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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永元(89一104年)初年，北匈奴西迁，使鲜卑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2世纪中叶，威武勇健而足智多谋的鲜卑酋长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军事大联盟，从而将鲜卑的势力推向强盛的顶峰。

檀石槐领导下的部落军事大联盟，占有东至辽东、西迄天山这一广大地域，从而取代匈奴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鲜卑的强大不仅在于它占地辽阔，人口众多，拥兵10万，还在于它获得了大量汉地的精金良铁和汉人的筹谋策划。

安、顺、桓时期，因天灾人祸，北方诸郡有不少汉人流亡或逃亡到鲜卑地区，有的做了鲜卑上层的“谋主”，有的指导鲜卑人制造兵器铠楯，有的教鲜卑人学习汉文化，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鲜卑的全面发展和日益强盛。日益强大的鲜卑不仅压迫匈奴，役属辽东诸族，更以压倒之势南侵汉沿边诸郡。

延熹九年(166年)，鲜卑联合多种势力，数路进兵，从西部武威、张掖到北部上郡、雁门一带，全线出击东汉边郡。六月，鲜卑联合南匈奴与乌桓，分道入侵沿边九郡，杀掠吏民。七月，鲜卑又联合上郡沈氏羌与安定先零羌共同寇掠武威、张掖二郡。

桓帝令中郎将张奂率军出击鲜卑。战争结果，乌桓、匈奴皆缴械投降，唯有鲜卑桀骜不驯地出塞远去。

鲜卑的这一举动，使桓帝切实感受到朝廷在军事上已无力制约鲜卑，因而不得不在“笼络”上做控制鲜卑的文章。桓帝便遣使封檀石槐为王，并欲与其和亲。

檀石槐却一点不领情，很是傲慢地拒绝了堂堂汉朝的“封号”与“和亲”。

军事上制约无力，笼络政策也行不通，这表明东汉王朝处理与鲜卑矛盾的策略已经山穷水尽。

灵帝即位，面对的就是鲜卑对缘边诸郡的骚扰寇掠有增无减。

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内分为三部：

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馀，濊貊接壤，为东部，共二十多个邑；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共十多个邑；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共有二十多个邑。

灵帝时期，鲜卑从它们的三个基地有步骤地不断发起对汉边的掳掠。自建宁元年(168年)至熹平五年(176年)，八年之中，仅见于记载的就有：鲜卑六寇并州，四寇幽州，一寇凉州。

灵帝即位以来的内忧外患实在太多，东汉的国势又已经衰弱不堪，所以灵帝也就无力和无暇招架鲜卑的连年寇掠了。可是就在无法招架之时，灵帝竟遣师远征鲜卑。

灵帝熹平年间(172一177年)，鲜卑对汉边郡的寇掠已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熹平六年(177年)从春至秋的几个月中，鲜卑就寇边三十多次。如此频繁而肆无忌惮的寇掠表明，由于东汉王朝的衰弱与无能，致使鲜卑的贪欲恶性膨胀。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寇警声中，熹平六年(177年)，护乌桓校尉夏育呈上了请求出征鲜卑的书奏。

熹平三年(174年)，鲜卑入侵北地，当时任北地太守的夏育曾率兵击退入侵者。大概是受这一胜利的鼓舞，夏育不仅要求出征鲜卑，而且还信心十足地声称：“一冬二春，必能擒灭！”

夏育是否真有如此大的本事？

北方寇警迭传，虽然令灵帝心急如焚，但是夏育的临危请命却没能唤起灵帝的丝毫热情与积极反应。

灵帝心里有数，汉军已经远不是鲜卑的对手。他甚至很清楚，夏育的清命以及他“必胜”的信心，并非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而是武将胜利之后，欲进一步邀功的心态所致。在灵帝看来，熹平三年(174年)，夏育的胜利来得有点侥幸，因此它并说明不了什么。鲜卑虽刚刚在北地被击败，紧接着却又在并州劫掠开来。

大概就因为这些，灵帝没有允准夏育的请命。可是这次“出征鲜卑”，最终并没有以灵帝当初的意志为转移。

由于中常侍王甫的插手，“出征鲜卑”的问题陡然变得复杂起来。护羌校尉田晏因犯罪被判刑，不久遇赦免刑，其后便私自滯留京城，一直在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

田晏、夏育二人曾随段颎破灭诸羌。其间，他们相互配合默契，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当田晏获知夏育求命出征鲜卑的消息后，便认为与夏育一起出征，乃是最佳的“再起”机会。

