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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中，吏治腐败是各种社会矛盾连锁发展的症结所在，所以灵帝也就试图从整饬吏治入手，来维持危如累卵的统治。可是灵帝面临的吏治腐败问题，岂是他一个人可能解决的？

因此，一个平平常常的灵帝无论如何也没能奏响吏治整顿与改革的凯歌，倒是给步履艰难的改革涂抹上几许苍白、灰暗的色彩。

熹平四年(175年)，灵帝诏令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不久，46幢石碑就立于太学门前。于是，四面八方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地涌向京师太学门前，争先恐后地观看这46幢石碑。

经过正定的儒家五经，竟全部镌刻在石碑之上！成百上千的后儒晚学来石碑前观看与摹写的盛况，连续数日不减。

那些聚集在石碑前的儒生、士子，一个个满带欣喜之色，他们似乎从石碑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从汉武帝创立新的选官制度以来，由地方察举推荐到中央的人才，以及学有所成的太学生，都必须通过规定的考试——策试，才能入仕任职。

考试由博士官主持，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由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腐败，和帝末年，策试中开始出现徇私舞弊的现象。策试时，身为主考官的博士，为了徇私情，有的不遵循经学本意，而凭自己的臆断来判定考试的优劣，有的甚至不惜对策试的内容穿凿附会。

随时间推移，策试场中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到灵帝时期，除策试场中固有的臆断和穿凿附会之外，还有人向主管典籍的兰台官吏行贿，让他们删定皇家图书馆所藏经典，以暗合行贿者策试的答案。

囿于当时的书写条件，再加上流传时间久远，经书文字本身也多谬误，这就为考场中的穿凿附会提供了可乘之机；儒家经典缺乏公诸于世的统一标准，这又为官吏篡改经书提供了可能。有鉴于此，统治集团的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奏请正定五经文字。

灵帝终于下决心要清除策试中的弊端，于是诏令蔡邕等人正定五经文字，全部刻石立于太学门前，经文异同，一律以石经为准。

经过正定的经书一颁布，策试中穿凿、篡改经书的弊端就失去了赖以滋生的条件。难怪那一个个渴望凭真才实学入仕的儒生、士子，都欣喜地以为“熹平石经”会带给他们希望。

“熹平石经”作为整伤选任制的举措，比较顺利地出台了，可是一涉及到具体的人或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熹平五年(176年)，灵帝诏令三公商议遣派八位特使监察州郡；紧接着，又诏令三公根据社会舆论举奏文武百官。由于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整饬吏治的措施，一时间，朝廷上下沸沸扬扬，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吏个个欢欣鼓舞，满以为朝政即将清明起来，而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却惶惶不可终日，以为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轰动一时的三公“议遣八使”和“谣言奏事”最后都不了了之。

虽然没有材料可以说明熹平五年(176年)，朝政中为什么会有上述大起大落的变化，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种变化中，窥测到灵帝求治的艰难性。

整饬吏治的任何一项政策或措施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的成与败，全凭它与大多数官吏的共同利益是否相一致。而当时的实际状况是，不要说一般官吏，就连职司监察的13州刺史及司隶校尉，也只有极少数人有“奉公疾奸之心”，绝大多数人皆为贪赃枉法之徒。

而对诸监察官的失职、枉法，三公府与尚书台都表示沉默。在吏治已全面败坏的大势下，灵帝任何整饬吏治的举措，都势必触及大多数在位者的既得利益，这就注定了整伤吏治的措施难以实施以及整体上的最终失败。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熹平中，郎中张文上书。陈述朝政得失，明确指出：

“敕正群邪，清审选举，退屏贪暴，…则（可）致太平，招休征矣。”

灵帝采纳了张文的建议，立即制诏说：

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虚至，灾必有缘。朕以不德，秉统未明，以招袄伪，将何以昭显宪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当夙夜，而各拱默，讫未有闻，将何以奉答天意，救宁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务消复之术，称朕意焉。

面临十分严重的蝗、旱灾，灵帝诏令公卿陈朝政得失，欲利用这一机会，促进吏治整饬。

这一次，灵帝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以致使一些人心里充满喜悦。

由于灵帝的决心很大，三公府也就按灵帝的旨意行动起来了，三公所举奏的苛酷贪污者，都被罢免。但没有材料说明被罢免者的数量和职位。

平原相阳球，是惟一见于记载的被举奏的守相级官吏，可是阳球并非贪官污吏，他所犯的罪行是“严酷”，而他的“严酷”并不是体现在鱼肉百姓、摧残小民上，主要体现在发奸除邪上。

