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卫士，是毛主席思想路线上最为坚定的信徒，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

毛主席曾说：“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他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面对外界纷至沓来的诱惑与打击，他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毛主席的身边，而他最终也官至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然而，就在1979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向沉稳少言的陈云却开口说道：

“关于汪东兴同志继续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之事，恐怕已非时宜，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那么，陈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东兴的身上，既没有显赫的战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却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胡宗南率部进攻延安，敌军人数浩荡，装备精良，相比之下，陕北的解放军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党中央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撤离延安，汪东兴则负责带领警卫团执行保卫任务。

却不料，正欲撤离之时，国民党军军长刘戡率部已经向这边扑了过来。

任弼时心急如焚，催促毛主席迅速撤离，而毛主席却显得格外从容，淡定地说道：“不必慌张，待我亲眼看看敌人再走。”

任弼时与周恩来深知主席的安危重于泰山，于是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主席先行撤离，派出一名同志打探敌情。

这时，毛主席的目光落在了汪东兴身上，他问道：

“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

“只要主席下令，我誓死留下！”汪东兴没有丝毫犹豫，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么，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用？”毛主席继续问道。

“不，给我一个加强排就足够了！”

随后，汪东兴率领着小分队，三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为大部队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刘戡抵达王家湾时，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解放军早已撤离得无影无踪。

毛主席即刻命令汪东兴带领一支小队去尾追敌人，采用游击战术，不断骚扰、袭击敌人，让敌人陷入一种解放军无处不在的错觉之中。

汪东兴不负众望，他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成功伏击了一个营的敌人，并缴获了敌人联络的密码本。

在乡里展开游击战时，他还积极保障当地百姓的生活，赢得了百姓们的赞誉。当毛主席听完他的汇报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缴获了密码本，做了一件大好事，对我们的破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汪东兴为人胆大心细，军事素质卓越。毛主席不仅让他负责自己和整个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还常常派他转达自己的意见，接送重要客人。

1949年，国民党已呈败势，傅作义最终决定和平起义，并亲自前往延安会见毛主席。

汪东兴负责接送傅作义的工作，一路上，傅作义出奇地安静，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看向窗外。

当见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傅作义快步迎上前，立正敬军礼，连声说道：“我有罪，我有罪。”

毛主席却微笑地拍了拍他的手，说道：“你有功，你做了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在护送傅作义回去的路上，汪东兴发现他与来时判若两人，情绪高涨，路过一个河面时，看到一群大雁飞过，傅作义便提议打下来瞧瞧：

“这大雁在北平可看不到，咱们打它一下怎么样？”

汪东兴闻言，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的手枪递给了傅作义。然而傅作义却谦虚地说：

“你打，你打，我打不好。”

两人谦让了一阵后，最终还是汪东兴动手打下了大雁。傅作义对他的枪法赞不绝口：“你的枪法可以打90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主席率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而负责这次警卫工作的，就是汪东兴。

主席不仅让汪东兴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更是将出国访苏的保卫工作交给了汪东兴主持，足以可见毛主席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当然汪东兴也是十分细心、周到的，对待工作始终认真负责，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什么重大失误。

1958年，汪东兴离开了北京中南海，来到了江西工作，可在1960年9月时，却突然收到了主席的调令。

原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日子里，主席发现身边的部分工作人员，竟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出现了违纪行为。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一次两次，个别人违背了党的纪律，甚至出现了贪污的行为。

这一系列行为，损害的不只是个人的形象，也是主席的清誉，更是对党的的纯洁性与信仰的严重亵渎。

因此，毛主席特地将汪东兴调了回来，赋予他一项特殊使命——清除内部的“鼠患”。

一见面，毛主席就直奔主题，对汪东兴说：

“这次调你回来啊，是要你帮我抓一抓这些‘老鼠’，现在‘鼠害’很是严重，不抓不行。”

毛主席虽是以玩笑的口吻讲述的，但汪东兴也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都很友好，会关心他们的生活，但是绝不允许利用职务搞特殊，更不允许做出违纪行为。

