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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字叔达，小名“练儿”，昵呼“阿练”，在兄弟中排行老三。

他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出生于京城建康南郊的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今南京市区东南周处台附近）。

萧衍出生的这一年，刘宋政权完成了全境范围的户籍统计。

参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宋境22州（其实21州，时司州已省）户94万余，口约550万左右。

就全境总的形势而言，宋王室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危机：

一是江南东部粮食产区“诸郡连岁旱饥”，京城米贵，“饿死什六七”(《通鉴》卷一二九)，民心不稳；二是次年(465)“义嘉之乱”（即晋安王刘子勋于寻阳反叛）造成全国动荡；三是淮北四州（青、冀、徐、兖）之地沦陷有年，宋军无力收复失地，而北魏大军屯集淮河一线，威胁着淮南。随后，宋室又频生内乱，接连发生方镇（江州、南徐州、荆州）叛乱，朝臣中“四贵”各有向背。

于是萧衍之父萧顺之为族兄萧道成出谋划策，最终实现了代宋建齐的大业。萧衍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动荡的局势里度过的。

萧衍生母名叫张尚柔，《梁书》卷七、《南史》卷一二俱有传。范阳张氏“本寒门”(《南史》卷五六《张缵传》)，而张尚柔之母又是“文帝（萧顺之）从姑”(《梁书》卷七《太祖张皇后传》)，可见范阳张氏家族与定居武进的兰陵萧氏家族门户相当，互通婚姻，都是寒门，而且家境贫穷。

但是到了刘宋王朝中后期，武进萧氏的境况就不同了。外戚曲阿萧氏已贵，对武进萧氏有利。同时，现实正值“昨日卑微，今日仕伍”（沈约语）的机会，又遇为国建立军功的机遇。这些因素促成了武进萧氏得以改变家族低微地位的处境。

萧衍出生之前，他家已由武进迁居至京城；年十九，娶了高门大姓高平郗氏之女郗徽(468~499)为妻。这都是不寻常的事件，说明武进萧氏中萧顺之一门于元嘉之后不再“卑微”，宋末齐初也成显贵人家。

萧衍儿时，其父忙于军务，多在广陵北兖州军府。刘宋泰始七年(471)，生母张氏病亡，萧衍年仅八岁。其后，萧顺之纳妾多人，又接连有子女问世，人丁兴旺。

关于萧衍儿时以至少年时期的情形，突出处有二：一是好武，二是好学。

好武既是天性所致，也是“将家儿”的本色所在。

比如反映萧衍儿时身手敏捷，《南史·梁本纪上》讲“为儿时，能蹈空而行”；他的儿子萧绎在《金缕子·兴王篇》里说到他父亲早年的事更具体：“始在髫发”，“常与儿童斗技，手无所持，蹑空而立，观者击节，咸共称神”。再比如表现萧衍少时习武有素，《南史》卷五九《任防传》讲到，任防曾在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对萧衍戏言说：“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

入梁之后，任防赶紧写诗表示道歉：“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南史》卷六三《羊侃传》记述大同三年(537)于乐游苑武宴上，萧衍观看羊侃于马上执稍击刺表演后，自称：“朕少时捉稍，形势似卿。”

可见萧衍少时善骑，且在马上运作兵器自如，有过习武的训练。儿时好动逞强，少时好武习武，都有身手不凡之处。

至于好学，史书中也有反映。

宋末齐初，京城硕学大儒有位刘蹴“聚徒讲学”(《南齐书》本传)，名声大噪，“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南史·刘谳传》)。萧绎在《金缕子·兴王篇》也说：“沛国刘谳，当时马、郑。上每析疑义，雅相推揖。”

萧衍自已于天监三年(504)宣称：“朕本自诸生”，在“九流七略”“六艺百家”方面曾“观览”用过功。因此，《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乃如实之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萧衍儿时起就好胜，擅长“口辩”。这一特点保持了终生。

《梁书》、《南史》本纪均指出，萧衍“及长，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其中“好筹略”是从正面说的，夸他有心计、有智谋。《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称他“少轻薄有口辩”，虽诬以“轻薄”之名，却肯定了有“口辩”之才。

