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政治伦理、宗道及其他

京都闻道阁 2024-09-27 10:01:05

文丨易书生

☯国人流行着一种很不好的思维惯性:对前任进行全盘否定,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抹黑污蔑。这种思维惯性在政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了数千年的极坏的政治伦理习性。对此,我经常想,这些政客为什么对自己的父母未必会全盘否定,或者很可能孝顺得很,在政治上却表现得如此不智?一方面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就没有短长,没有对比就没有政绩,所以,这方面多数是出于政治的现实考量和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某种欲念乃至私心杂念使然,展示不凡,显示权势,是政客的常态或者说是风气。这也就导致了列宁所说的倒水的时候连孩子都一起倒掉。所谓辩证的吸收,科学地扬弃,对于政治权势来说,并不是容易做到的,甚至于理智上想得到,现实中却偏偏无法做到。千年以降的政治生态经常充满了魔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宗道于中国是个硬核,而此古老道门上可追溯炎黄,前可见于禹夏殷商,成制于周而兴名于宋则是很耐琢磨的。宋以前有其实而无其学,为隐世之宗,宋以后有其学且强其制,化宗道为宗法成宗法之制,本身就在意味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就如同儒在周朝本就主持宗道礼仪殡丧事宜,至孔子使其由宗道分离而出,后又与政治合体而显于士成儒家之道,一统华夏思想界两千载。以南宋那个山河破碎、半壁江山的历史大背景,思想者将注意力望向宗法,意味着国家在处于存亡之时,急智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方法上却未必合适,或者说方法上因重视偏了而成为禁锢,终不能固本拓新,反倒没有焕发出生机活力,导致儒学一路滑坡。

☯自周以降,华夏文明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离不开宗道,这种密切联系,除了数千年政治架构的惯性,还有的也是最为根本的,是华夏各族深远的血脉联系,以及华夏文明最为原生态的客观存在。换句话说,没有了这种原生态,华夏各民族也就难称其为华夏,中国也就不是中国。中国以族为基本的元素和起点,以各族聚而为国,崇祖敬宗,深隐宗道,数千年以降,无论风雨飘摇,无论天灾人祸,哪怕遭受最为残酷的杀戮,几尽灭国,族在则火存,星星之火,依然再度兴国,浴火涅槃,再次可以兴邦。这才是中国最为客观的历史演进,也是任何政治发声、理论研究都无法掩盖和湮灭的存在。

☯宋捏合“宗”与“法”,强“法”而淡“宗”,由宗道而至宗法,实则是对宗道的实用主义需要。宗法不可尽否,否则毁国之根。

☯应把作为宗族内的宗法制度与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宗法制度区分开来,前者,即便古代王朝已经倒台一百多年,仍然存在着,尤其在谱牒俱全的家族,虽不那么冰冷严谨,但依然存在并演进,后者,则是在机制和明面上貌似已经消失,实则呈现于官僚文化之中。

☯自秦以后,历代统治之所以选择儒学,在于秩序,在于社会形成稳定的结构,后期更在于“士”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刘秀构建、起于东晋、盛于宋明的所谓“皇权与(士族、世家)士大夫共治天下”,为了维护这样的利益,不惜桎梏社会思想,不惜阉割民族秉性。陈寅恪先生说“中国的就是一部士族阶级的历史”,其史遵循之道号称儒学。

☯历朝历代都号以仁孝治国,窃以为那是因为儒家把“天地君亲师”摆到了一起,给整个国家下了个“套”,就是要这种机制天然化、神圣化,确保一家之天下、儒家在道德体系里拥有天然的法理背景。然,天地乃人人之天地,君乃尊者之君,非不尊者之君,亲乃亲者之亲,师者乃授业之师。各有其道,各有其尊其亲其师,唯行者自检也。当“师”不能天然地与“儒”结合,或者只说“天帝亲”“天帝祖亲”,儒家独尊及王朝统治的强度必将大打折扣。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最简单直接的检讨方式,就是从事物的起点、初衷来考量对比,如此就能很容易地看到哪里出现了偏移、歧路乃至畸变,当然,一路上的风景、优长短缺,也能看出个大概。换句话说,当我们审视自身状态的时候,无妨回到起点,自问当初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自问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首先要确认你是人。是的,“白马非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整个人类族群而不是你哪一个某某,具体的某某无法与人划等号。

☆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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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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