随后，汪东兴主持了整风运动大会，毛主席办公室内的所有人员都要参加，包括勤务、医护人员等都在其中。

汪东兴首先引导大家深入学习主席的讲话精神，提升思想认识，接着就是自我批评，坦诚地指出自己的问题。

会上，人们纷纷坦诚相告，有的提到了曾私自享用地方政府的西瓜、棒冰等小恩小惠；有的则承认接受过他人赠送的香烟；更有甚者，披露了更为严重的……

汪东兴耐心倾听，不时插话提醒：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都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必须经过管理员，该给钱的一分也不能少。”

这次的小整风运动在短短的十天里，让大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虽然有一些可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一点点累积起来也能酿成大祸。

期间，汪东兴还特别注意到了那些心存顾虑、不敢直言的人，如卫士张仙朋。他特意将张仙朋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

“别怕，有问题就要勇敢指出来，这是改正的前提，不是吗？勇敢一点，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掉。不然如何改正呢？你说对不对？”

经过汪东兴的鼓励，张仙朋终于卸下了心理负担，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不良现象。

最终，这场历时50天的整风运动圆满落幕，汪东兴将期间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详细汇报给了主席。

并对“多吃多占”的行为进行了退赔，对情节严重、涉及贪污渎职的人员，则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

正因如此，当主席说出那句“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便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充满了对汪东兴无尽的信任与依赖。

这份信任，不仅是对汪东兴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忠诚与担当精神的最高赞誉。

1977年，汪东兴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的中心。

长久以来，汪东兴是一种“领袖思维意识”，不管毛主席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他进入到中央权力核心位置时，角色就有些难以转换。

而且，在任职之初，汪东兴给新闻界留下的印象并不友好，甚至有些“刁钻”与“粗暴”。

1978年6月，汪东兴开口就对新闻界批评，对《人民日报》的数篇文章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它们未能深刻诠释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接二连三的批评给大家留下了一个“粗暴”的形象，胡绩伟之后回忆时，他表示自己很不喜欢汪东兴那种“君临天下”的口气。

在他看来，汪东兴更像是一个四处奔波、急于扑灭任何微小“火苗”的“救火队长”。

之后，汪东兴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因此老新闻人对他失去了敬意，甚至开始边缘化他的存在。

汪东兴还得罪了许多老干部，在特殊时期，很多老干部认为汪东兴只是执行交代的任务，并没有拉他们一把。

还有一点是，汪东兴是“两个凡是”方针的坚定拥护者，种种原因，汪东兴也就难逃“降格”了。

1979年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可以是说是对汪东兴的“炮轰”，而一向沉稳少言的陈云也率先开口说道：

“东兴同志现在已经走在了革命后面，不能继续为党和国家提供良好的建议，休整错误。

东兴同志继续担任党中央领导职务之事，恐怕已非时宜，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1980年2月，汪东兴终于选择了辞去所有职务，回归平民生活，从此淡出了公众视野，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尽管如此，他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做出的贡献，仍然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

辞去职务后的汪东兴，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和学习，他谢绝了所有的探访、来访和公共活动，只愿享受一份宁静。

但对于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深厚的情感，对他们的请求总是尽力满足。

他特别支持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即便视力已大不如前，也会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仔细审阅和修改材料。

1994年，家乡的同志为编辑弋阳党史人物传，专程前来拜访汪东兴，征求他的意见，顺便也可以提一些建议。汪东兴说道：

“书稿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建议再加上两个人物：方志敏和余汉潮。”

当被提醒方志敏已在《弋阳英烈》中提及过，是否需要避免重复时，他坚定地回答：

“没关系，像方志敏这样的著名烈士，就应该经常被宣传，让后人铭记。”

在主席离世后，汪东兴也逐渐远离了政坛，但他对主席的怀念却与日俱增。

每年的主席生辰和忌辰，他都会前往毛主席纪念堂，以瞻仰的方式表达对主席的深深思念，这份情感，正如他政治生涯中那份不变的忠诚。

参考资料

陈云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态度. 党史博览

走近乡贤人物汪东兴. 钟山风雨

1979年陈云定调：汪东兴当领导 全党都不答应. 《旅游新报》

汪东兴是这样被降“格”的.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