于是，马上厚贿王甫，托他请求灵帝，给他出征的机会。贪婪无耻的王甫既然得了人家的厚贿，同时也乐得与宦官集团之外的其他势力多一点瓜葛，所以就不遗余力地为田晏的事周旋起来。没有材料表明，王甫到底使了什么手段，竟然使灵帝改变初衷，同意遣田晏、夏育并力出塞讨伐鲜卑。

出征鲜卑的消息一经传出，朝廷上下顿时为之哗然，文武百官几乎都反对出征鲜卑。灵帝不得不召集群臣，重议此事。

朝会上，议郎蔡邕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蔡邕首先分析了“出征”的可行性。他认为，西汉武帝时，在国富民强时出击匈奴，结果弄得“官民俱匮”，种种社会矛盾由此被激化；当今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而东汉王朝则“人财并乏”、“郡县盗贼尚不能禁”。这样的客观比较，表明“出征鲜卑”无疑是绝不可行的。

蔡邕还提醒灵帝，凡众人反对、疑惑的事情，圣明的君主是不会轻举妄动的。蔡邕既反对“出征鲜卑”，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鲜卑问题的建议，认为可以步汉元帝“罢珠崖”和战国时赵将“李牧守边”的后尘。

客观地讲，蔡邕的“守边”与“弃边”的建议，在当时都不可取。随周边民族的反叛、寇乱不断升级，东汉一代“弃边”之论也不时被提上朝廷的议事日程。可是一旦“弃边”，不仅会刺激周边民族节节进逼，而且还会遭到土著居民的强烈反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灵帝之前的各朝都不轻易实施“弃边”策。对付极富攻击性、劫掠性的鲜卑，当然就更不是“弃边”所能解决的。

至于赵将李牧的“守边”之术，鲜卑的强大已过匈奴，对汉人财富的欲望极为强烈，并且，行将衰亡的东汉王朝已经没有李牧那样的良将，这“边”怎边守？这一系列问题，灵帝心里应该很有数，所以他才不为蔡邕“守边”与“弃边”的建议所动。

然而，蔡邕否定“出征鲜卑”可行性的分析，则不无道理。鲜、汉关系的大势已甚为明朗，早在桓帝时期，朝廷在军事上就已经无力制约鲜卑，被动挨打已成定局。灵帝时期，双方关系不仅没出现任何有利于汉廷的积极变化，而且致使汉王朝在“无奈”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样的大势，就注定了远征鲜卑必然失败。如此明显的“时势”，灵帝曾经也是清楚的，否则当初他就不会拒绝夏育的“出征”请求。

可是，一个王甫，却弄得灵帝改变了自己在“鲜汉形势”上的正确判断，全然不顾众朝臣的反对，一意孤行地诏令远征鲜卑。

虽然无法明了中常侍王甫在“出征鲜卑”问题上具体怎样左右灵帝，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时宫廷的政治格局，极其有利于王甫左右灵帝。

熹平年间(172一177年)，也就是“诛杀勃海王悝”事件之后，宦官集团在宫中的地位大为巩固，其势力臻于鼎盛。正是这种政治格局，为王甫在军国要事上弄权提供了可靠保证。一个弄权宦官，就这样促成灵帝，将数万汉军毫无意义地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熹平六年(177年)秋，汉军兵分三路进击鲜卑。

灵帝任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出云中；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护匈奴中郎将臧旻出雁门。三将各率领万骑，出塞二千余里后方与鲜卑兵遭遇。檀石槐遂“命三部大人各率部逆战”。

汉军的整体素质本已大为下降，与骠悍善骑射的鲜卑兵相比，其劣势就更为明显。这一次，处劣势的汉军又平添了远涉万水千山的疲乏，而兵强马壮的鲜卑军却以逸待劳。秋日塞外的旷野中，两军当即交锋，鲜卑兵尽锐出战，汉军不堪一击，不到几个回合，即纷纷陈尸疆场。

汉军如此不堪一击，顿时令田晏等惊恐万状，仓惶之中，田、夏、臧三将各自率领数十骑拼命奔逃。汉军三路人马，十死七八，幸存的残骑数千，裹着塞外萧瑟的秋风，零零落落地奔回中原。

灵帝时期仅有的一次出击鲜卑，就这样以惨败告终。

以后的岁月里，鲜卑骚扰掳掠的阴云，更是密密匝匝地笼罩着汉廷沿边诸郡。光和年间(178-183年)，檀石槐死后，子弟相争，鲜卑的军事大联盟逐渐瓦解，由此，鲜卑对汉边的威胁才稍稍减轻。来自鲜卑的威胁虽然稍减，可乌桓又乘隙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

