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他的一生英勇投身革命，创建了西北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1936年，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东征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33岁。刘志丹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他如何在陕北这片热土上谱写革命篇章？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陕西保安县人，生于1903年，出身于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在他19岁那年，刘志丹考入了榆林中学，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校园里，他结识了魏野畴和李子洲，这两位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党员，对刘志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们的熏陶下，刘志丹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了学生中的进步领袖。
1924年，刘志丹迈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门，一年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对他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派遣他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在军校的严谨训练与革命理论的熏陶下，刘志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1926年秋，刘志丹以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毕业。组织上对他委以重任，派遣他前往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担任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28年春，刘志丹受陕西省委派遣，前往李虎臣的新编第3旅开展兵运工作。他深知，要想成功，必须深入群众，发动农民的力量。于是，他积极与农民接触，传播革命思想，为之后的渭华暴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月1日，渭华暴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刘志丹率领新编第3旅加入其中，并将其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他亲自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着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渭华暴动最终宣告失败，但刘志丹并未因此而放弃。他率领少数突围成功的战士，向陕西省委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和宝贵的经验教训。他的坚韧不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赢得了党组织的高度赞誉。
刘志丹从渭华起义的失败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他认识到，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直接对抗并非明智之举，而应该借鉴井冈山革命的经验，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积蓄力量，寻找合适的时机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他着手在永宁山地区建立党团支部，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骨干力量。
1929年2月，他利用陕甘宁军阀部队和民团扩充力量的机会，派遣党团骨干和进步力量打入敌军内部，秘密开展兵运工作，为创建属于人民的革命武装积蓄力量。
刘志丹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斗争。他深知，在复杂的陕北地区，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搞兵运的同时，他也积极争取和改造绿林武装，努力将他们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1930年8月，刘志丹率领的第3团不幸遭到土匪的袭击，历经艰辛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再次遭受重创。但刘志丹的坚韧不拔和革命信念并未因此动摇。
于是，在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以商借粮草为名，精心组织了一场突袭行动。他带领几十人的队伍迅速出击，成功袭击了驻守在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缴获了大量枪支和马匹。这次战斗在陕甘边界地区引起了轰动，被誉为“刘志丹太白收枪”的英勇事迹。
以此次战斗为契机，刘志丹迅速组建起一支100多人的革命队伍。他巧妙地将队伍分成多路，分别在太白、南梁保安、安塞边界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通过打击土豪劣绅来筹措给养和发动群众。刘志丹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很快在群众中传颂开来，越来越多的群众纷纷前来投奔他的队伍。
到1931年1月，刘志丹的队伍已经发展到400余人，拥有近200支枪，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可随着队伍的壮大，地方军阀也开始注意到这支新兴的革命武装，并发动了残酷的“围剿”。在激烈的战斗中，刘志丹的队伍虽然损失过半，但他依然坚定地率领剩余力量退入陕西宜君县子午岭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但1931年3月，刘志丹在投靠反动武装后不幸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在杨虎城的帮助下，他最终得以重获自由。出狱后的刘志丹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将先前拉起的三支武装力量重新整合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这支武装的建立，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且晋西游击队也来到陕北地区，并与当地的商贩武装合并成为陕北游击队。党中央随后发出指示，要求陕北游击队向南梁进发，与南梁游击队合并成为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强大武装力量。这一决策的实施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2年2月，两支游击队正式合并，并宣布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后，为了更加贴近群众和反映队伍性质，该军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尽管陕甘游击队在成立之初人数不过700人且现代武器匮乏，但刘志丹却凭借着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率领队伍在西北地区打响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率领游击队先后袭击了马栏镇、淳化县和宜川县等地的反动武装，并取得了辉煌战果。陕甘游击队的力量也因此迅速壮大起来。
然而到了同年7月，由于党内错误“左”倾路线的影响，刘志丹的领导权被撤销，这给正蓬勃发展的陕甘游击队带来了沉重打击。
1932年的最后一个月，陕甘省委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创建红二十六军。同时，陕甘游击队也迎来了改编，成为了红二十六军的第二团，刘志丹被任命为团政治处长。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正式有了红军武装的身影，更意味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被提上了日程。
随着1933年春天的到来，陕甘省委以照金为中心，着手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很快就拥有了超过1200人的队伍。可这股蓬勃发展的势头却引起了陕甘省委书记杜衡的过度自信。他急切地想要扩张势力范围，于是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南，意图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