从阳球被举奏可以推想，那些真正的贪赃枉法者，尤其是身居显职要位的并没有、或者很少被触及。

光和五年(182年)，灵帝诏令三公，要他们根据民间流传的歌谣、谚语举奏侵夺、残害百姓的刺史及其他二千石官吏。

当时的太尉、司空与宦官狼狈为奸，不仅不愿过问真正的贪污秽浊者，反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以搪塞灵帝。

从灵帝、官僚、专权宦官几者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宦官专权与整饬吏治这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及不可调和性。

光和元年(178年)，四月至七月之间，各种灾异频频出现，以致搞得人心惶惶，灵帝也为此惊恐不已。于是灵帝召集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邑等人，询问灾异原因及消除办法。

杨赐、蔡邑引经据谶，详尽地奏对灵帝所问，同时不约而同地将抑制内宠、选任清廉作为消除灾异的办法。

紧接着，灵帝又密诏特问蔡邑说：

“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群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囊括，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得失，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

见灵帝求治心如此之切，蔡邕便在密奏中，披肝沥胆地痛斥“小人在位”、“佞幸受宠为奸邪”等时弊，并将诸种时弊的危害提到“亡国”的高度，同时建议起用忠贤。

灵帝启封展阅奏章，越看心情越沉重，不禁发出阵阵叹息声。蔡邕的密奏中所切中的时弊，灵帝心中是有数的，但是要让灵帝放弃对宦官及其他近臣的宠幸，灵帝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灵帝沉重的叹息声，表明灵帝已身陷无法解脱的两难境地。灵帝的叹息声，引起了侍立在灵帝后面的曹节的警惕，因此他急于知道奏章的内容，只恨相距太远，一时看不清楚，又不便抢前明视。

恰好灵帝起座更衣，曹节赶紧凑近窃视奏章。一看奏章，曹节恨得咬牙切齿。

他想：你蔡邕满纸危言耸听，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我曹节，但骨子里还不是冲着我们这帮受宠有势的“小人”来的！满朝公卿都不敢讲的话，偏偏你敢讲，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蔡邕所上密奏的全部内容很快不胫而走，凡是密奏里所讥刺的权贵们，一个个都侧目伺机报复。

中常侍程璜，就是蔡邕奏章所指的“将为国患”的程大人。

程璜便与被蔡邕讥刺的长水校尉赵玹等人，暗中唆使人上匿名奏章，诬称：蔡邕与其叔父卫尉蔡质，屡次以私事请托司徒刘郃，郃不肯相从，蔡氏叔侄便怀恨在心，欲谋害刘郃。

灵帝即因此诏令尚书审问蔡邕。蔡邕上书作了明白无误地申辩，同时指出：

是因为上密奏得罪了权宦，才遭人陷害。如果自己因此被害，文武百官都会以此为戒，再也不可能有人为陛下进忠言了。

可是蔡邕的申说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他叔侄二人仍被投入了天牢。

狱中考吏张静无可奈何地对蔡邕说：

查看了有关的资料，说你欲谋害刘郃但又没付诸行动，这种罪该判什么刑，法令上没有规定：而诏书上，又没有举报者的姓名，因此无法对证。蔡君你见多识广，像你遭遇的这种事，古今都有啊！

虽然这一案件既缺乏量刑的依据，又查无实据，但是处置蔡氏叔侄的奏章却很快呈给了灵帝。面对奏章中的“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灵帝陷入了沉思中。

连一个狱吏都能清楚地悟出蔡邕一案的个中原委，灵帝岂能不明白这是迫害忠良的冤案？只是要灵帝在一大帮有权势的宠臣与蔡邕之间决定取舍，倒的确令他万分棘手。

灵帝心里很清楚，他的那帮宠臣势力盘根错节，得罪一个，也就得罪了一大批。

永乐门吏霍玉盗宠窃权，行为奸邪，事发之后，虽然曾诏令追查凭借霍玉权势的为官者，但结果什么也查不出。况且蔡邕讥刺的程璜、盖升之类亲信、近臣，对自己也确实是忠心耿耿。过去自己家道日趋衰落时，多亏身为河间相的盖升多方关照。这种雪中送炭的旧恩，难道可以弃之不顾吗？

盖升任河南太守时曾贪赃数亿，尚书令桥玄接连上奏请求惩治盖升，可是自己仍旧宽恕了他。以后盖升对自己更是感恩戴德，尽忠竭智，于是才将他升为侍中，再迁屯骑校尉。

桥玄虽然盯住盖升不放，但他也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所以自己既宠信盖升等人，同时也重用桥玄等耿直之臣，以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那些受宠的贪赃触禁者。可现在蔡邕的情况与桥玄就大不一样了。

