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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6日，民国册封专使陈箓转交了民国总统袁世凯，赠给哲布尊丹巴及其妻的总统像、翡翠朝珠、金打横表、银景泰蓝炉瓶、金珠首饰、缎匹等8种礼品。

1916年1月10日，外蒙古官府通知陈箓：哲布尊丹巴及其妻特派司法长车臣汗那旺那林、兵务副长郡王札木彦多尔济等，进京奉呈民国总统贡品。

哲布尊丹巴夫妇的贡品计有大黄哈达2方、貂皮8张、骆驼4匹、白马黑马各4匹。车臣汗等人沿途由中央政府军护送，“在京极蒙优待”，于1916年4月中旬回到库伦。

哲布尊丹巴此次入贡虽未按照清代的“九白之贡”惯例办理，但它标志着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有所改善。

外蒙古官府决定车臣汗等人入贡未与俄方磋商，俄国政府很不满意。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指示驻库伦代表密勒尔向库伦当局指出：

“在他们同中国人之相互关系问题上（在该问题上蒙人应感谢我们）事先不同您商量便做出决定很不礼貌。”

车臣汗等人到达北京以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密切监视着他们的言行。库朋斯齐在会见车臣汗时，给他打预防针，挑拨离间，说北京政府可能会向他做出保证，北京政府想用花言巧语迷住库伦当局，实际上竭力使“在俄国影响下获得的外蒙古自治失去意义”。

俄国方面的反应从反面证明车臣汗等人进京呈送礼品，具有促进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关系的作用。

此后，哲布尊丹巴几次遣使赴京觐见民国总统，呈送礼物。这些往来促进了双方的关系。

科布多地区的厄鲁特蒙古王公虽在库伦当局的诱胁下，于1912年夏参加了外蒙古“独立”活动，但坚决从事分裂活动的王公是少数，多数人只是随波逐流。有些王公对库伦当局的某些措施不满，企图另寻出路，遂通过新疆省当局与北京政府联系。

1912年俄兵和喀尔喀蒙兵围攻科布多城时，科布多地区杜尔伯特蒙古达赉汗图们德勒格尔扎布的父亲噶勒章那木济勒，派人秘密前往阿尔泰，致电北京请求援助，并积极设法救护内地商民。

科布多地区被库伦当局控制后，札哈沁贝勒棍布倭齐尔、镇国公达三宝一面对库伦当局虚与委蛇，一面秘密与新疆省当局联络，表示愿意归顺中央政府。《中俄蒙协约》规定科布多地区划入自治外蒙古，该地厄鲁特蒙古一些王公感到失望，先后派人前往新疆，请求中央政府封给爵位、发给俸禄。

新疆省长杨增新转报北京，北京政府即封给爵位，俸禄则由新疆省垫发。

1916年，左翼杜尔伯特中上旗扎萨克纳楚克多尔济向新疆省当局请爵领俸。

北京政府奖给他一等嘉禾章，赏银5000元。

此后两年间，派人向新疆省政府表示愿意归顺中央政府的科布多厄鲁特蒙古王公有左翼杜尔伯特中左旗扎萨克萨木当札木吹、右翼杜尔伯特中前旗扎萨克巴噶图尔、左翼杜尔伯特中前旗扎萨克图们巴雅尔、左翼杜尔伯特中下旗扎萨克明珠尔多尔济、左翼杜尔伯特中后左旗扎萨克阿拉喜。北京政府驻科布多佐理专员注意与这些王公联络感情、发展关系。

于是，在科布多的厄鲁特蒙古地区，慢慢地出现一股归向中央政府的潜流。

1914年俄国以“保护”名义将唐努乌梁海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直接侵害了外蒙古统治集团的利益，库伦当局对此耿耿于怀。

1915年8月，库伦当局派加汉曾呼图克图与俄国驻库伦总领事交涉唐努乌梁海问题，历时半年之久，无有结果。

1916年4月25日，外蒙古自治官府向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递交了一个长篇照会，其中说，根据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唐努乌梁海在外蒙古区域之内；1913年夏季以来，俄国乌斯地方官勾结唐努旗喇嘛那旺等奸人，勒令唐努乌梁海人民归顺俄国，严重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安定生活。

外蒙古自治官府曾多次照会俄国政府，请求俄国政府制止其边境官员的非法活动，俄国政府总是置之不理；目前那旺等人与持械俄人勾结一起，变本加厉地勒迫当地人民归顺俄国，唐努乌梁海官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外蒙古自治官府速派官兵前往，将那旺等人拿获严惩，安定边民；外蒙古自治官府准备派兵前往查拿，请俄国政府将与那旺狼狈为奸、在唐努乌梁海逞凶滋事的俄人“迅速缉获审办”。

这个照会声称准备诉诸武力，向俄国表明了坚决要收回唐努乌梁海的立场，又从唐努乌梁海地方奸人与俄国不法地方官相互勾结滋事扰乱、外蒙古自治官府准备派兵查拿罪犯立论，给俄国政府留了一个台阶。

