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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称为端午节的五月五日,至少在汉代就已是一个民俗学意义上的节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移动和南北民俗文化的交融,它的地位获得较快提升,“成为民间的一大节日”。
到唐代,时人既传承着已有的五月五日习俗,又在若干方面表现出与以往的不同。
1、从“五月五日”到“端午”在我国现存所有传统节日中,端午节可谓名称最多的一个。
除端午外,在历史上,它还有过五月五日、重午、端五、重五、五月节、端阳、蒲节、天中节、诗人节、女儿节、龙舟节、粽子节、苦瓜节、医药节等诸多专名。
然而,这些专名多是后来才出现的,唐代以前,这个节日普遍行用的名称是“五月五日”。
比如《玉烛宝典》引《风俗通》云:“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
引《后汉书·礼仪志》云:“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引《抱朴子》云:“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
均为五月五日。北朝、隋代时也称做“五月五日”。
如《北史》卷三记载:
“五月甲戌朔日有蚀之,乙亥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
《隋书》卷四十一记载:
“寻属五月五日,百僚上馈,多以珍翫,威献《尚书》一部。”
五月五日亦偶称“仲夏端五”、“五月节”。如周处《周土记》云:“仲夏端五,方伯协极。”《续齐谐记》云:“歌云:五月节,菰生四五尺,缚作九子粽。”
唐时也有因袭前朝称“端五”者。比如唐人李匡义在其《资暇集》中就提到他家有“元和中端五诏书”,又“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
但在盛唐以前,更加流行的节名仍然是“五月五日”,比如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四月制书规定:“所在五月五日,非期功已上亲不得辄相赠遗。”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一月敕:
“太子及诸王公主,诸节贺遗,并宜禁断,惟降诞日及五月五日,任其进奉,仍不得广有营造,但进衣裳而已。”
盛唐时,“端午”之名开始出现,它迅速取代五月五日和端五,成为当时主流的称呼。
李匡义曾提到这一变化:
“端午,端五者…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尽管李匡义认为“其义无取”,但“多书午字”的确已成事实。
唐玄宗李隆基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端午》诗,张说有《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鱼字)》,杜甫有《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端午日赐衣》,窦叔向有《端午日恩赐百索》,权德舆有《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采结之贶以诗还答》,殷尧藩有《端午日》、《同州端午》,徐夤有《岳州端午日送人游彬连》,文秀有《端午》等,均作“端午”。
不仅如此,在官方文件中,“端午”也取代“五月五日”成为常用词语。
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闰三月敕云:
“其诸道进献,除降诞、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贡修其庆贺,其余杂进,除二日条所供外,一切勒停。”
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改元开成赦》云:
“诸道贺正端午诞降、贺冬进奉,起今权停三年。”
是谁,又为什么要将五月五日、端五改称“端午”,目前尚无力给出确凿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称谓的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后来居上,成为时在农历五月五日的这个节日最流行的名称,而且诱导后世学者错误地理解端午的含义,并错误地认为这个节日是由午月午日演变而来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名称的变化,使“午”字成为解释这个节日的核心字眼,一些原本习惯于在五月午日举行的活动也转移到五月五日中来了。
2、端午节是哪一天?就节日时间而言,“五月五日”之名已经点明了节日在历法中的位置。历法中的五月五日就是“五月五日”节的标志性时间。
唐代以前大致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地方的竞渡之俗往往并不仅限于五月五日一天,甚至高潮也不是五月五日,比如隋朝荆州一带的竞渡就是在五月望。其实直到今天,四川合川、黔江、大宁、湖北武汉、长阳等地,还将五月十五日称为大端午。
在唐代,端午节主要还是在五月五日,但南方竞渡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并不只在五月五日当天才举行,元稹曾在一首诗里提到: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可见从准备到结束,竞渡要耗时几十天之久。
3、端午节的传说唐代以前,民间流传着关于五月五日的多种传说,其一与屈原有关。
早在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就已笼统提到五月五日的习俗与屈原有关,所谓“又日亦因屈原”,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则详细记录了这一传说:
屈原五月五日投泪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固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这一传说将楚人五月五日用棕子投水、作带五色丝及楝叶的粽子等习俗活动和屈原联系起来。
隋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时亦记载了屈原传说: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这则传说以屈原解释了五月五日竞渡习俗的来历。
《隋书·地理志》解释荆州一带竞渡习俗时,也将其归因于屈原的自沉汨罗,不同之处在于屈原自沉的日子是五月望日。
除屈原外,与五月五日及其节俗来历有关的人物还有伍子胥、越王勾践和介子推等,如杜公瞻为“是日竞渡”作注时,不仅提到屈原,还提到伍子胥与越王勾践: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陆翔《邺中记》则提到了介子推: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火食”;五月五日起于纪念介子推的说法还见于署名蔡邕的《琴操》一书。
东汉以后,民间还流传着孝女曹娥的故事。
根据汉末邯郸淳撰写的《曹娥碑》,曹娥是上虞曹盱之女,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曾于汉安二年五月参与祭祀“伍君”的活动,不幸为水所淹,不得其尸。
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沿着水边哭着寻找父亲,十七天后投江自尽,“经五日,抱父尸出”。这则故事虽然与五月五日的来历无关,但它的发生与五月祭祀水神有联系,慢慢成为附着于这个节日的重要传说。
从文献记载来看,到唐代,虽然上述传说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欧阳询在编纂《艺文类聚》时,就将介子推、曹娥的故事收录进去,但屈原传说无疑已经成为当时具有压倒优势的五月五日的节日传说。
在时人状写端午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不时看到如下表述: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相闻为屈原”;“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等等。
又如《隋唐嘉话》也明确记载:
“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所有这些都表明,屈原传说已经深入人心。也可以换句话说,到唐代,屈原与五月五节日起源的关系已经从一种地方认同转变为跨地方认同了。
这一变化应该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点,发生在龙朔元年(661)的一件事可以提供些许证据。
这一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唐高宗(628一683年)很认真地询问了一个问题:“五月五日,元为何事?”
