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呕心沥血。

26年总理生涯，他总是温文尔雅，谦逊和善的，再复杂的问题摆在面前，他也总能冷静应对，因为自小受儒学熏陶，后来又经历了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历练，他的涵养早非同常人。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1973年，我驻希腊使馆发生一件荒唐事，因着这件事情，一向不喜欢发脾气的周恩来总理大发雷霆，在国务会议上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理何出此言？这事后来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973年5月14日，一航班从法国紧急飞回北京。

飞机上匆匆走下来一人，正是我外交部驻希腊大使周伯萍。

在此之前，周伯萍刚向外交部提交了报告，报告涉及他对自己近期一项工作做出的“补救”。

而外交部在接到他的报告后，迅速同意了他的补救措施，并急召他回国。

不久后，外交部便将有关周伯萍补救措施，迅速回国的态度等写成一份具体报告，呈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上。

彼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确诊膀胱癌，经历了一次尿血。

毛主席特别批准，“强制”让总理休息，这期间，总理终于接受医生建议，动了一次手术。

手术结束不到半小时，毛主席住处就回过电话来，手术成功了，毛主席特别“感谢医生”。

接下来就是化疗了，但是总理的化疗只做了两次，就停了。

担任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组长的吴阶平曾说：

“如果是一般的膀胱癌患者，经过治疗，病情是能得到控制的，治好的也有先例，但是总理太忙了，我们党离不开他，国家离不开他，部队离不开他。主席那儿也离不开他，全国人民更是离不开他。”

同一时期，新中国的外交活动达到顶峰，“他只好带病坚持工作，而且是大强度的工作。这就不利于他的治疗和养病。”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驻希腊使馆工作人员的粗心和疏忽，导致了一件荒唐事的发生。

那是1973年5月7日，我驻希腊大使周伯萍上任两个月，为落实希腊副首相的访华事宜，周伯萍特地在这天中午赴希腊外交部，商讨安排具体行程。

商讨结束后，周伯萍返回我大使馆，结果就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往来，其中还有不少警车，另外沿途关卡也多了不少。

周伯萍直觉有什么重要的外事活动，于是赶紧嘱咐随行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什么请帖。

翻译回馆后，果真得到值班人员报告，说是接到请帖，科威特大使馆中午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

翻译闻讯，赶忙告诉了周伯萍，因为刚刚回馆的路上看到很多车辆，两人自然而然地将这情景同招待会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时间紧迫，两人又匆匆离馆，赶往招待会。

周伯萍更是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按程序他应亲自将请帖过目的，他也没来得及看。

就这样，顺着车流人群和警察引路的方向，周伯萍来到了他以为的“目的地”——科威特大使馆。

因为此前也没来过科威特大使馆，更没见过科威特大使，周伯萍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正是科威特大使，出于外交礼节，下车后，周伯萍便同对方握了手。

而这一幕，正好被门口的美国记者拍下，第二天，美国报纸就发了报道：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

到这一刻，周伯萍才如梦初醒。

原来，他当天去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威特大使馆，而是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收到的请帖也根本不是什么科威特国庆招待会。

那张请帖上的内容实际是，邀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2点30分之间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

恰巧5月7日那天的值班的恰巧是一个刚学英语不久的工作人员，因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科威克署名的“K”正好同科威特国民的第一个字母相同，这名工作人员就以为是科威特发来的请帖，再加上当天周伯萍回来时就不早了，马上要到请帖上的截止时间12点30分，他就直接报告了，结果连日期都一并搞错了。

而周伯萍来去匆匆，都没来得及亲眼确认一下请帖，等到了“目的地”时，匆忙中连门口的以色列国旗也没细看。

那名登报“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的美国记者当时对周伯萍出现在以色列大使馆也感到十分意外，还曾向周伯萍提问：“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

因为当时中国还未同以色列建交，而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势同水火。

而翻译误把美国记者提问中的“这里”翻成了读音相似的“雅典”，周伯萍当时一听，只当是西方记者又在无故挑衅，于是简单一句话就顶了回去，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究竟犯了什么大错。

一直到周伯萍第二天照常出席请帖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招待会，被同行的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告知真相，再加上美媒登报，周伯萍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闯下了大祸。

周伯萍、邓颖超

早在调任外交部之前，周伯萍担任粮食部副部长，正值1959年到1962年三年粮食困难时期，周伯萍就经常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单独工作。

被委任我国驻希腊首任特命全权大使之前，周伯萍已经在外交部工作了近10年。

得总理教诲，外交无小事，一国大使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背后的国家，这些准则早已刻入他的脑海，所以当他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强烈的负罪感就已经油然而生。

而既然犯了错，就要勇于承担，及时补救，周伯萍当即拟定了三项补救措施：

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处纯系工作上的差错，而非我国外交政策变化；

二、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情况，作出检查；

三、面向使馆全体同志如实通报，要求大家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最终，经我外交部批准，补救措施全部实施，周伯萍迅速回国。

另外与此同时，相关报告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上，身心俱疲的周恩来总理看过报告，既震怒又无奈。

恰恰犯下大错的周伯萍同周恩来总理同属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按辈分，周恩来比周伯萍要高一辈。

也正如此，周恩来总理才会在随后的国务会议上悲怆直言：

“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一句“周门不幸”，已然道尽了周恩来总理心中的怒火，对于时刻谨记“外交无小事”的他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

于是，周恩来总理就这起事件定性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和“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影响极坏。

随后，有关周恩来总理对这起事件的批示、态度也添加到了相关报告中，并最终呈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而毛主席在看过报告后，做了几笔修改，首先删掉了那句“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其次，毛主席认为周伯萍等我驻希腊使馆工作人员是因为“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才导致了事件发生。

最后，毛主席将周伯萍在这起事件过后的认错态度，从“较好”改为了“很好”。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也相应地要求外交部重新评估了这起事件的错误性质，至于事件的主人公——周伯萍，随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如此，这起事件的性质被直接改变，一场“外交事故”就这样被化解了，而周伯萍后来在著书中回忆这起事件：“深感莫大的幸运！”

素材来源：

[1]秦九凤.周恩来为何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J].党史纵览,2013,(04):41-42.

[1]周恩来盛怒:粗心翻译酿成外交“特大丑闻”[J].共产党员,2011,(2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