晋宋以来，“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立选簿表》，《梁书》本纪上)，从一个人的入仕年龄和初仕职，能够看出这个家族的地位来，“甲族”与“后门”即高门士族与庶姓寒门之间的界限是很严格的。

宋末齐初，萧衍的两位兄长均已入仕：长兄萧懿于宋末升明间(477~479)为“安南邵陵王行参军”，齐初为东宫太子舍人、洗马；次兄萧敷于齐初为长沙王萧晃（高帝之子）行参军。

萧衍的初仕，《梁书》本纪曰：“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

这一年萧衍二十一岁，正是士族子弟初入仕的年龄。

《南齐书》反映萧衍曾有过“司徒西阁祭酒”的头衔，而《南史·梁本纪上》还增出“（王俭）请为户属曹”的迁转情形。据《南齐书·百官志》，卫将军府佐吏有“户属曹，东、西阁祭酒各一人”，此三职均秩七品，但位前者居尊，则永明二年至七年(484489)间，萧衍先后居职顺序似应是：西阁祭酒，东阁祭酒，户属曹。

王俭作为当时位高望隆的权臣，对萧衍格外器重，竟评议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梁书》本纪上)这种品评人物之论，既反映出高门旧胤对皇族新贵的趋附心态，也从侧面显示了萧衍少年时不平凡的气质风度。

萧衍居职卫将军王俭府期间，竟陵王萧子良（齐武帝之弟）吸收他加入西邸文人集团，成为“八友”之一。

《梁书》本纪曰：

竞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据《南齐书》卷四○本传，竟陵王萧子良于永明二年“兼司徒”时，是“镇西州”的；五年初“正位司徒”，“移居鸡笼山邸”。

“开西邸”即“移居鸡笼山邸”。“西州”在石头城与秦淮水交汇处，向为扬州刺史治所；“西邸”在鸡笼山，位于宫城西北，萧子良移居此地，仿效王俭“以家为府”，“开学士馆”（本传）的榜样，并“招文学”，组成一个以“八友”为核心的文人集团。

王俭死后，这个集团又增入“善辞藻”的王僧孺、虞羲等七人(《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延请到江淹、虞炎、周颙等七位“当时之杰”(《金缕子·说蕃篇》)，还有像王亮、刘绘、柳恽、宗央、江革等名流也“游焉”或“预焉”（参各人本传），永明后期“西邸”形成一时之盛。

“八友”是“并游”之号，非职任之名。永明七年王俭死后，萧衍转入文惠太子萧长懋长子萧昭业居住的西州，任“南郡王文学”。

《梁书》、《南史》本纪均记录：萧衍由王俭府职任上“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省去了“南郡王文学”这一中间环节。萧衍在南郡王萧昭业府任职二年（永明七、八年），九年(491)“西上述职”(《金缕子·兴王篇》)。

据《南齐书·武帝纪》，永明八年八月，随王萧子隆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以接替抗拒台使“有罪”的萧子响。

萧子隆往荆州带着的府僚，有“八友”中的萧衍、谢朓二人。萧衍的职衔是“随王镇西谘议参军”，秩五品；谢朓为随王府文学，秩六品。他俩由京城出发前，西邸学士各有聚会，诗酒留连，依依惜别。萧衍今存一诗《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就是酬应之作。

《梁书》本纪只说萧衍在江陵随王府任职后，“寻以皇考艰去职”，不明确切时间，亦不道出“皇考”萧顺之死因。

《南史》本纪则透露说：萧衍守父丧期间，“皇考之薨，不得志”，其中另有文章。

萧子响在荆州刺史任上，与“带仗左右”“置酒聚乐”且不说，还“私作锦袍”，“交易器仗”。

这就违背了齐武帝“禁诸王畜私仗”(《南齐书》卷三五《萧晃传》)的明令，引起武帝猜疑，于是在永明八年(490)相继委派两批朝使偕官军前往检校查验；萧子响不见诏敕，怒而反抗，执杀朝使，击溃官军。齐武帝闻讯大怒，遂于八月间第三次派遣丹阳尹萧顺之将兵往江陵讨击。