东汉初年，乌桓与鲜卑、匈奴连兵，在代郡以东各地骚扰寇掠，各郡百姓饱受蹂躏。受利害关系制约，乌桓与匈奴、鲜卑之间虽有联合，但也常常免不了矛盾和攻战。1世纪中叶，逐渐强大起来的鲜卑对乌桓构成了很大威胁，光武帝为了改变塞外诸部连兵寇边的局面，趁势以钱财笼络乌桓大人，并同意迫于鲜卑压力的乌桓从塞外移居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的障塞之内。

内附乌桓在社会组织方面，仍聚落而居，部落有自己的领地，各有酋长；在经济生活方式上，虽然在逐渐接受农耕生活，但这种发展变化十分缓慢，游牧在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由于这些特性，内附乌桓与塞外乌桓以及与匈奴、鲜卑千丝万缕的联系势必难以割断。所以东汉中期以后，内附乌桓又时常与鲜卑、南匈奴连成一气侵扰汉边。

灵帝时期，内附乌桓的强大者就更加不驯服了。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请求征发3000乌桓兵西讨羌胡，众多将领则以乌桓“兵寡”、“众弱”为由反对征发乌桓，朝廷不得不放弃征发乌桓兵。

其实内附乌桓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的确实到了“兵寡”、“众弱”的地步，但有的却势力强大。灵帝时，幽州乌桓部落繁盛，势力最为强大。当时，上谷乌桓已有9000余落；辽西乌桓有5000余落；辽东乌桓有1000余落；右北平乌桓亦有800余落，其首领皆称王。

上述四郡乌桓共有16000余落，达数十万之众。幽州乌桓不仅拥众数十万，而且战斗力也很强，史称其“勇健而多计策”。在东汉末年的汉吏叛乱和军阀割据中，幽州乌桓都起了重要作用。

既然如此，从中征发3000人马应该不成问题。那么，众朝臣为何皆声称乌桓“兵寡”、“众弱”？因为幽州乌桓人多势壮，衰弱不堪的朝廷已难以驾驭，所以一般不以幽州乌桓为征调对象。

四府商讨，百官朝议所涉及的征调范围，当限于那些因兵寡、众弱而比较驯服的内附乌桓。不久以后，灵帝迫于无奈征发3000乌桓精骑而引发一场大叛乱，就是朝廷已难以号令强大乌桓的绝好证明。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灵帝的天下一直处于大乱之中。

中平(184一189年)初，相继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威震西北及中原的羌胡联军大起义。黄巾军起义主力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其余部又很快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西北方面，在羌胡联军的凌厉攻势下，官军一直处于节节败退的劣势中。其他各地的反叛与起义也此起彼伏。朝纲更加暗乱，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争斗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汉吏对朝廷丧失了信心，不再对东汉王朝抱有任何希望。于是，他们有的投身于各地的反叛中，有的则在寻求发展自身实力的机会。

在官军的节节败退中，中平二年(185年)八月，迫不得已的朝廷从已经难以驾驭的幽州乌桓中征发3000精骑，西讨边章、韩遂。

中山相张纯，很是坚决地向总督西北军事的车骑将军请缨，欲率3000乌桓精骑西讨叛军。张纯的请缨不是出于保卫与拯救朝廷的忠诚，而是受个人野心驱使，欲同实力强大的乌桓结下某种联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王朝即将覆灭之际，身为汉吏的张纯一直在苦心寻求另外的出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张温并不欣赏张纯的主动请缨，而是以涿县令公孙瓒统帅3000精骑。

3000乌桓精骑虽然随汉将出征，可是在行军途中，因为军粮不足，“皆叛还本国”。对乌桓兵的临阵逃脱，汉王朝没有采取任何惩治行动。乌桓的不驯与反叛精神，以及朝廷的虚弱无能，在这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

受这一事件的刺激，张纯的政治野心迅速膨张起来，于是决定利用乌桓的反叛情绪和力量，来实现自己取汉而代之的抱负。

张纯明白，“取汉而代之”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决不可轻举妄动。

所以，张纯首先对天下大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以掂量“取代”时机是否成熟。

乌桓入塞以来，在明、章、和三世还显得较为“恭顺”，而近几十年中，乌桓总是在伺机骚扰、寇掠。现在天下动乱不已，焦头烂额的灵帝已无力控制局面，兵强马壮的乌桓既然敢于临阵叛逃，也肯定希望和敢于乘隙反叛、寇掠。不久前，京师洛阳有妇人产下一连头婴儿，这正是汉祚衰尽、天下当有两主的征兆。

