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民分四等，即所谓的“士农工商”，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属于“民”范畴的只有农工商，“士”实际上介于官与民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特殊待遇。

我们在史料中经常可以见到“士绅”这个词，需要注意的是，“绅”一般是指官绅，他们的地位高于士，属于统治阶级。

那么士究竟享受哪些特殊待遇呢？御史就以明清时期为例，来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明清两朝，纳入士范围的主要是“举、贡、生员”三类，举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科甲中级功名，他们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证。如果说举人经过朝廷的铨选已经入仕，那么就意味着已经脱离了士的范畴，从而跻身到绅的阶段。

同样，贡生如果在国子监学习期满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朝考而进入仕途，也属于绅的阶层；生员相对来讲入仕的难度就比较大，至少在清中期以后，鲜有以生员身份入仕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所谓的士其实还是指“学子”，国家在法律上对学子是有保障的。例如士辱骂普通民人，只是笞责十下；而平民辱骂士子，就要杖六十。在诉讼中，平民不得指名绅士出庭作证，生员犯小过，要由府州县教官责罚；犯大过，也必须由该省的学政先取消其学历，然后在交给官府治罪。

在社交活动中，地方官员对士比较重视，见面时举人或生员不必像平民百姓那样要行跪拜礼，只是行作揖礼。

古代社会，绅士是维系地方统治的核心群体，官府轻易不但得罪，这也是史料中所说的“为官者不可得罪地方巨室”。

此外，士的身份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也能反映出来。例如生员去世后可以在排位上写着“赠登仕郎”字样；参加过生员考试但没有取得生员功名的童生，则可以使用“待赠登仕郎”字样。

也就是说童生虽然没有功名，但朝廷也承认他们的身份地位，属于接近“士”的地位。

封建社会最重等级，中国礼制以衣冠取人，所以最能体现身份地位的就是服饰。明初时期，孺士、生员、监生戴四方平定巾，与官府的胥吏没有区别。

后来朝廷认为士子的服饰无异于胥吏，无法体现出身份地位，所以加以改进，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穿戴标志。到了清代以后，服饰中以顶戴最能体现等级，朝廷在品官之外，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来提升士子的地位。

按照规定，举人顶、贡生、监生垫带嵌金雀，生员嵌银雀；举人顶戴为素金顶视文七品官，贡生同文八品，监生、生员顶戴为素银，视文九品。

在清代的礼制中，士是一个身份明确的流品，有别于官、民。即“凡举、贡、生、监谓之士，其他杂项谓之庶”，这就是当时的等级观念。

除了服饰等级之外，婚丧嫁娶方面士都能享受国家规定的应有待遇，此外在立家庙上，也有不同。

按定制，品官立庙于居室之东，一品至三品五间，四品至七品三间，八九品亦三间但形制较窄；士立庙于居室之北，别为四室，奉高、祖四代，其制如品官之仪；庶人则只能设龛于正寝北，规制比士更为简化。

明代时将士并入民籍，但仍在户籍上注明士籍。士子从童子试开始，当地官府就要将其登录为“儒籍”。明晚期全国的生员数量不下50万人，而这些北编入士籍的群体，可以免于徭役，不受侵于里胥，身份地位立刻与众不同。

清代对士子更为重视，先后出现措施保护士子的经济利益。乾隆皇帝就曾下旨，令学子免役好让他们专心攻读；嘉庆皇帝也下过旨说：“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才，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各州县官押令承充，即系显违定例。”

在很多的印象中，读书人只要取得生员功名以后，就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士虽然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但也不是全免。

按照顺治时期的规定，举人、监生、生员免粮2石，免丁2人。如果是人丁单薄的贫苦家庭，那么免除的部分基本都等同于全免；若是人口较多的富庶家庭，那么就不过额定的赋税徭役，只能说是免了一部分。

为了鼓励生员专攻学业，清代出台了补助措施，对优秀的生员给予廪膳，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廪生数一般维持在37000人左右，每人每年的补助为4两，总计在14万两左右。这点钱对于国家来说负担并不重，但取得的效果却很明显。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平民百姓只要沾上一点士人的气味，身价马上就倍增。正因如此，民间才有了“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俗语，这话听起来有点不雅，但话糙理不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