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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元年(145年)，东汉王朝好不容易才将羌人起义的烽火扑灭，仅仅隔了十余年，到延熹二年(159年)，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又爆发了。

延熹二年(159年)，西羌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羌攻打陇西、金城塞，一时声势大振。

护羌校尉段颎率湟中降羌屯驻罗亭（在今青海乐都县境），与田晏、夏育联合，击退了众羌。翌年三月，金城烧当羌与烧何羌联合，北攻张掖属国，占领钜鹿坞，杀属国官吏，并袭击段颎营地。

段颎猝不及防，刀折矢尽，几至败覆。延熹四年(161年)，东西羌起义范围更为扩大。此年夏天，陇西郡的零吾羌、先零羌合并东攻三辅；冬天，上郡沈氏羌、陇西牢姐、乌吾合兵攻并、凉二州。

段颎再次率湟中降羌数千前往镇压。这些湟中降羌因久役不归，眷恋故土，纷纷叛逃，段颎因此被革职下狱。继任的护羌校尉胡闳庸懦无能，于是东西羌更为强盛，攻下了许多营坞，并相互连结，在三辅、并州、凉州各地继续展开斗争。

朝廷迫于形势危急，一面起用廉吏皇甫规监督关西官军，一面诛免了一些贪官酷吏，以平羌民的公愤，于是暂时得到了几个月的安宁。

到延熹五年(162年)，凉州继续发生东西羌起义。此年三月，上郡沈氐羌攻打张掖、酒泉；七月，乌吾羌复攻汉阳；十一月，滇那羌攻打武威、张掖、酒泉。

到延熹六年(163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东汉王朝迫于无法应付危局，因而又将段颎调出为护羌校尉。

延熹七年(164年)，段颎以威迫、利诱两手，使滇那等3000落降汉。八年(165年)春，段颎又出击勒姐羌；夏，出击当煎羌。

段颎自七年冬出兵，到八年秋，经过无数次鏖战，才将西羌镇压下去心。

自顺帝永和六年(141年)东羌各部发动起义以来，东汉王朝虽然多次安抚、征讨，但并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羌仍叛服无常。

延熹九年(166年)秋，鲜卑入塞与东羌定盟，于是上郡沈氐羌、安定先零羌又攻打武威、张掖二郡，沿边多被残破。

永康元年(167年)，春正月，安定的先零羌五六千骑入三辅，围祋祤，略云阳，又攻下扶风、京兆二营，杀10000余人；冬十月，先零羌豪岸尾等又攻三辅，护匈奴中郎将张奂遣部将尹端、董卓反击，斩杀羌酋豪，俘虏10000余人，三辅暂获安宁。

羌众的叛服无常对三辅构成严重威胁，桓帝几乎束手无策，为此诏问段颎“平羌”方略。

段颎上书陈说，只有“长矛挟胁，白刃加颈”，才能最终征服羌众，并且表示，如果给他步骑数万，车辆3000，“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桓帝采纳了段颎的建议。

转眼已到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春，段颎率领万余人进剿先零羌。当时先零羌30000多落，占据安定郡一带，东连羌胡，西接汉阳，声势至为浩大。

段颎兵从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直指高平（今宁夏固原），先零羌迎战于义逢山（今固原西北）。只见义逢山布满羌众，辎重牲畜，源源不断，段颎兵不免惊惶失措。

段颎却神色自若地集中部署兵力，将既持长矛、又备强弓劲弩的士卒前后排成三列，又以轻骑兵为左右翼；接着又激昂地鼓动将士说：

“今离家已数千里，进可图功，退必致死！福祸安危全系今日，大家齐心努力共图功名吧！”

段颎周全的军事部署及满怀激情的鼓动，顿时使军中士气大振，段军遂以锐不可当之势进攻羌众，一举大破之。

破羌捷报传至朝廷，临朝的窦太后诏令嘉奖段颎，封他为“破羌将军”，并鼓励段颎彻底剿灭东羌，“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

朝廷的嘉奖，更激发了段颎剿杀羌众的斗志。

建宁元年(168年)夏，段颎秉承朝廷剿灭羌众的旨意，更是不遗余力地继续追剿羌众，从桥门（今陕西子长县李家岔）出兵，昼夜兼行200余里，在上郡奢延泽（今内蒙乌审旗西南）与羌众相遇。诸羌退至落川（内蒙乌审旗红柳河），“复相屯结”，坚持抵抗。