蔡邕触犯了众怒，不处置他，众怒将难以平息。然而，蔡邕毕竟是在众人都缄口不语的情况下冒死进忠言的，若处死他，后果的确不堪设想。权衡了一阵子，灵帝觉得平息一帮宠臣的愤怒应是当务之急，至于处置蔡邕的不良后果，以后再设法消弥。

虽然已决心处置蔡邕，但蔡邕在无数次上奏里，所显示出的一片忠诚之情总是挥之不去，于是灵帝便在处置方式上做了点文章。

那帮宠臣欲将蔡氏叔侄置于死地，奏请将他们“弃市”，灵帝却发出了如此的惩处令：

“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不得以赦令除”的规定，显然是灵帝为了给那帮宠臣一种感觉：流放至边陲的蔡邕等人，不能享有赦免权，岂不等于判了死刑，这样就可以促使他们就此善罢甘休。

事实上，灵帝从内心是不愿处置蔡邕的。第二年，灵帝就以蔡邕极富才华为由，赦免了他。

自从惩处了侯览及其党羽之后，灵帝所依赖的宦官们着实规矩了一阵子。但事隔不久，一些权宦及其党羽又无法无天起来。

灵帝心里有数，整饬吏治的举措难以实施，很大程度上与权宦们有关。所以，灵帝决定再次打击权宦，以遏制他们的过分嚣张。

渔阳泉州人阳球，生性苛严，又喜好法家学说。入仕以来，无论出任县令或是郡守，皆以理政苛严而远近闻名。

熹平六年(177年)，阳球曾因苛酷被三公府弹劾，本来当免其官。灵帝却以阳球任九江太守时平叛有功，不仅没罢免阳球，反而将他从地方征调到朝廷，拜为议郎，不久即晋升为尚书令。

当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奸虐弄权，搅得朝廷上下一片混乱。阳球曾拍着大腿怒吼：“倘若阳球当上司隶校尉，岂容这帮竖宦如此嚣张！”

光和二年(179年)，阳球果然当上了司隶校尉。阳球在此时出任司隶校尉，决不是凑巧。他一贯的铁腕作风，证明了他具有治邪恶、除奸猾的才能。从熹平六年(177年)灵帝亲自免阳球的罪，到光和二年(179年)任他为司隶校尉，当出于灵帝对他有某种需要。

阳球就任司隶校尉以后，即跃跃欲试地纠罚王甫、曹节等人。适逢京兆尹杨彪告发王甫，说他遣门生王翘，在京兆境内垄断官物买卖，牟取暴利七千万。

阳球获知此事后，就以谢灵帝选任之恩为名，立即赶到皇宫，趁机面奏灵帝，要求“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

灵帝准其奏。权宦为非作歹在当时已比比皆是，仅仅因为牟取暴利几千万及其他一些恶行，灵帝是绝不会同意查处他们的。王甫等权宦与段颎等朝廷公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应该是灵帝最不能容忍的。

阳球受命出朝，立即派人四下出击，首先逮捕王甫、段颎等人，接着捉拿王甫任永乐少府的儿子王萌及沛相王吉。在狱中，王甫父子皆毙命于严刑拷打之中，段颎则饮鸩自杀。王、段的家属全被流放到边地。

打击权宦的行动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结束。阳球令人将王甫的尸首露置于夏城门外，并在旁边大书“贼臣王甫”的告示。

接着又告谕主管纠举、督察百官的都官从事：暂且先诛除权贵大猾，接下来当追查豪右。

阳球大概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满以为同意查处王甫、段颎等人，就意味着让他放手尽除权宦，所以就摆开了向整个权宦集团挑战的阵势。

阳球来势汹汹的打击活动，震动了整个京师，一时间，权贵豪猾们一个个心惊胆颤，不敢妄动。

可是，诛除邪恶、权宦又谈何容易！曹节等权宦很快就找到了反扑机会。一天，发丧出葬病逝的冲帝母亲虞贵人，曹节等一帮中常侍与百官送殡路上，面对露置于道路上的王甫尸首，曹节声泪俱下地对诸常侍说：“我辈可以自相残杀，怎么可以让犬来舔我辈的汁呢！”

曹节悲愤万分的哭泣，立刻煽动起常侍们同仇敌忾的情绪。曹节趁势让诸常侍马上随他一起进宫见灵帝。

灵帝见面带悲愤之色的诸常侍一起进宫，心里便明白了几分。

曹节代表所有常侍对灵帝说：

“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

灵帝当即首肯，马上传诏，徙阳球为卫尉。

阳球弄不明白，为什么他正欲进一步查处曹节等权宦之时，偏偏将他徙为卫尉，所以闻诏之后，立即进宫，在灵帝面前叩首陈请道：

“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颎，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