武帝大怒，太子密令，萧顺之抵达江陵见着萧子响，不再听其解说原委，“于射堂缢杀之”。

然而，齐武帝很快后悔了，怪恨萧顺之。

《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萧子响传》曰：

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于华林园为子响作斋，上自行香，对诸朝士频蹙。及见之鸣咽移时，左右莫不掩涕。他日，…上因忆子响，歔欷良久不自胜。顺之惭惧感病，遂以忧卒。

《通鉴》将此事系于永明八年内，这是不正确的。

其实，萧顺之忧惧而死，是在永明十年(492)，《金缕子·兴王篇》有明确记载：

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指萧衍）始承不豫，便即言归，轻舟仍发，州府赠遗，一无所受。齐随郡王苦留一宿，不许。得单艇，望星上路，…及舟漏临没，叫不辍声。鹊头戍主周达奉上一船，至京不逾二旬。

今存萧衍文《孝思赋》里也有类似记载，只是未出时间，却提供了“先君体有不安”的内容，说明萧顺之是因忧惧病死的；萧衍星夜兼程赶回京城，其父“已无逮及”，未能最后一面。

《孝思赋》与《金缕子·兴王篇》皆曰：萧衍未赶在父死前见上一面而痛不欲生，遂有“隐遁”不仕之意，似乎即未尽孝心而心灰意懒。

其实，这是掩饰之辞。

萧顺之因齐武帝“甚怪恨”而“惭惧”身亡，而且死后一无封赐，这是不祥之兆，萧衍感到压抑，自然会想到日后的前程：他很快就三十岁了，齐武帝尚健在，当年王俭许他的那番话，如今不再能咀嚼出味来，所谓“五内屠裂，肝心破碎”(《孝思赋》)，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

父死而“不得志”，源自其父“不得志”；而其父“不得志”，则咎在皇室。萧衍对齐皇室的仇恨，已不共戴天，一时只得隐忍而已。

齐武帝在位期间，萧衍想要“得志”，是毫无希望的了。但是，齐武帝以后呢？萧顺之死后第二年即永明十一年(493)七月，齐武帝病逝，萧衍的机会就真的来了。

齐永明后期，朝中事权掌握在萧嶷（武帝惟一的同母弟）、萧子良（武帝之次子）二人手里，各开东、西府，主持军政大计。永明十年(492)四月，萧嶷病逝。

次年即永明十一年(493)正月，太子萧长懋也病死；至七月，齐武帝“不豫”，皇室后事该如何定夺，他当时拿不定主意。

太子死后，其长子南郡王萧昭业立为皇太孙，时年二十。惯例，萧昭业是当然继承人，而且他已经成人，日后应该由他继位。

可是，齐武帝又想到了他的次子萧子良。

萧子良时年三十四，有长期参政主事的经验，位望高，人望也好；但是，他热心于文事、佛事，缺点作君主的气度，权力交给他，似乎也不妥当；而且，《南齐书》本传讲，萧子良一直“与太子善”，却对太子生前“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之事“不启闻”，因而武帝对他“颇加嫌责”。

武帝病重时，“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这一非同寻常的恩眷，产生出“物议疑立子良”的效应。

于是，朝臣分成两派：多数人已经在张罗由萧子良继位的事，少数人仍坚持应由皇太孙萧昭业继大统。

沸沸扬扬之际，齐武帝苏醒过来留下遗诏在先，武帝堂弟萧鸾夺门而入殿内安排部署于后，致使萧子良失去了快到手的皇位。

萧子良优柔寡断，错失良机；王融自告奋勇，一筹莫展；萧衍揣摩形势，盼望“非常之举”；西昌侯萧鸾当机立断，赶至殿中，事态急转直下。

关于萧衍介入这场宫廷政变的背景及其当时态度，《南史》本纪记曰：

及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指萧衍）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暠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融欲因帝（指齐武帝)晏驾立子良。帝（萧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即王融）。”帝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懿曰：“直哉史鱼，何其木强也！”

