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读者后台发来一张清代铜元的图片，并问现在价值几何。御史曾不止一次说过，对于文物的鉴定和估值先来没有涉及，只能给大家提供关于历史方面的知识，因铜元此前没有介绍过，所以就重点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清代官方流通的货币主要是两种，一为银两，二为制钱，两者相辅相成。但是银两由于成色、重量等没有固定的衡量标准，各省所用之银两不一，这也导致了银两在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弊端。

嘉庆以后随着西方银元流入市场，因其具有标准化价值而被大众所认同，在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人们对银元的认可度极高，也喜欢用银元来交易。

道光十三年，江苏巡抚林则徐请奏铸造银元，但遭到道光帝的反对。直至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再请铸造银元事，并获得朝廷批准。此后，各省掀起了一股铸造银元热。

铜元的出现比银元略晚，光绪二十三年，御史陈其璋上奏，照银元例添造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的许可，并于光绪二十六年购买机器在广东试铸。

铜元的最初形制是仿照香港、澳门例并作出一些调整，正面刻有“光绪元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刻“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背面中刻龙纹，周围刻洋文，译为“广东一仙”。

铜元的含量为紫铜九十五分，白铅四分，点锡一分配合，重量为二钱，每百个铜元抵银元一元。可见，铜元最初的时候是对照银元比价铸造的。

第一批铜元使用的时间不长，至光绪三十年样板做了调整，将原先正面的“每百个换一元”的文字改为“每元当制钱十文”。

在流通过程证明，铜元比照制钱更具有实用性，不久朝廷将铜元规定为实币，对银元没有强制性的比价，对制钱却是官定十比一。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随着铜元的普遍流通，朝廷又增铸面额当一、当二、当五、当十、当二十，五种类型。不过民间使用最多、最认可的还是当十面额的铜元。

此外，当一、当二面额的铜元铸造量很少，只有广东、湖北、直隶三省开铸；当二十铜元主要在华北及湖北、江西等地区流通；至于当五的铜元流通量就更有限了。

物以稀为贵，从铸造量和存世量来看，清代铜元当属当五面额的最少，故御史认为当五的铜元应该最值钱，至于具体值多少钱，这就不在御史的专业范围之内了。

铜元各项新制度出炉以后，各省纷纷建立铸币局，据文献记载，从1900至1905年的六年内，全国共铸造铜元125亿枚，其中有三分之一出自湖北。

而根据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描述，数字还不止125亿枚，总数可能超过140亿枚以上。不管是哪一种统计，可以肯定，清末的铜元铸造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各省积极铸造铜元，实际上与铜元铸造有利可图不无关系。光绪三十一年户部就核算过，每铸一个铜元，就可获利二厘四毫有奇。还以湖北为例，每日的铸造量就多达100万枚以上，换算下来，湖北一省的年获利率就在77万两白银以上。

又，根据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称，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期间，广东全省共盈利471万有余。其他各省虽然盈利有多寡，但都从铸造铜元中分得一杯羹。

铜元数量的集聚膨胀，带来的结果自然是币值下降，为此朝廷不得不出台相关措施进行限制。

光绪三十一年，朝廷谕令各省限制铸造铜元的数量，大致在原先的基础上砍掉了一半。各省督抚对此自然不满，纷纷上奏请增铸造数量，度支部迫于压力，又重新拟定了各省铸造铜元的新数额。

此外，各省铸造局数量也过多，且铸造的铜元质量有好有坏，影响市场流通以及民众的认可度。且各省通过铸造铜元的获利部分，只是象征性地上缴一小部分给度支部（原户部改），这就使得朝廷无利可图。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光绪二十九年，上谕指出：“从来立国之道，端在理财用人，方今时局艰难，财用匮乏，国与民俱受其病。自非统盘筹划，因时制宜，安望财政日有起色。”

同年，朝廷提出建立造币总厂，银元与铜元统一由总厂铸造。至宣统二年，又出台了《造币厂章程》，更加细致、规范了各类铸造条例。

造币总厂设于天津，但因铸造数额过大，又在武昌、成都、云南、广州设立四处分厂。同时，总厂、分厂铸造的铜元重量、成色也整齐划一，如有不符合标准的，即回炉重铸。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大清朝便灭亡了，清政府整顿币制的新办法也没有实施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