库伦当局想以强硬立场迫俄让步，使其主动撤出唐努乌梁海。

沙皇政府驻库伦总领事于5月11日复照外蒙古自治官府说：

唐努乌梁海是否属于中国，早在外蒙古“独立”之前就有争议；《中俄蒙协约》并未在唐努乌梁海问题上赋予外蒙古什么权利，他坚决反对外蒙古官兵进入唐努乌梁海，库伦当局只好“暂行停止派兵前往”。

中国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陈毅到达任所以后，唐努乌梁海官民很快向中央政府代表伸出了求救之手。

1916年3月，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派代表来到乌里雅苏台，向陈毅报告了俄人强占唐努乌梁海扰害当地人民的情况，请求政府设法援救。

稍后，乌里雅苏台的内地商人请求政府设法保护在唐努乌梁海的内地商业企业。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杜尔赤王那木凯章禅也致函陈毅，反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苦难，说明外蒙古自治官府无力救护，望中央政府速想办法。

陈毅于1916年5月咨呈北京政府外交部，转报上述人等反映的情况，请求中央与俄国进行交涉。北京政府决定采取一点行动，争取挽回一点主权。

外交部致函驻库办事大员陈箓，请他根据《中俄蒙协约》第七条“向外蒙提议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员，以期为事实上之补救”。

外蒙古自治官府于1916年8月复文陈箓，同意中央政府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并驻卫队50名。

北京政府决定由陈毅兼任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陈毅认为，俄国驻兵于唐努乌梁海，中国以乌城佐理专员兼理唐努乌梁海的决定未取得俄国同意，乌城佐理专员如前往办事，俄国必然阻挠，“万一滋生轇轕，益于前途有碍”。他“电辞兼理，请添设专员，否则缓办”。

北京政府外交部感到陈毅所言“亦属实情”，遂决定将此事与俄国政府协商后再行举办。

1917年1月2日，外交部致函驻俄公使刘镜人，令他就此事与俄国政府协商。

刘镜人于1917年2月11日与俄国外交部负责人交涉此事，俄方坚决反对中国在唐努乌梁海添设佐理专员，并说俄国政府拟与外蒙古自治官府谈判划界事宜，“俟界务办妥后，再行谈论”。

北京政府接到刘镜人的报告，认为俄国向外蒙古官府提议划定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其他地方的界线，违背了中俄《声明另件》、《中俄蒙协约》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问题应由中俄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的规定，事关重大，不能容忍，令刘使向俄国提出正式抗议。

随后外交部将此事告知陈箓，让他转商外蒙古自治官府，“对于乌梁海地方与我取同一看法，根据历史认为在外蒙古自治区域之内。其划界事宜，应按照条约办理，万勿径与勘划界线，以免俄人借端觊觎”。

陈箓遵照指示于1917年4月8日行文外蒙古自治官府：“乌梁海土地宜坚认为外蒙古区域，勿与外人径行勘划。”

外蒙古官府非常赞同中央政府的主张。

此时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已经落地，临时政府执掌俄国政权。外蒙古自治官府于4月29日再提前案，照会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阿罗夫，要求将唐努乌梁海地方归还给外蒙古。

俄国临时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政策与沙皇政府毫无二致。

1917年6月3日，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捷列先科指示阿罗夫：

“就乌梁海问题同蒙古官员进行解释性谈话时，继续保持原来的行动方式…俄国政府要断然打消把恰克图三方协约第11条说成蒙古政府对乌梁海地方提出要求的依据的企图”，并说什么“中国政府无法证实对乌梁海的权利”。

与此同时，俄国采取措施，巩固其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统治。

1917年6月，俄国官员在唐努乌梁海逼迫各旗总管交出清朝旧印、发给俄印，勒令各旗派员参加俄京国民会议。在此情况下，巴彦巴达尔呼于1917年六七月两次向乌城佐理员递送呈文，并派克旗大喇嘛达克丹亲至乌城求救。北京政府通过中国驻俄公使和俄国驻华公使，向俄国临时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俄国同意中国在唐努乌梁海设立佐理专员。

这一轮交涉一直持续到1917年10月底，俄国临时政府不肯让步。

没过几天，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交涉中止在设置唐努乌梁海佐理员交涉中，北京政府采取了承认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自治区域之一部分、中国政府只派佐理专员的策略方针。

当时俄国国内尚未大乱，中国政府在外蒙古无有驻军，北京政府在唐努乌梁海问题上只能提出有限的目标。北京政府采取这一立场，使它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在唐努乌梁海问题上有了共同利害。

设置佐理专员的交涉虽然无果而终，但它使北京政府与外蒙古官府之间的关系密切了一些。

中国政府驻外蒙古的官员，在战时环境下努力宣示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按照国际法处理外蒙古的涉外事务。陈箓到达库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一年有余。当时俄国将俘获的一些德军官兵押至恰克图俄国军营监禁。

中国是中立国，有些德军官兵逃到库伦，陈箓按照国际法予以收容。俄国总领事要求陈箓交出逃来的德国俘虏，陈箓予以拒绝。

在经济方面，北京政府经过与外蒙古自治官府交涉，在库伦设立了中国银行库伦分行。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外蒙古地区中俄贸易日渐发达，俄币大量输入，“几操左右市面之权…外蒙财政半由俄人掌握”。清政府曾于库伦设立大清银行分行，以图补救。1911年外蒙宣告“独立”，“该行因而歇业，市面货币复在俄人垄断之中”。