史书记载当时是许敬宗引用《续齐谐记》所载的屈原传说做了回答。唐高宗是否满意许敬宗的回答史书并没有记载,但这一问一答本身意味深长。
其实唐高宗对于五月五日,这个节日并不陌生,因为早在显庆二年(657)四月,他就颁布过《停诸节进献诏》,要求对包括五月五日在内的诸多节日的进献进行约束,那么此时他的提问应该可以表明,要么他对屈原传说尚不熟悉,要么他还没有认同这一说法。
而许敬宗(杭州新城人)的回答则表明,在他那里,屈原传说是最正宗的关于五月五起源的解释。
在屈原与五月五日的关系方面,唐高宗和许敬宗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两部分人,那么这场发生在君臣之间的问与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屈原传说由熟悉它的人向不熟悉它的人传播的重要途径。
尽管还有其他传说的存在,尽管唐代以后许多地方还在生成新的传说对端午节及其习俗活动进行解释,但唐代以降,屈原传说当是流传最广的,它也在各种文献中得到了更多的书写和表述。
当然,这些书写和表述又进一步强化了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与端午节相关的历史人物只有屈原。
3、吃什么?唐玄宗曾经在端午节大宴群臣,并留下一首《端午三殿宴群臣古诗(并序)》,唐玄宗这首诗并序中,多处提到节俗物品,按序和诗中的说法,包括“恶鸟”、“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柏枕”、“桃门”、“彩花”、“命缕”、“九子粽”、“陶暑之饮”等。
(1)恶鸟
恶鸟是指枭。至迟在汉代,这种鸟就被认为长大后会吃掉自己的母亲,由此获得了不孝鸟的恶名,如《说文解字》中所说:“枭,不孝鸟也。”
对于这种不孝鸟,汉初已有磔之并作羹汤的做法,朝廷中还用以赏赐百官,只是最初时间是在夏至日。如叔孙通制《汉仪》中就有“以夏日至赐百官枭羹”的规定。
但五月五日用枭羹的做法,也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三国人如淳说:
“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
唐玄宗所谓“庖捐恶鸟”,即指以枭肉作羹汤。可见,在唐代,枭仍然被视为“恶鸟”,而宫廷中也继续着五月五日以枭羹赐百官的传统做法。
(2)肥龟
杜台卿《玉烛宝典》引周处《风土记》云:
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鹜,用角黍,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又煮肥龟,令极熟,擘择去骨,加盐豉苦酒麻蓼,名日菹龟。并以薤荠,用为朝食,所以应节气。…龟骨表肉里,外阳内阴之形,蛆鱼又夏出冬蛰,皆所以依像而放、将气养和、辅赞时节者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晋时南方习惯在五月五日煮肥龟食用。根据古代中国人的阴阳观念和顺天应时的月令思维逻辑,五月五日,时在夏至前后,此时阳气最旺,但阴气已开始生长,正是阴阳相包裹之形,这时就要食用一些与之性质相似的东西,以“辅赞时节”,龟这种动物“骨表肉里”,正是“外阳内阴”之形,故而成为五月五日的节令食品。
而当时也已经形成一整套专门制作肥龟的技术和方法。唐玄宗端午宴群臣时食用的肥龟,也许就是应用这套方法烹制出来的。
(3)新筒裹练、香芦角黍与九子粽
粽子是五月五日最流行的食品之一。粽的口味不同,形制也有多种。
其中新简裹练是指在竹筒外面缠绕丝线的竹筒粽。关于缠绕丝线的竹筒粽的来历,《续齐谐记》屈原传说就是其民间解释。
竹筒粽不仅用丝线缠绕,还要使用楝树叶。
这一做法最初当流行于楚地,后来播布到更大的区域。唐玄宗的诗(并序)并未提到“楝树叶”,但考虑到《续齐谐记》中说“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楝树叶大概也是使用的,只是受诗歌(序)这种文学体裁所限而未能得到表述罢了。
香芦角黍,是用芦叶包裹黏米而成的粽子。据周处《风土记》记载:
“先此二节(指夏至、五月五日)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二节日所尚啖也。…裹黏米一名粽(子弄反也),一日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苞裹未分散之象也。”
