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师到黄埔铸就军魂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中，营长袁也烈在东门布防时抓获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可疑人物。后经周恩来派人确认，这位＂俘虏＂竟是起义军重要将领朱德。28年后的1955年，当年的＂俘虏＂朱德已成为开国元帅，而曾经职务比许多开国将领都要高的袁也烈，却只获授少将军衔。这看似不公的待遇背后，是袁也烈在1931年被捕入狱的经历。面对组织给予的军衔，这位革命老将却说：从未想过要当官，党给的已是莫大荣誉。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记录了一段军旅奇缘，更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觉悟。
少年立志投身革命路
1899年，袁也烈出生在湖南省洞口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年仅七岁，他就跟随父亲开始读书识字，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
幼年的求学生涯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1921年，年轻的袁也烈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开启了改变他一生的求学之路。
在湖南一师的校园里，袁也烈聆听了毛泽东慷慨激昂的演讲。这场演讲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开始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
从一师毕营业后，袁也烈没有选择当一名教书先生。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先后进入桂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深造。
在两所军校的学习中，袁也烈表现异常优秀。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校方的高度认可，被留在黄埔军校担任第四期学员的教官。
1925年，袁也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军事人才颇为重视，很快就委派他担任叶挺独立团第六连连长。
在叶挺独立团期间，袁也烈率领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指挥有方，带领部队屡建战功，逐渐在军中站稳了脚跟。
1927年，组织派他出席党的五大。在会议期间，他得知了即将在南昌发动起义的重大消息。袁也烈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并开始为起义做准备。
此时的袁也烈已经是第24师72团3营的营长了。这个军衔在当时的起义军中算得上是高级军官，比很多后来成为开国将领的同志都要高。
在起义前夕，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上级只将计划通知到营长一级。袁也烈作为关键岗位的指挥官，肩负着攻占东门营房的重任。
这段时期的袁也烈，完全展现出一个革命军人的风采。他不仅有文化，有胆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赤诚的共产党人之心。
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从湖南一师到黄埔军校，从普通学生到革命军人，袁也烈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
南昌起义一段奇遇缘
南昌起义前夕，袁也烈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率领一个营的兵力，攻打驻扎在东门营房的整整一个滇军团。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但袁也烈并没有退缩。
为了摸清敌军的部署情况，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以寻访老友为名，袁也烈亲自潜入滇军团营地进行侦察。
这位营长不辞辛苦，在敌营中仔细观察，搜集了大量关键情报。他详细记下了敌军的防御部署、兵力分布和值班规律。
8月1日凌晨，起义的枪声在南昌城内响起。袁也烈带领部队，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迅速向东门营房发起进攻。
凭借着事先掌握的情报优势，袁也烈指挥部队准确打击敌军薄弱环节。很快，他就带领部队成功占领了预定目标。
为了防止敌军逃窜，袁也烈立即在东门设置路障，并派兵把守要道。他要求所有战士提高警惕，仔细盘查每一个过往的人。
起义军为了便于识别，在左臂上都系着一块白布。这成为了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志。袁也烈反复叮嘱部下，一定要注意检查过往人员的臂章。
就在袁也烈巡查警戒情况时，突然看到一个骑马的中年军官正快速接近。这位军官身着国民党军装，年约四十岁，但左臂上并没有白布标识。
出于高度警惕，袁也烈立即喝令对方停下。不等对方解释，他就带领几名战士将其制服，缴下武器，押解到营房暂时关押。
袁也烈立即向起义军指挥部报告这一情况。很快，周恩来就派人前来查看。经过确认，这位＂俘虏＂竟然是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朱德。
原来朱德当时正在赶往前线指挥，一时疏忽没有系上白布臂章。袁也烈得知真相后连连道歉，但朱德却表示赞赏他的警惕性。
这个小插曲很快就平息了下去，但它展现了袁也烈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的专业素养。既有胆识潜入敌营侦察，又有谨慎盘查可疑人员，这样的军事素养在当时的起义军中并不多见。
铁骨铮铮不屈六年狱
1931年，袁也烈奉命率领红七军第二十师第五十九团北上，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这次行军途中，部队遭遇敌军的重兵围堵。
战斗中，袁也烈不幸负伤。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化名＂袁映吾＂，悄悄转移到上海寻求医治。
在上海养伤期间，袁也烈依然没有放松革命工作。一天，他正在翻看组织的相关文件，突然一队巡捕闯入房间将他逮捕。
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袁也烈镇定自若。他对巡捕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商人，房间里的文件是前任房客遗留的。
敌人对他的解释将信将疑。他们对袁也烈实施了严刑拷打，妄图从他口中得到组织的秘密。
电刑、老虎凳等酷刑接连不断地落在袁也烈身上。即便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仍然坚持自己只是一个商人的说法。
反动派始终无法从袁也烈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由于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他们只能以＂危害民国罪＂的罪名将袁也烈关押。
五年的牢狱生活即将结束时，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即获得释放。袁也烈坚决拒绝了这个要求。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以＂无悔过诚意＂为由，将袁也烈转押到反省院继续关押。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他才重获自由。
在这六年的牢狱生涯中，袁也烈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他宁可忍受酷刑和折磨，也不愿背叛组织。
这段经历虽然让袁也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也错过了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
和他同时期的许多同志，如林彪、萧克、粟裕等人，都在这期间通过战斗获得了提拔。而袁也烈却在狱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六年时光。
这六年的牢狱之灾，成为了影响袁也烈未来命运的转折点。但正是这样的考验，更显示出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淡看功名志在革命心
重获自由的袁也烈立即着手寻找组织。但六年的牢狱经历让组织对他的忠诚度产生了一些疑虑。
组织谨慎起见，安排他先从事统战和兵运工作。直到1942年，组织才重新让他回到军队一线工作。
此时的军队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在南昌起义时的许多下级军官，都已经成为重要将领。
林彪已经是军长，许光达从代理连长升任为团长。萧克、聂鹤亭等人也都身居要职，而袁也烈却要从基层做起。
随着时间推移，袁也烈逐渐在新的岗位上站稳脚跟。他先后担任了渤海军区司令员、山东解放军第七师师长等重要职务。
在渤海军区期间，他手下有两位能力出众的副手：宋时轮和廖容标。这两位后来分别被授予开国上将和开国中将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袁也烈继续在军队系统任职。他担任了济南警备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务。
1955年授衔时，组织考虑到他曾与组织失去联系，且在抗战初期没有重大战功，最终授予他少将军衔。
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部分曾经的老部下认为，以袁也烈的资历和贡献，完全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
面对这些争议，袁也烈表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的胸襟。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只为救国救民，从未想过要当官。
在他看来，党给予的荣誉和待遇已经超出了预期。这种淡泊名利的态度，展现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品格。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上，袁也烈与朱德再次相遇。两人回忆起南昌起义时的那段＂俘虏＂往事，相谈甚欢。
这次重逢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当年的＂俘虏＂已是开国元帅，而＂俘获者＂虽然军衔不高，但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