1915年俄资“蒙古国民银行”的开办更加强了这种垄断。十月革命后，俄国陷入内乱，通货膨胀，币值骤跌，受其影响，外蒙“物价奇昂，较之内地价格，高至数倍，甚有达10倍以上者”。

外蒙古金融混乱，财政危机，中国内地商人损失极为巨大。陈毅就任驻库大员后，与外蒙古自治官府磋商，签订合同，以免除外蒙古官府所属盟旗及沙毕地方从前以印文向清朝户部银行押借之旧债的历年利息为条件，换取外蒙古官府同意在库伦设立中国银行分行。

该《合同》规定：外蒙古官府所有政府收入支出，可用中国银圆或银行纸币结算。虽然该分行的纸币发行额只有七八十万元，然中国中央政府终于可以对外蒙古经济施加一定影响了。

《中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两年间，中国内地与外蒙古的商品贸易有所发展。

根据俄国资料，1915-1917年间，外蒙古出现了70个新的中国公司；1915-1916年间中国内地与外蒙古的贸易额达到4500万~5000万卢布，超过了1909-1910年中国内地与外蒙古的贸易额。

中国内地与外蒙古之间距离遥远，沿途又多为沙漠戈壁，过去运输全靠骆驼牛马，交通很不方便。在驻库大员陈毅的提倡下，商人景学铃等集资10万元，购车10辆，成立了“大成张库汽车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的运输业务。北京政府交通部见大成汽车公司效益良好，随即添设了西北汽车公司，中国内地与外蒙古的交通运输状况有所改善。

在《中俄蒙协约》有关规定的基础上，1916年1月，中俄蒙三方在库伦签订电线合同，原乌得、叨林两电局移交外蒙古自治官府。在陈箓的建议下，外蒙古官府留用了该两电局7名内地专业人员中的4名（同时聘用俄国专业人员2名)。当时库伦内地商人开有店铺500多家，商人6000余名。

在陈箓的指导下，库伦内地商人成立了商会。

陈箓与库伦当局交涉，取消了原先向内地商民征收的人头税及房屋税。

根据《中俄蒙协约》，中国政府驻扎库伦办事大员及各佐理专员有权处理在外蒙古的中国内地公民之间发生的民刑诉讼案件，以及发生于俄人和中国内地公民之间、外蒙古人和中国内地公民之间而内地公民为被告的案件。

库伦办事大员公署及各佐理员公署内设有专理诉讼的官员和监狱官以及监狱。陈箓任职库伦一年半多，处决内地公民中的杀人犯9名。

外蒙古金矿中有几千名中国内地矿工，有些盗匪混迹金矿附近，命盗之案频繁发生。陈箓与俄国总领事和金矿总管商定，委派监工2名前往驻扎，处理轻微案件。

《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外蒙古所实行的“自治”，实质上是在俄国支持下的分裂割据，“自治”外蒙古实际上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国中之国。北京政府驻库伦办事大员的实际职权基本上相当于驻库伦的大使。

驻库办事大员设立初期，“外蒙受惑甚深，蒙事殊难措手”。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被外蒙古官府财政部占用，俄国顾问戈金入住其内。

北京政府驻库办事大员公署房屋窄小，陈箓屡次向外蒙古官府交涉，要求归还清朝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房舍，库伦当局总不答应，北京政府只好拨出款项另建办事大员办公大楼。

科布多旧城与城外中国内地商家营业区在1912年夏的战争中半付劫灰，残留房屋被俄国领事、俄兵和俄商占住，这一大片地方被划为俄国贸易圈。自1916年起，北京政府驻科布多佐理专员、驻库办事大员，多次与俄国驻科领事、驻库总领事和库伦当局交涉，要求收回属于内地商民的房产，无有结果。

直至1919年，北京政府驻科城佐理员及其卫队仍“靡所栖止，日浮沉于荒凉戍次之中，殊有损于国家体面”；在科布多的内地商民则“琐尾流离，不堪言状”。

1916年夏，驻库办事大员陈箓请求辞职，北京政府于8月初任命陈文运继任。陈文运曾任骑兵旅长，1913年曾在内蒙古剿匪，该年内蒙古甘珠尔瓦活佛被杀，陈文运对此事没有责任。俄国驻华公使将杀害甘珠尔瓦活佛说成陈文运所为，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反对他担任驻库办事大员。外蒙古自治官府也表示反对。

俄国驻华公使还借机提出要求：“此后简派库伦大员，须先征求俄使同意，再行发表。”

北京政府只得取消对陈文运的任命，另选驻库办事大员。

尽管如此，《中俄蒙协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与外蒙古自治官府有了直接往来，中国政府在册封、处理德奥俘虏、处理恰克图边防问题上行使了一些主权；北京和库伦在收回唐努乌梁海一事上有所合作；中国内地与自治外蒙古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有所增加，这些现象所显示的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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