很显然，当时萧衍希望皇太孙上台，没有站在萧子良一面；他信任范云，而瞧不起“自恃人地”、“立身浮竞”(《南齐书》本传)的王融；对行将露面的“非常之人”，或有心契，或有心仪，萧鸾的出场他丝毫不感意外。

萧衍其时尚在服丧期间，他是被萧子良临时召至帐下为“军主”的，理应站在子良一面才是，可他倒向了萧鸾。从他的现场言论判断，似乎在此之前，他就与萧鸾有接触，否则他不会如此木直放言。

皇太孙萧昭业继承皇位，风波暂告一个段落。

但是，齐武帝遗诏还有如下要点：安排萧子良“善相毗辅”萧昭业，“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南齐书·武帝纪》)。这实际上等于授予了萧鸾生杀予夺的事权，为日后事态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萧昭业继位后，“深忌子良”，对“摄养”他的叔父记恨在心，“常虑子良有异志”(《南齐书·萧子良传》)。不到一年，隆昌元年(494)四月，萧子良忧病而亡。

从此萧鸾没有了对手，独操朝政大权，开始筹谋篡位。萧鸾是齐高帝萧道成兄子，于齐武帝是堂兄弟关系，按理皇室大事不当延他插手；然而武帝看中了这位堂兄，颇为倚重他。

而萧鸾得势后又看中了萧衍，二人各有期望，又一拍即合，于是凑在一起密谋大计。

首先是如何对付上游的荆州刺史随王萧子隆，这应该是在齐武帝死后不久就密谋过，而且是很快付诸行动的。

参据《南齐书》帝纪和本传，隆昌元年正月第一道诏命，就是颁布新的荆州刺史为萧昭秀（郁林王之弟），萧昭秀旋即到荆州上了任，而随王萧子隆返回了京城。

问题是，随王的爪牙垣历生、卞白龙，必须得提前诱离荆州，方可召随王回朝，实施时间不能迟于永明十一年(493)十月。

这年年底，垣、卞二人想必已至京，接着才是出命荆州易人。此计要分两步走，往返荆州的时间应计入。因此，萧鸾与萧衍密谋荆州人事，不可能迟至隆昌元年初，而应在永明十一年八九月间。

第二是如何对付“高、武旧臣”王敬则，这牵涉到几次密谋。

隆昌元年初，王敬则以三公身份被外放至富庶的会稽，名义上是去作太守，实际上是去过富贵清闲的日子。怎样说服他乐于离开京城，这得密谋；萧鸾篡位前，对已在会稽的王敬则“恐为变”，再与萧衍密谋，萧衍献的是美女计；后来萧鸾上台后，因大开杀戒，引起留在京城的王敬则诸子“忧怖”，萧鸾又问计于萧衍，萧衍三献“唯应锡以子女玉帛”之计。

史书讲萧衍“好筹略”，从他在齐武帝临终前及去世后对局势的分析判断、与萧鸾密谋时所献二计这前后两桩事来看，确有高人一筹之处，其中既体现出他深谋远虑的一面，又显示了他洞察复杂人事细微的一面。

他在随王萧子隆府待过，观察到主子乃“庸劣”之辈；至于王敬则，虽为老臣，却是老粗，又是谢朓的岳丈，萧衍深知此公年老图安逸好美色的弱点。计谋一步步实施中，不露痕迹，结果萧子隆束手就擒，王敬则“志安江东”，稳定了内外之政，解除了萧鸾篡位时来自东西两面重镇的威胁。

萧鸾谋篡位要用萧衍之智，萧衍“雪心耻”要借萧鸾之力，二人在“倾齐武之嗣”上，心照不宣，不谋而合。但是，除去萧子隆，安了王敬则，只是大计中的前奏，实现双方的目标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因此，这两人还将要继续合作，密谋新的举措，那就是如何让皇太孙萧昭业坐稳皇位！

此后，萧衍的谋略，再一次让他接近权力中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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