张爱玲解释道：“对不起，汤匙都放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反正在这儿住不长久，搬来搬去，嫌麻烦。”
但事实上，她已经在那所公寓住了半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她来说，现在只有写作是最重要的事情，生活要越简单越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张爱玲的态度也是如此。港台兴起“张爱玲热”之后，曾有朋友问张爱玲，是否要去台湾生活。
张爱玲知道，台湾认识她的人多，想要与她结交的人也多，她又不愿意去交际，肯定会得罪人，因此搬去的可能性不大。
张爱玲在赖德克夫大学中国研究所的同事，对她的社交习惯也颇为熟悉。据说，当时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大家下班之后，她依旧留在那里工作。她几乎从来不和同事碰面，和助手陈少聪，也尽量避免打交道。
陈少聪与张爱玲用同一间办公室，两人的工位中间用薄板隔开，陈少聪坐在靠门的地方。起初，张爱玲每天到办公室，难免要和陈少聪打个照面，微笑或点头致意。
陈少聪感觉到，这种常规的应酬，对张爱玲来说是负担，因此，后来，张爱玲要来办公室时，她就及时躲开，等张爱玲进去后再回来。平时交流工作，陈少聪会趁张爱玲不在时，将自己整理出的资料放在她的办公桌上。
不过，张爱玲虽然不爱与人打交道，却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爱。她生病时，陈少聪去探望，把配好的草药放在她的门外，按完门铃后就离开了。几天后，张爱玲将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放在陈少聪的办公桌上，还用纸条写了“谢谢”。
张爱玲是个边界感分明的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愿意介入别人的生活，增加许多无谓的社交应酬。
这样的为人处事方式，让她看起来显得冷漠，不易亲近，但是，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她才能在繁杂的人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净之地，并集中经历去写作和做学术研究。
张爱玲的中年和晚年，日子过得非常单纯。对于声名和金钱，也不再像早些年为生计所迫时那样看重。
据说，有一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但她自己却完全不知道。
对于版税，她也不太计较。作家琼瑶的丈夫、皇冠出版社的老板平鑫涛，曾有意将张爱玲的作品改编为电视剧，跟她聊起版税，她回答说：“版权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吧。”
张爱玲还花了很多年时间去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研究著作《红楼梦魇》。对她来说，在人生的晚年，重读七八岁时就喜欢的作品，也算是一种独特的乐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