段颎又与部将田晏、夏育合兵，在灵武谷（今宁夏贺兰西北）一带大败羌众，诸羌余部20000多人，散入汉阳山谷。

这时，东汉王朝在对待诸羌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中郎张奂主张缓和汉羌矛盾，对羌人当以政治抚慰为主，军事镇压为辅。

在张奂之前，关陇名将皇甫规也提出及实施过这样的主张。

皇甫规向朝廷指出：

地方官史施政无度，残酷地盘剥与摧残羌人，是羌众“反逆”的根本原因，主张整肃郡吏，清平政治，绥抚羌众。

皇甫规为政清廉正直，对待诸羌，一直奉行恩威并施的策略。延点四年(161)年，羌人起义的烈火在三辅、并州、凉州各地蔓延，皇甫规受朝廷之命，率军平羌乱。皇甫规出兵攻破零吾羌，“斩首八百级”，同时斥逐“受取狼籍”、“多杀降羌”的贪官酷吏100多人，起义浪潮才渐渐平息。

羌众由此被感化，先后有20余万羌众归降。张奂与皇甫规的关系甚为密切，他不仅是皇甫规的学生，而能成为东汉后期功勋卓著的名将，也得力于皇甫规的多次举荐，所以皇甫规对张奂的影响很大。

张奂认为“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边地任职期间，他身体力行“对羌众以绥抚为主”的策略。

永寿元年(155年)秋，张奂出任安定属国都尉。当时，南匈奴7000人马侵掠美稷，东羌各部起而响应，而安定仅有守卒200多人。

在双方兵力悬殊如此大的情况下，张奂临危不乱，一面进屯长城，收集兵士，加强边境防御；一面遣属下驻守龟兹袭扰东羌，从而不仅阻止了东羌与南匈奴互相勾结，而且还使东羌与官军联合，结果大败南匈奴，边境遂获安宁。

事后，羌人酋豪感激张奂绥抚之恩德，遣使送来良马20匹，金據8枚，张奂却诚心谢绝了。张奂以自己的“正身洁己”，赢得了羌众的拥护，所以在他任安定属国都尉期间，这一地区“威化大行”。

张奂对民族问题的上述主张既蕴含了合理、进步的因素，并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行之有效的；可是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认识及其实践层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

张奂认为羌种不可以斩尽杀绝，因为他们与汉人同样是禀天地之气所生，并认识到边郡官吏的贪贱是逼反羌众的根本原因，所以企图以自己的清正廉洁感化羌众。

这些认识，既突破了春秋战国以来“华夏大防”、“贵中华，贱四夷”的思想局限，并且客观上认识到羌众反叛的原因，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但是张奂的认识中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

自顺帝永和(136-141年)末年以来，羌众不断向东推进，常常有羌人大规模袭击京畿地区的报告送达朝廷，更多的边郡不得不部分或者全部放弃给羌人。到灵帝登基这一年，从河套地区的云中，五原至甘肃的汉阳一带的西北边地2000余里，已落入羌人与匈奴手中。

另外，即便对羌人实行绥抚，带来的也仅仅是暂时的安宁，无论剿与抚，羌人总是处于叛服无常之中。

这些事实表明，羌的对汉战争，除了反对贪官污吏的剥削压迫之外，还受其他因素的支配，这就是争取在塞内发展和对财富的需要。

纵观东汉时期的汉羌战争史，对待羌众，如果坚持以和睦为主的策略，东汉王朝就必须恩威并存。从恩的角度讲，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廉正，府库充盈，能不时以财物周济羌人以满足其需要，才可能有效地安抚羌众；从威的角度看，东汉王朝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方能有效地抵御羌众的攻击性骚扰。

可是到灵帝时期，朝廷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的两个前提条件都已丧失殆尽。

桓灵时期，政局黑暗已至极限，张奂、皇甫规一类的清廉官吏已属凤毛麟角，安定属国的都尉，在张奂之前的八任，都是贪婪残暴地榨取羌众的能手。

军事上，因府帑空竭，军费严重不足，遇有战事，皆临时加紧搜刮天下，乃至动用帝室钱财以助军费。不仅军费奇缺，军队之腐败也登峰造极。军队将领大发国难财，利用战争之机贪污军费，致使许多士卒因冻饿死于沟壑。

军费的极度困竭与军队的严重腐败，已使东汉王朝的军事威慑力降至最低点。吏治更加腐败而导致羌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高涨，军事威慑力的大大下降又不断刺激羌人乘隙寇掠与争取东向发展。正是这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羌人的反叛不断，以至于皇甫规、张奂等人“安抚为主”的策略不可能从根本上奏效。

