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 黄釉凸花螭龙纹龙耳杯连黄绿釉浮雕海水龙纹盏托

代清康熙

尺寸杯直径7.4cm；盏托13.2*10.2cm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杯小巧秀雅，几近脱胎，口微撇，以下渐敛，两侧凸起二镂空螭龙耳。外壁施黄釉，釉色明亮清朗，莹润欲滴，中部两面双弦纹内分饰相对而视螭龙与双耳样式相合，且共同组成类似兽面纹样，应为取材上古青铜器化裁而来。杯内壁及外底施白釉，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盏托长方形，倭角，斜壁，浅方足，造型方正刚硬，内外施黄绿釉，内底浅浮雕海浪翻卷，大、小两龙腾空出浪，呈对角布局，雕刻海浪翻卷，扑打高起托心，反激浪花朵朵。托心内雕刻双层菊花纹，层次清晰。全器工艺规整，折角雕制利落，纹饰线条苍劲有力，釉质滋润，为康熙朝官窑浅浮雕品种之佳作。 此杯为康熙中期臧应选督领御窑之“臧窑”作品，光绪《重修江西通志》记载“臧窑”的主要器形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皆备。”至于釉色则“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本品当为史料中所载之浇黄釉夔云盏。 检索公私典藏，少见成套保存者，南京博物院藏有黄釉盏托，故宫博物院藏有相同制式黄釉杯，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组成套黄釉双龙耳杯连盏托，杯身装饰与本品略有差异，可资比较。 来源： 徐展堂先生旧藏（杯） 中国嘉德，2010年9月18日，lot3135（杯）

清乾隆 紫金釉洒金仿铜蚰耳炉

年代清乾隆

尺寸长14.5cm

“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带盖，带木座，带日本包装 来源： 日本关东私人旧藏； 北京拍卖会，2019年6月5日，lot5403 本品蚰耳炉式，平口微侈，直束颈，向下鼓出成扁圆腹，双蚰耳圆润，器形柔美丰腴。通体施酱釉，局部点金彩，似洒金，底部刻“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阳文篆书款，造型简练，线条硬朗，颇具洒金铜炉质感，彰显了乾隆御窑高超的仿制技术。 乾隆朝仿铜器属于仿生瓷的一种，另可见仿木器、仿漆器、仿金器等；仿铜器技艺是在紫金釉或厂官釉等与铜器色调相近的釉地上，以红、绿、黑、金彩模仿铜器绣痕及鎏金纹饰。《陶雅》中曾评：“古铜彩独推乾隆朝，花纹皆凸雕，或以金写之。” 传世所见乾隆官窑同类装饰风格的仿铜瓷炉尚见有三足鼎式炉、冲天耳炉等。这类作品的出现或与清代“禁铜令”有关。雍正执政期间，为保护钱法，于雍正四年（1726年）颁布“禁铜令”。《清世宗实录》载“惟三品以上官员用黄铜器具，其他一概禁止”，皇帝本人也亲自带头，宫中少用黄铜造物，御窑厂仿铜之作无疑是正中下怀。由于该法令的颁布，清宫内廷各类铜器的数量相对减少，而替代品瓷器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仿古铜釉彩也于此时应运而生。雍正一朝虽仅十三年，然而“禁铜令”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直接刺激了景德镇官窑仿铜釉技术的发展，直到乾隆时期，虽铜矿已渐丰富，但御窑仿古铜釉瓷器的兴盛已成定局。特别是自诩风雅的乾隆皇帝，对此更是津津乐道。此时的仿古铜彩出戟花觚、仿古铜彩八卦纹钟、仿古铜洒金三足炉等，皆为仿铜象生瓷精品。

清乾隆 唐英制粉彩内朵花纹外山水人物纹八方螭耳杯年代清乾隆

尺寸长11.2cm 带木嵌银丝镶玛瑙花卉钮盖 雍乾之际，唐英榷陶西江，开创了瓷器艺术与文人意趣高度融合的新境界。瓷杯八方，置双矾红螭龙耳，下承八方圈足，杯身通景绘粉彩山水人物，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小桥流水，渔翁垂钓，一人隔江远望，江边竹枝疏树斜倚，山石嵯峨逶迤，色调苍翠艳丽，颇有文人画意。 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居老人、陶成居士，堂号陶成堂，沈阳人，汉军正白旗。自雍正六年（1728年）佐理窑务，先后榷窑二十余年，是御窑厂历史上督窑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督陶官，督陶所制史称“唐窑”。唐英在景德镇督窑期间监督烧造的器物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大宗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监督烧造上供宫廷；第二类是唐英供奉庙宇神明的供器，分两个时期烧造，一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为乾隆五年（1740年）及六年（1741年），均与为家人祈福相关；第三类是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作品，见有笔筒、水盂、瓶尊等，落“陶铸”、“陶成堂”、“蜗寄居士”等斋号。 2003年香港苏富比曾释出一件唐英制粉彩山水诗文螭耳八方杯，形制纹饰与本品极为相似，一面以粉彩绘山居图，一面题写北宋诗人程颢《游月陂》二句，钤朱印三枚，“片月”、“陶”、“铸”篆体联珠印，据此三钤印可知此杯为唐英自制器物，而本品与此杯形制一致，画片及绘画风格极为相似，应同为唐英所出。由此推测本品应为唐英自用或为友人订烧者。彰显出浓郁的文人气息，颇值关注。 来源： Roger Kevener旧藏 著录： 《中国陶瓷工艺品夏季精品展》（Fine and Rare Chinese Works of Artand Ceramics Summer Exhibition），Roger Kevener，2007 年，第70、71 页，图58

清康熙 黄地珐琅彩缠枝花卉纹小碗

年代清康熙

尺寸直径12.8cm

“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 带旧包装 来源： 北京私人旧藏 本品撇口，弧腹，下承圈足，外壁黄釉为地，红、紫、粉、蓝四色绘四株花卉，内外三层花瓣，大小相间，舒展圈曲，颜色各异，娇嫩鲜丽，花蕊以细小黑点装饰，四朵宝相花间以缠枝花叶，花枝招展，风姿绰约。外底心胭脂彩方框内书“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瓷胎画珐琅是清代康雍乾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创始于康熙朝。欧洲画珐琅器随着西洋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作为礼物进入清代皇室，迅速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兴趣，出于个人喜爱以及政治文化的竞争，康熙皇帝不满意于仅仅欣赏西方所造珐琅器，在宫廷设立“珐琅作”专门烧造珐琅器，还聘请外国传教士指导烧造，力求以中国工匠和中国彩料制作珐琅器。有学者指出，熙朝“珐琅作”设立年份最早可推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经多年实验，于康熙晚期成功烧造，从此珐琅彩瓷器便成为了专供内廷的奢华秘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初抵宁波时，便写信回国要求送一批画珐琅和珐琅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其再次写信请求选派精良的画珐琅工匠到中国。康熙帝频频召见传教士，确认中国工匠是否掌握了画珐琅的技艺。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巡抚杨琳奏送两名“能烧法蓝物件“的广东技师入宫，证明此时中国工匠方已完全掌握画珐琅技艺，可见珐琅彩瓷烧造本土化过程之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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