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宋氏兄妹的斡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长达十年的国内内战终于画上句号，蒋介石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这是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
其实，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三天会议，就此事展开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家争论得相当激烈。
毛主席当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而张闻天则提出争取蒋介石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上来。
会议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争取南京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也保留了“审蒋”的思路。
12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在进一步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相关信息并传回延安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放弃了“审蒋”的这一主张，并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一致意见。
中共中央最终放弃“审蒋”，主要是基于蒋介石特殊地位的考虑，加之当时我党主张“逼蒋抗日”，如果“审蒋”的话，就相当于把他排除在了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这违背了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
此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在关于蒋介石一事上，意见却出奇地一致。
张学良和杨虎城虽然发动了“兵谏”，但他们在对外发表声明时，态度鲜明地指出“只要他放弃过去的主张，主持抗日工作，绝对马上拥护他，服从他”。可见，在西安事变中，张、杨两人是基于民族利益考量发动事变的。
因此，在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后，中共中央充分发扬民主，经过激烈讨论后，在和平调解西安事变一事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大推动了全国抗日的大局。然而，看似当时是一盘死局的抗日形势，并不是只能依靠西安事变才能被盘活。事实上，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也还保留有一个杀手锏，这是徐向前晚年向外界透露的一个秘密。
华北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然而，蒋介石却不顾民心，一再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去“剿共”命令。然而，在与红军的交战中，张、杨两人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没有百姓的支持，‘剿共’是不可能成功的。”
于是，他们两人一再拖延，迟迟不付诸行动。1936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在对当下的形势进行了仔细分析后，决定不能什么都不做，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当下僵局。
很快，中共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军事计划，主要有三点。一是积极扩红，巩固苏区准备东征。二是开进山西西部并建立根据地，与苏联建立通讯联络。三是进入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
这一军事计划也被称作第二次“长征”，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决定暂时离开西北。
然而，就在这时，张学良却突然向我军展现出了共同抗日的善意，毛主席得知张、杨两人的态度后，当即派人前去商谈，了解情况。
眼看着冬天即将到来，我军正在酝酿实施刚刚制定好的军事计划。但张学良却突然派人给中央传话，希望我军能够待在原地，撑上一两个月，因为西北或许中国会有大的变动。
张学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在酝酿发动西安事变了。不过，十多天后，张学良说的那个大变动便发生了。
当然，促成西安事变的原因并非是我党，这与当时国内的形势息息相关。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将士们纷纷申请援绥抗日，收复失地，东北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更是向张学良表示：“就算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支援绥远抗日。”
听着东北军将士们“打回老家去”的声音，张学良深受刺激。而他不久前委婉地向蒋介石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也被断然拒绝，这让他心中更感郁闷。
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了援绥的请求。杨虎城也曾多次声援并请缨上阵杀敌，西北已经是抗日前线了，杨虎城迫不及待地向蒋介石提出援绥主张。无论张、杨如何请缨，蒋介石硬是不同意。
而这引起了张、杨极大不满，与此同时，全军将士和西北民众抗日情绪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程度。12月9日，西安的学生走上街头，发出了“出兵援绥”的口号，要求蒋介石下令北上援绥，接受民意。
然而，蒋介石始终不顾民意，甚至亲自来到西北强令张学良“剿共”，直言：
“现在正值国家存亡之际，敌人有远有近，事情有缓有急，最近之敌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急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固执引起西北军民强烈愤怒，最终激起了西安事变。
除援绥被拒的影响外，“两广事变”也在一定程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6年初，张学良曾派人秘密联系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政治态度，杨虎城也认为如果西安能够两广联合反蒋，有可能实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
“两广事变”发生后，张、杨便向李宗仁、白崇禧表态“只要是抗日，一定支持”。
此后，西安和“两广”继续加强联系，并直言将“合作的希望寄托在以后”。
“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南京方面企图阻止李宗仁、白崇禧支持张、杨，但南京却收到了李、白两人对张、杨两人同情的回电：
“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
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考虑到“西安事变”后复杂的政治局面，李、白出于国家利益考量，最终主张和平解决。
在大多数地方实力派不敢公开支持张、杨的情况下，桂系向全国发出通电，对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明确表态支持。桂系的支持令西安事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走去。
参考资料：《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西安事变时桂系的态度》、西部学刊2017年12期、华北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6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4期、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