可见,用菰叶包裹黏米和粟而成的“角黍”,在晋朝已经是十分普遍的节令食品了。芦叶与菰叶相似,亦可裹黏米而成角黍。
其实,无论是竹筒粽,还是菰叶角黍、香芦角黍,都是取“阴阳相包裹未分散之象”以辅赞时节之物。
九子粽,是粽子的一种。温庭筠《鸿胪寺有开元中锡宴堂,楼台池沼雅为胜绝,荒凉遗址仅有存者,偶成四十韵》曾有诗云:“盘斗九子粽,瓯擎五云浆。”
只是不知其具体形制如何。
(4)柏枕
柏枕,当指以柏木制作的枕头或以柏壳填装的枕头。柏树,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坚硬,纹理致密,柏壳是柏树种子的外壳。
(5)桃门
桃门,指挂在门户上的桃印。
《后汉书·礼仪志》载: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棥。其礼:…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桃木在我国古代被视为避邪之木,五月五日以桃木为印,作为门饰,起着将恶气阻止于门外、不得入侵的作用。
(6)彩花、命缕
彩花、命缕都是五月五日的佩饰,即所谓五色丝、长命缕、五彩、百索、丝索、长丝之类。
五月五日使用五色丝线亦是自汉代就有了。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后代仍然传承未断。
在唐代,皇帝经常赐予大臣节物,丝索是五月五日所赐节物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唐代的五丝之类形制十分不一,有的只是以五色丝线汇在一起即可,有的则复杂得多。无名氏《五丝续宝命赋》中所咏,就属于相当复杂的一种。
根据该赋的描写,“泊天子御绣之日,后妃献茧之时”就开始“手如振素,盘续命之五丝”。而开织之前还要祭祀神灵。
制成的五丝:
蕙绿轻重,兰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观其发齐万计,花柔四艳。宛委蛇盘,张皇虹直。植其鹭羽杂之而夺其鲜,对彼凤毛久之而寡其色。…懿寿丝之礼大,续宝命之天长。衮冕绂班,萦寿丝以成锦;游缨锡美,比寿丝以无疆。错以五采,准日以符节也;综以万绪,盈数以尊寿也。龙烂蛇伸,光气腾腾。以御邪也,瑞等乾坤;拜启献也,汪濊沾止。其兵辟也,不待万岁蟾蜍;其理疾也,岂藉单衣龙子?四海销天札之疠,百姓登仁寿之祉。
这些五丝是献给君王的,用丝线杂鹭羽织成,上有龙蛇、花朵等图案,十分精美,具有令“四海销天札之疠,百姓登仁寿之祉”的象征性功能。
(7)陶暑之饮
唐玄宗的诗中提到陶暑之饮,但未指明具体是什么。张说有首《端午三殿侍宴应制》诗,是因参与唐玄宗这次赐宴活动写作的,诗中提到“甘露垂天酒”,或许就是一种“陶暑之饮”。
《荆楚岁时记》载,“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南北朝时已有菖蒲酒,这种酒在唐代也被饮用,如殷尧藩《端午日》诗云: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只是不知蒲酒是否被唐人视为“陶暑之饮”。
除了上述之外,唐代的端午节物还有艾草、扇子、端午衣等。
关于五月五日用艾,《荆楚岁时记》中也已提到:
“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唐代继续沿用,如张鷟曾说:
“紫艾禳灾,大启中州之俗。”
至于端午衣和扇子,唐代君主多以之赐予大臣,据冯贽《云仙杂记》,平常人家也有赠扇之俗,扇名“辟瘟”:“洛阳人家端午以花丝楼阁插鬓,赠遗辟瘟扇。”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唐代的五月五日节物主要是饮食和服饰两类,它们的使用是唐代五月五日节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节物基本上都从前代继承而来,并无多少新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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