与张奂相反，破羌将军段颎主张对羌人斩尽杀绝。是否张奂等人的主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羌汉矛盾与冲突，段颎的“斩尽杀绝”既合理又可行呢？

段颎的主张并非建立在对羌汉矛盾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上，他认为羌人不断东进，“攻没县邑，剽掠人物”，都是由于其毒蛇般的兽性所定。

这种认识显然是由于其囿于鄙视周边民族的传统偏见所致。段颎的主张既与他认识上的偏见有关，也跟他自己的性格、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熹平元年(172年)，因追捕“党人”的需要，灵帝起用段颎为司隶校尉，段颎便利用大权在握而泄私愤。段颎曾辟除扶风平陵人苏不韦为他的掾属，苏不韦没有应召，段颎便怀恨在心，稍后便制造了苏氏满门六十多口全部被诛杀的惨案。

这一令人发指的惨案，无疑充分暴露了段颎的残忍本性。或许段颎生性就带几分残忍，而他又出身西北一个军吏家庭，在酷烈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这样一来，他固有的残忍性格也就根深蒂固。

生性残忍的段颎作为东汉后期驰骋疆场的名将，他渴望战争，渴望较量与征服，渴望杀人如麻带来的刺激，并且似乎只有战争才能充分显示他的才干。战争不仅带给他刺激，而且还带来提升。

自桓帝永寿二年(156年)任辽东属国都尉以来，出击鲜卑，镇压泰山流民起义，屡次进剿羌人起义，显赫的战功使东汉王朝视其为“救危安邦”的社稷之臣，不断获封赐、晋升。

朝廷的嘉奖，更激励了段颎穷兵黩武、扩大战果的冲动，甚至可以将自己和部属的生命视为赌场中的筹码，在必要的时候孤注一掷。

由段颎个人的认识偏见，以及其他一些非理性的个人因素支配的“斩尽杀绝”的主张，显然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羌患”的良策。

也许张奂的主张起了点作用，使朝廷认识到羌众确实难以翦除，况且当时朝廷正发生了宦官诛杀陈蕃、窦武的内乱，一时也无暇外顾。

建宁二年(169年)春，灵帝便诏令谒者冯禅安抚招降汉阳散羌。段颎获知此消息后，又立即上书重申剿杀主张，声称“乘虚放兵，势必殄灭”。

段颎坚决的主张和必胜的信心感染了灵帝，于是灵帝一面仍令冯禅招降，一面却令段颎继续进剿羌众。七月，段颎亲自率部在凡亭山（今甘肃平凉西北）大败羌众，羌兵主力奔聚于射虎谷（今甘肃秦安西南）。

段颎抓住机会，先于射虎谷西南结木为栅，长40里，截堵羌兵的去路，然后遣兵由东西两头夹击，遂将反叛东羌屠杀殆尽。20000多散羌，除被冯禅招降4000人，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外，余者19000多人全被段颎屠杀。至此，东羌的反叛被平定。

灵帝建宁(168一171年)初年，段颎在羌地大小凡180战，费用达44亿，士卒死伤无数。在国库一贫如洗的情况下，巨额军费完全是竭泽而渔天下百姓所得。

段颎声称，因进剿羌众而疲惫天下百姓只是暂时的，只要将羌众斩尽杀绝，便可以获得永久的安宁。

可事实上，东汉王朝“疲惫天下百姓”并没换来永久的安宁，这时的东汉王朝没有，也不可能“绝其根本，不使能殖”，相反剿杀得越凶狠，羌众的仇恨就越深。

段颎平定东羌反叛后的十余年里，虽然局势相对平静，可在平静之中却孕育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叛。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在关中爆发了来势汹汹的黄巾起义。接着，在同年冬十二月，金城、陇西、汉阳三郡又爆发了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金城义从羌以及少数汉人官吏参加的联合起义。

十二月，先零羌在陇西、汉阳起义之后，很快与金城抱罕、河关由宋建、王国率领的义从羌、湟中起义的义从胡联合起来，并推举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

