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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34年，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村民李木富家中来了几个红军战士，一位红军军官、两个小战士，还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看样子受了很严重的伤。
红军军官请求李木富能够答应留伤员养伤，出于好心，李木富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但他也没有料想到，50年后，这位红军伤员还会回来报恩，那时他已经成为了开国少将。
将军负伤，老乡悉心照料这位被李木富救下的红军伤员，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段苏权，被救时他只有18岁，时任独立师政委。
1934年，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准备从贵州回湘西，段苏权和师长王光奉命率600多人进入梵净山，由贵州松桃县来到四川秀山县，掩护主力东进。
在与敌人的激战中，段苏权和通讯班的战士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就在冲到梅江场中街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踝。
剧痛顿时向身体各处席卷而来，由于脚腕不受力，段苏权倒在地上无法动弹，几名战士见状连忙将他背到了后方。
在之后的几天，敌人穷追不舍，段苏权无法行走只能靠战士用担架抬着，这让他的内心愧疚不已。眼看着敌人逼近，段苏权的伤势又出现了恶化，师长王光泽也心急如焚，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段苏权留在当地老乡家进行休养。
可如今形势复杂，国民党十分猖獗，对革命人士毫不手下留情，许多同情红军的老乡都吓得不敢收留红军。而且，即便留在老乡家里，也有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王光泽为难不已，但段苏权已经猜到了他的心事，便主动提出：“让我留在老乡家里吧，师长，你快带部队先走。”
就这样，段苏权留在了李木富家中。
李木富士当地的裁缝，心地善良，他看见段苏权伤势十分严重，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李木富知道，要是把段苏权就这样留在家里非常危险，便拖着担架上山，将段苏权藏进了一个月牙形的山洞中。
当天晚上，李木富和妻子来到岩洞中，为段苏权准备了温暖的被褥和饭菜，他们安慰段苏权说：“你就安心留在这里，不用担心。”
李木富夫妻俩将段苏权照顾得十分周到，令段苏权感动不已。
此后每天晚上，李木富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望段苏权。段苏权的脚踝化脓发炎时，李木富担心走漏风声，不敢请医生到家里看病，只能去药店买药。
在李木富夫妻的悉心照顾下，半个月后，段苏权的伤势终于痊愈了不少，但仍旧不能下地。为了让段苏权更好地锻炼，李木富做了一个高脚马，让他左腿膝盖跪在上面试走，还为他做了两根拐杖。
此时，四川的形势愈发严重，段苏权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待在这里了，他要去湖南茶陵老家寻找党组织。就这样，段苏权告别了救命恩人，扮成乞丐，踏上了回乡的道路。
成为开国少将，不忘救命恩情段苏权一路行乞来到了湖南花垣县茶洞镇的一个土地庙歇脚，他拿出身上所有的铜板，仔细盘算着这些钱应该能够支撑他回家。
可就在这时，庙门突然被踹开，一个凶神恶煞的乞丐闯了进来，看见他手里的钱后一把抢了过去。那人抢了钱就跑，段苏权还没有站起身，那人就没了踪影。
没有了钱财，段苏权只好每天讨点残羹剩饭，行乞几百里，来到了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之后，段苏权又借助别人的帮助，爬上了去往攸县皇图岭车站。
在这里，段苏权遇到了茶陵老乡刘维初。刘维初在攸县开了一家小豆腐店，那天，他在皇图岭圩场的办事，在路边就遇到了操着茶陵口音的段苏权。
出于同情，刘维初便将段苏权请到了自己的家中，为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还给他纸和笔给家里人写信。段苏权在刘维初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家乡。
一路上有好人相助，也有坏人抢财，段苏权在心底暗暗发誓，如果他还能撑到革命胜利的那天，一定要报恩。
此时的茶陵已经彻底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段苏权回乡后一直想打听红军的下落，也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
直到1937年，有个在外当东北军的老乡从西北回来，他向段苏权说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消息，得知红军已经准备抗日，他十分激动，当即决定要去太原联系党组织。
段苏权直奔太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回归部队。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接待他的人正是他的老上司任弼时。任弼时见到段苏权几乎哽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牺牲了，还曾为你举办过追悼会。回来就好，我们一起抗日。”
之后的岁月中，段苏权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上又添了不少新伤，可每当看到脚上的伤疤，他总能想起那些救助过他的恩人。
1955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看着胸前的勋章，他几乎泪流满面，如果没有恩人相助，他如今只怕已经和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一样为革命献身了。
想到这里，段苏权就更要寻找恩人，他派出许多人手，借助了许多老战友的帮助，在当年受难的地方四处打听。
1950年，段苏权派人专程到茶陵看望刘维初，还将其儿子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段苏权还将刘维初接到自己家里，表示要长期留他住下，刘维初表示自己劳动惯了，便婉拒了。
1983年，段苏权回到了当年蒙难的秀山县，寻找李木富夫妇。但他走访了许多地方，都没能找到李木富的下落，只好落寞回到北京。
可就在他前脚刚走，他回到秀山县的消息就传到了李木富耳中。老人确信，段苏权就是他当年救治的那位红军战士，连忙和大儿子来到县委说明情况：“我就是将军要找的人。”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确定李木富的身份后，拍了许多照片，寄给了在北京的段苏权。
当看到恩人的照片时，段苏权流下了几行热泪，马上写信给秀山县政府说：“见到恩人的照片，我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1984年，当地政府赠予李木富一块写着“红军的亲人”的匾额，表达了段苏权将军对老人的亲切问候。
此后，段苏权多次写信、寄钱慰问李木富一家人，力所能及地报答当年的恩情。而李木富从未提过任何要求，唯一的要求是为村里建一座桥，造福百姓。很快，这座桥便顺利竣工，人们为了纪念李木富和段苏权的奇妙缘分，给这座桥取名为“红军桥”。
参考资料：
彭东明.段苏权千里寻访救命恩人.《湘潮》.2014年第7期
赖晨.“乞丐将军”寻草根救命恩人.《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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