面对杜衡的这一决策，刘志丹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清楚地认识到，队伍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但他的反对意见却未能改变杜衡的决心。无奈之下，刘志丹只能硬着头皮带领队伍前进。结果不出他所料，红二团在南下途中遭遇了敌人的重重围堵，损失惨重，全团生还者不足百人。
当刘志丹带着这支残破不堪的队伍回到根据地时，却得知了一个更为震惊的消息：杜衡已经叛变投敌。而敌人也正趁着这个机会，紧锣密鼓地筹备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行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刘志丹再次挺身而出，他带领陕甘边区的党政机关和剩余的武装力量退回了南梁地区，并在那里重建了革命根据地。同时，原先的红二十六军二团也被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刘志丹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红四十二师走出了困境。队伍不仅人数上恢复到了1500人，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由此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志丹的卓越贡献。
1934年对于西北红军武装力量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刘志丹的率领下，红四十二师在陕甘边区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为后续的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陕北地区也迎来了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应运而生。随着两支红军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敌人也开始加紧了“围剿”的步伐。但这并不能阻挡西北红军前进的脚步。而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两支队伍逐渐走向了合并的道路。
到了1934年1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迎来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在这场战役的后期阶段，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顺利合编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刘志丹和谢子长共同负责领导指挥工作。这一变化标志着西北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西北工农红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能够进行野战任务的正规军队。
随着西北红军力量的日益增强，1935年9月15日这一天，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抵达了陕甘根据地的延川县永坪镇。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次日，刘志丹便率领红26军和红27军赶到永坪镇与红25军会师，并成功合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在军团中担任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职务，继续发挥着他的军事才能。
红15军团刚刚组建完成，就迅速投入了反“围剿”的战斗之中。在研究敌情的过程中，刘志丹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提出了在肤施、甘泉之间的劳山镇设伏的作战方案。他认为那里公路两侧连绵的群山和茂密的树林为设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果不其然，在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红15军团主力在劳山地区成功伏击了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及其下属的两个团，歼敌人数达到了3000余人，并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后方却突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那些拥护“左”倾路线的人竟然在根据地内部大肆进行“肃反”活动，弄得人人自危。即使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刘志丹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一名不知情的通信员误将一封密信交到了他的手中。刘志丹拆开信件看完内容后，却平静地将信件重新封好，并让通信员转交给红15军团的主要负责人。而他自己则选择了主动前往政治保卫局去“投案自首”。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顾全大局、避免红军分裂的高尚品质。
幸运的是，中共中央率领的陕甘支队及时赶到了陕北地区，迅速制止了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并将刘志丹等人解救了出来。11月30日这一天，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并任命刘志丹为瓦窑堡警备司令兼红28军的军长。重新获得自由的刘志丹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心生怨恨或懈怠工作。而是凭借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新的岗位上更加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着。
1936年2月，刘志丹再次率领部队踏上了东征的征程。在出发前，他曾对友人深情地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就让他们在战场上看看吧。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弄清楚的。”这番话语充分表达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精神风貌。可令人痛惜的是，在同年4月14日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被敌军冷枪击中，身负重伤。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他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而英勇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的牺牲让全党全军都感到深深的悲痛和惋惜。毛主席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沉痛地表示：“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而周恩来则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惋惜之情：“志丹同志作为高级指挥官本没有必要亲自冲锋陷阵，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特务并洗刷冤屈。他的牺牲实在是太可惜了！”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和民族英雄，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永兹纪念。
在刘志丹牺牲后的日子里，他的事迹和精神继续激励着陕北人民和全党全军为革命事业而奋斗。1943年5月2日延安各界一万人举行了隆重的刘志丹公祭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发表了深情的致辞。毛主席、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也纷纷为志丹陵题词以表达他们对这位英雄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毛主席的题词简洁而有力：“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周恩来的题词则更加具体地概括了刘志丹一生的光辉历程和卓越贡献：“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这些题词不仅是对刘志丹个人的高度评价，更是对西北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历史贡献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将刘志丹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这是对他卓越军事才能和杰出贡献的最高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