羌胡联军首先戕杀护羌校尉伶征，接着又劫攻金城太守衙门，杀太守陈懿，劫持太守衙门从事韩遂及故新安令边章，以他们专任军事。

羌胡联军攻城掠地，陇右民众云合响应，义军很快便聚众十余万。起义军攻下金城郡后，宋建坐镇金城，王国、边章等则进攻汉阳郡，北宫伯玉、韩遂则更东进攻三辅。

当时凉州刺史左昌驻汉阳冀县，前护羌校尉夏育也正在冀县的畜官。左昌以贪婪著称，曾盗用军谷数万石；校尉夏育在任时滥杀羌胡，此时已被罢免，在牧苑畜官待罪。

起义军一到汉阳，就进攻冀城与畜官，欲杀左昌、夏育以平民愤。冀城是当时凉州的军事重镇，冀城一下，整个陇右便会陷入涣散状态。

冀城告急，心急如焚的灵帝一面下令惩处左昌，以宋枭代昌为凉州刺史，一面令名将盖勋率军救冀县。盖勋一至冀县，便大斥边章的背叛罪。边章当初背叛朝廷本不是死心塌地，尚有几分无奈，再加上盖勋是一位忠于朝廷、为官清正、屡建战功的名将，所以在盖勋的大义凛然的相形下，边章便难免滋生出“理亏”的心理弱势，顿时便失却了战斗勇气，没与盖勋交兵，便自动解围离去。

而盖勋前往畜官救夏育的途中，则被羌众打得落花流水，盖勋身受重创。

中平二年(185年)春，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率几万铁骑攻入三辅。

羌胡联军的这次起义，给灵帝的统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当时，汉民族经济上的先进性与政治上的成熟性，与相对落后的羌胡部族比较，是很明显的。

而这一次，不仅有很多汉族下层人民卷入了起义洪流，更有边章、韩遂以及段颎的一些“晓习战陈，识知山川”的故吏参加进去。

由此，不仅壮大了羌胡联军的力量，而且使羌胡斗争水平有所提高，能够突破一种狭隘的部族反抗，首次明确提出“诛讨宦官"的政治口号。

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强烈不满现实的黑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擅权宦官视为黑暗的祸水，所以羌胡联军“诛讨宦官”的口号能引起广泛的积极反响，致使起义队伍发展壮大很快，战斗捷报频传。

湟中义从胡起义，带给东汉王朝的威胁也是举足轻重的。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护羌校尉邓训，以恩信绥抚湟中小月氏胡，开始组建了义从胡部队。在以后接连不断的征战中，这支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护羌校尉麾下的基本力量。护羌校尉所属义从胡，皆精于骑射，成为东汉王朝最精锐的骑兵。马贤、段颎镇压东西羌起义，依靠的就主要是这支总数在万骑以上的骑兵。

这次起义之所以一开始就势不可挡地席卷陇右，就与这支“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的劲旅覆亡护羌校尉而加入起义直接有关。

羌胡联军杀进三辅后，灵帝立即诏令战功卓越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义军。面对来势汹汹的羌胡联军，皇甫嵩请求朝廷征发3000乌桓兵，北军将领邹靖认为“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

面对空前严重的威胁，虽然灵帝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扭转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借夷兵”之上，但却不敢贸然决定究竟征发何族“夷兵”。

于是，将“借夷兵”之事交四府商讨。紧接着，“借夷兵”之争义在四府之一的大将军府内展开。

府掾韩卓认为鲜卑兵力甚强，主张征发几千鲜卑兵；府掾应邵则认为，鲜卑骄悍不驯，不听号令。因此，应邵主张招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韩、应各执己见，争论异常激烈。心如火燎的灵帝不得不再次诏令百官大会朝堂，商议此事。争来议去，最后确定招募陇西未叛之羌胡。

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的重内虚外、重文轻武治国方针的影响，征兵、募兵的质量都比较差。

王朝统治者出于增强战斗力的军事考虑，更为了无损汉兵，使“夷虏相攻”，两伤败亡，从中坐收渔人之利，所以经常使用外族兵。在对外战场上，骠悍善战的外族兵是东汉军队的劲旅。

在这种形势下使用外族兵，如何驾驭他们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东汉前期，国势强盛，府库充盈，朝廷对借用的外族兵不仅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同时能时常给予大量金银财物，以满足其物质欲望，从而能对所借用的外族兵实行较为有效的控制。

而灵帝时期，王朝统治已衰弱至极，对外族兵既缺乏政治军事上的威慑，又拿不出什么钱财赏赐他们，所以根本无法驾驭强有力的外族兵。

应邵的建议，已经将朝廷的无奈与虚弱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有关“借夷兵”的这场激烈争议，实质上是东汉王朝所倚重的“借夷兵”策略已到尽头的信号。

进攻三辅的羌胡联军不仅斗志旺盛，而且实力强大，但是东汉王朝军力既弱，并且已经无法倚重强有力的外族兵，以朝廷军事上的失败也就成为定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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