这一系列的分析，促使张纯坚定不移地迈出了“取代”的第一步——寻找政治盟友。经他反复劝说，太山太守张举同意共率乌桓之众起兵，以定大业。

到了中平四年(187年)，欲共创“取代”大业的二张认为时机完全成熟，遂与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联盟，共同举兵反汉。北方的大地顿时卷起了反叛的风云。

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奉张举为“天子”，聚众十余万，在幽州与官军激战。叛军洗劫蓟中，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护乌桓校尉箕稠。一连串军事胜利之后，二张立即向各州县颁发诏令，声称张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紧接着，张纯又遣辽东乌桓大人率兵骑50000，寇掠冀、青等州，攻下清河、平原等郡。

叛军给灵帝带来的焦虑，以及叛臣公然称帝勾起的屈辱，犹如千万只毒蝎在无情地咬蜇着灵帝的心。万分焦虑而又怒不可遏的灵帝决心痛剿叛军，遂令公孙瓒与宗正刘虞率兵分路出征。

苦于兵力不足，灵帝只好诏发南匈奴出兵，协同刘虞征讨叛军。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前后，匈奴遭遇特大天灾，内部又因王位继承纷争不已，于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为了摆脱北匈奴的压迫与天灾的致命威胁，南匈奴主动归附东汉王朝，遂入塞居朔方、云中、五原、雁门、西河诸郡。东汉前期，南匈奴与东汉王朝基本上维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

东汉中期以后，因王朝统治日渐衰落，南匈奴也就不那么驯服了。2世纪中叶以来，南匈奴对汉边的寇掠、骚扰便时有发生。

汉廷与南匈奴关系虽然紧张，灵帝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双方关系。光和二年(179年)，中郎将张脩与南匈奴单于呼征发生冲突，张脩擅自斩杀了呼征。为了维护汉匈关系，灵帝竟将张脩处死。

自灵帝即位以来，南匈奴与汉朝还不曾有过大的摩擦。正因为如此，灵帝才自信征发匈奴当不成问题。单于羌渠获诏后，即遣左贤王率骑兵赴幽州。谁知这一发兵，又引发了南匈奴内部的一场大乱。南匈奴那些凯觎王位的贵族，利用臣民害怕单于无休止发兵的情绪，联合休屠各胡，拥众十余万，攻杀了单于羌渠。灵帝利用南匈奴剿杀叛军的计划遂成泡影。

因征发南匈奴兵未遂，灵帝的“痛剿”策略便因兵力不足而破产。为此，灵帝紧急召会群臣，重新商讨对策。

满朝文武建议改“痛剿”为“剿抚并举”，并一致认为，只有刘虞出使幽州招抚乌桓，才可以收到“不劳众而定”的效果。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以清廉著称，曾出任幽州刺史。在幽州任职期间，他不仅清正廉洁，而且又能妥善处理与乌桓、鲜卑的关系，所以很得民心。灵帝采纳众议，一方面以刘虞为幽州牧，前往幽州镇抚反叛乌桓；一方面令公孙瓒继续武力征讨叛军。

中平五年(187年)十一月，公孙瓒在辽东属国石门山击败叛军。一时间，叛军弃甲丢盔，落荒而逃。公孙瓒乘胜追击，孤军深入辽西管子城，被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围困。两军对峙二百余日。在风雪弥漫、天寒地冻之际，官军粮尽众溃，死者过半，叛军也迫于饥寒难耐而撤围远去。

值公孙瓒挫败叛军之际，幽州牧刘虞持节到任。刘虞到任后，即着手分化瓦解叛军。他一方面，“罢省屯兵，广务恩信”，以此向乌桓表示友善；另一方面又遣使离间张纯、张举与乌桓的联合，再三向蛸王等乌桓大人晓之以利害，声明朝廷只追究叛臣二张之罪，而对他们“朝恩宽弘，开许善路”。

乌桓部众对刘虞素有好感，况且他们在军事上已受挫败，所以乌桓大人便欣然接受了刘虞的劝告，纷纷遣部回归本营。接下来，刘虞立即悬赏购二张首级。陡然间，张纯、张举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弃妻丢子，仓惶逃向塞外。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张纯被其部下王政所杀，这次反叛才算平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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