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简称肝癌，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WH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肝细胞癌（HCC）每年新发病例为90.6万。我国人口占全球的18.4%，每年HCC新发病例达46.6万，占全球55.4%。
中国肝癌发病率及死亡率高，是我国第5位高发的恶性肿瘤和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在我国，原发性肝癌诊断时大多已处于局部晚期或已出现远处转移，进展期的5年生存率约为15%，而早期肝癌5年生存率约为75%，迄今为止，HCC的诊断主要依赖于影像学的诊断和血清中标志物，因此早期诊断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目前临床上常用HCC生物标记物
1．甲胎蛋白（AFP）：AFP是由卵黄囊和胚胎产生的一种糖蛋白，在胎儿出生后逐渐降至正常。在肝细胞发生癌变时，AFP再次升高。它是目前协助诊断HCC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在肝硬化患者中，以20ng/ml为cut-off值，诊断HCC各期的敏感性为41%～65% ，特异性为80%～94%。在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中，诊断小肝癌（直径＜2cm）的敏感性为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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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胎蛋白异质体-L3（AFP-L3）：实验发现，AFP与小扁豆素结合后，电泳呈现AFP-L1、AFP-L2和AFP-L3三个条带。AFP-L3仅由肿瘤细胞产生，诊断HCC的特异性高于AFP。研究报道，34.3% AFP正常的HCC患者确诊1年前即可出现AFP-L3异常，AFP-L3诊断肝细胞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48.3%和92.9%。
3．异常凝血酶原（DCP）：异常凝血酶原又称PIVKA Ⅱ ，于1984年首次在HCC患者中发现。在缺乏维生素K及γ-谷氨酰羧化酶的情况下，肝细胞不能合成正常的依赖维生素K的凝血因子，只能合成无凝血功能的DCP。相较于传统的标志物AFP，其诊断价值优于AFP（灵敏度为52.9%，特异度为93.3%），尤其是在小肝癌（直径＜3cm）的诊断中。我国《慢性乙肝防治指南》提出，DCP是诊断HCC的另一个重要指标，DCP与AFP产生的机制不同，两者无相关性，DCP与AFP联用，可进一步提高HCC的早期检出率。
4．高尔基蛋白-73（GP73）：GP73是上皮细胞特异性的跨膜蛋白，在病毒感染时GP73表达上调。在正常肝脏汇管区周围的胆管上皮细胞低表达，在大部分的正常肝细胞中不表达。我国一项多中心大规模研究发现，以8.5RU为cut-off值，GP73诊断HCC的敏感性为74.6% ，特异性为97.4% ，均高于AFP。在血清AFP水平<20ng/ml的早期HCC患者中，超过一半的患者GP73水平呈明显升高趋势间。对于早期HCC诊断，GP73相对于AFP来说具有十分不错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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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新型生物标志物
1．微小RNA（microRNA）检测：microRNA最早于1993年由Lee等人在线虫体内发现，其由20～25个核苷酸组成，为非编码RNA，在转录后水平调控目的基因的表达。microRNA作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已逐步引起临床重视。microRNA有多种，进行多项目组合检测可提高对HCC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
有研究资料显示，采用由7个microRNA: microR-21，microR-26a，microR-27a，microR-122，microR-192，microR-223和microR-801组成的试剂盒（microRNA7™）对1,812例临床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提示，该试剂盒诊断HC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76.48%和90.03%。但是由于检测便利性、成本、敏感性、特异性等问题，并未在临床广泛使用。
2．ctDNA：来源于肿瘤细胞的cfDNA被称为ctDNA。对ctDNA的定量及定性检测，能够精确地、实时地了解肿瘤的生物学特性，用于肿瘤诊断、药物治疗、疗效评估、复发监测及预后预测，在肿瘤精准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有学者对16篇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共纳入患者3744例，其中1852例为HCV-HCC，1892例为无HCC的HBV感染者。
结果显示ctDNA对HBV-HCC诊断的汇总敏感性、特异性和诊断OR分别为0.85[95%CI为（0.78，0.90）]、0.74[95%CI为（0.63，0.83）]和15.98 [95%CI为（10.65，23.99）]。研究认为，ctDNA检测对HCC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率，可以作为HBV相关HCC早期诊断中有希望的循环生物标志物。
3．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细胞（CTCs）是指进入到血液循环中的肿瘤细胞。肿瘤细胞不仅可以从实体瘤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入血，也可在形成可见实体瘤病灶之前入血。因此，CTCs检测有可能早于影像学发现或早于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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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CTCs捕获技术尚未成熟，容易造成漏检，且检测可重复性差，临床应用并不广泛。
早期HCC诊断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传统的肿瘤标志物如AFP、AFP-L3和DCP等不容易在体外降解，提取及检测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此类标志物既存在受其他疾病的影响，又无法对早期HCC进行病因分析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联合腹部超声作为常规早期筛查诊断手段。
而cfDNA、miRNA、IncRNAs等基于新型血液标志物的检查方法在灵敏度、特异度或稳定性方面仍需更多大规模人群验证，尚不能用作为单独手段使用，可作为个体化筛查、监测或诊断的补充，筛选出高危的早期/极早期肝癌患者。
合理地应用各种血液标志物是当前提高早期HCC检出率的关键，开发和普及更高灵敏度与特异度的血液标志物也是未来要解决的临床问题。
来源：河南医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