接着，又一个劲地叩头请求，直到头破血流。阳球对朝廷的一片赤诚并未打动灵帝，反而招来侍立在旁的权宦的呵斥：“卫尉扞诏邪！”

阳球哪里知道，灵帝仅仅需要他遏止一下权宦们的过分嚣张，如果“打击”超越了灵帝的需要，终将酿成大祸。

一些刻骨仇恨权宦的公卿，正翘首期盼权宦们被阳球一个个铲除之时，阳球却丧失了诛除权宦的权力。

那些公卿们当然很不甘心，于是他们自己行动起来谋划诛除宦官。

永乐少府陈球成为公卿诛除宦官的主谋人。

陈球是下邳淮浦人，特别醉心于律令之学。阳嘉(132一135年)中，被举为孝廉，从此步入仕途。陈球为官清廉、刚直，早在熹平元年(172年)，身为卫尉的陈球，为窦太后的葬礼，与权宦赵忠、王甫、曹节等人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较量。

以后，陈球曾任司空、光禄大夫、太常等职。光和元年(178年)，迁为太尉。光和二年(179年)再拜永乐少府。

司徒刘郃也参与了谋诛宦官的活动。刘郃的兄长刘儵，当初因策立之功，被灵帝任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等人认为有策立之功的宗室与灵帝一亲近，势必损害宦官的利益，所以就设法让灵帝将刘鯈调离朝廷，赴泰山郡任太守，后来又趁陈蕃、窦武被害之机，遣司隶校尉诛杀了刘鯈，对杀兄之仇，刘郃一直怀恨在心，早就巴望诛除宦官。

因此，刘郃自然就成为陈球联络的对象。由于权宦的耳目众多，满怀仇恨的刘郃却又担心稍有不慎，会惹来杀身大祸，所以在预谋过程中不时流露出忧虑与迟疑。

经陈球与步兵校尉刘纳多方劝导，刘邰最终下定了决心。

陈球他们仍然将诛除权宦的希望，寄托在灵帝赋予的权力上，欲联名奏请灵帝重新起用阳球为司隶校尉，以便诛除曹节等人，阳球也赞同此谋。

陈球等公卿在行动，曹节等权宦也并没睡大觉，他们正将警犬般的鼻子伸向各个角落。

中常待程璜的女儿是陈球的妾。也不知陈球等人是为了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而有意将诛除曹节等人的预谋告诉程璜，还是因不慎将预谋泄露，反正程璜知道他们的预谋。

从蔡邕光和元年(178年)所上密奏中可以看出，中常侍程璜的权势不仅炙手可热，并且大有超越曹节等人之势。很可能当时程璜与曹节等人之间有一番权势之争，因为当初程璜并没打算将陈球等人的预谋告诉曹节。

曹节风闻到一点什么之后，一方面重金贿赂程璜，一方面又不断以种种方法胁迫程璜，程璜终于和盘托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听说这一切后，曹节禁不住冷笑起来，在他的冷笑声中，一个反扑阴谋酝酿成熟了。

很快，曹节伙同程璜及其他权宦共同诬告陈球等人，说：“郃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数称永乐声势，受助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卫尉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

灵帝由此又勃然大怒，结果刘郃、陈球等四人全被处死。

宦官们的诬告之所以奏效，当然在于他们又一次利用了灵帝尤其害怕宗室谋反的虚弱心理。

宦官集团的荣辱存亡完全系于皇权之上，所以不管宦官出于忠于朝廷的正派动机，还是出于追逐权势的阴暗目的，都必须和灵帝保持一致，竭力防御他人觊觎和侵夺皇权。从这一角度讲，灵帝倚重宦官，确实起了巩固皇权的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看，灵帝利用宦官巩固皇权，纯属一种不得已的短期行为，所以其负面效应更大。

灵帝倚重宦官，不仅打破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利分配的某种平衡，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势争斗激烈，而且也加剧了吏治腐败。

由皇室成员、勋贵外戚、官僚儒生、权宦等多种成分构成的统治阶级中，权宦不仅最少文化素养，最无道德约束，而且普遍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和旺盛的权力欲，而且又恰恰是在世风、政风日下的汉末因被灵帝重用而大权在握。

在极为腐败的政风的强烈刺激下，本身素养就差的权宦们也就显得格外贪残和腐朽。灵帝为维持自己的统治整饬吏治，但是又必须保存加剧吏治腐败的权宦，这就使灵帝的吏治整治陷入了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冲突中，从而增加了吏治整饬的难度，促成了吏治整饬的失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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