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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空前繁荣，无疑给大唐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好处。可同时，在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刺激下，奢侈欲望也越来越强了。

据统计，开元盛时的全国租庸调总收入，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布千三十五万余端。

当时，朝廷官僚机构庞大，边境常年用兵，费用极大。所以，一方面是大量财富源源流入唐廷，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的巨大开支，正常的租赋收入总是填不满支出的巨壑。

因此，在玄宗的授意下，一批钱谷之臣遂千方百计进行搜括，而玄宗对他们也特别看重，大都自中层官员擢升为权重位高的要员，从而养成了一批善于勾剥、权大势大的计臣。

在开元之前，财赋之权归于尚书省，由户部官员专掌。

自从玄宗起用宇文融括户之后，财赋大权的掌管，遂移于御史，宇文融也红极一时。

唐代专为帝王私人管理财产的机构名叫太府卿。

开元、宝年间任太府卿最为有名的是杨慎矜父子。

杨慎矜是隋炀帝玄孙，其父杨崇礼于开元初年，擢为太府少卿，史言其“清严善勾剥，虽分寸缁铢，皆躬自省阅检核”，时议以为历来担任太府少卿者都没有这样做过，玄宗将他晋升为太府卿。

杨崇礼为了增加太府卿的收入，“转输纳欠，折估渍损，必令征送，天下州县征财帛，四时不止。”

他担任太府卿官职近二十年之久，号称“公清如一”，太府中财物堆积如山，入库实畅。

凡是经过他手的，无不精好，并且“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因而深得玄宗的宠信。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他九十余岁，老病不堪，才被迫致仕。玄宗又特意征求宰相的意见，从他的儿子中选人来接替。

杨崇礼三个儿子据说都“蓟洛清白有父风，而慎矜为其最”。慎矜沉毅有才干，担任汝阳令时有能名，玄宗遂任他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又命杨慎矜的哥哥杨慎余为太子舍人，监京仓，其弟弟杨慎名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东都含嘉仓出纳使。

兄弟三人都“甚承恩顾”。

杨慎矜继承父亲的衣体，对诸州输纳的物资验核十分严格，常以质量不好（有水渍伤败及色下者)，责令本州折价赔钱，然后转卖当地价廉物美的轻货，上输太府。

因此，“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大大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负担。后来，玄宗为奖其功，晋升杨慎矜为侍御史、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充诸道铸钱使，而太府出纳使始终由他执掌。

又有韦坚，目睹宇文融和杨慎矜父子皆“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因而积极效法，“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又令取州县义仓粟，转市各地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便强令船户赔偿，由是“岁益巨万”，“玄宗以为能”。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即被擢升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后来，他更诡计求进，承恩日深，除担任前职外，又加了“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正月，更加兼御史中丞，封韦城男。

还有王鉷，也专为玄宗聚敛财富，数年之间，亦自县尉擢升为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侍御史，直升至御史中丞，身兼二十余使，在他担任户口色役使期间，更进一步勾剥百姓。

按唐旧制，人丁戍边者，免其租庸，一般是六年返归。

但开元时，戍者死亡很多，边将为怙宠故意隐瞒不报，因而戍边者人虽死亡而贯籍仍未注销。

王鉷明知内情，却硬说这些人丁籍仍在，是长期隐漏课税。遂不管三七二十一，计除六年之外，追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致使“天下之人苦而无告”。

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玄宗下诏蠲免百姓赋税，王鉷却奏请“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

又令“高户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弥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于时，人用嗟怨。”

其时，玄宗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又“不欲数于左、右藏取用。”

王鉷探得玄宗的心思，遂“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即琼林、大盈二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

玄宗以王鉷“为能富国，益厚待之”，不断地给他加官。如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加检察内作事，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

八载(公元749年)，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使、支度营田使，余并如故。他身兼二十余使，近宅为使院，文案堆积，胥吏求押一字，累日不能得。其威权之盛，后来连李林甫都有所畏避。

此外，杨钊（即杨国忠）虽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得以重用，但其进身，也是从计臣爬上宰相高位，身兼四十余使。据说他精于筹算，“经其听览，必数倍弘益”。可见他也以搜括能力而得到玄宗的宠信。

以上这些计臣，皆由玄宗一手培植豢养起来，他们所得到的宠遇，大大超过一般的官僚，这正是玄宗对于财利刻意追求的结果。这是玄宗晚年失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这批计臣及其依附者，大部分成为朝廷腐朽势力的代表或附庸，在后来统治集团之间倾轧中，起了相当大的恶劣作用。

理财和用兵是玄宗的两大要政。

在这种政策之下，与计臣聚敛相应的是边将权重。唐玄宗为了对付边境吐蕃、突厥、契丹、奚等民族的骚扰，特别是为巩固边防要地，运用了唐廷所掌握的巨额财力物力，在东北、西北、西南部署了大量常规兵力，长期驻守。

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玄宗更重视边功，对边将加官晋爵，实行重赏厚奖政策，加上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的实行，沿边十节度的建立及武将的久任，致使边将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造成了不堪收拾的局面。

开元初，河西、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和王君㚟皆号称勇将，镇守西陲，“甚为蕃夷所惮”，时人称王、郭。

玄宗对他们十分器重。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郭知运卒于军，玄宗命宰相张说为其亲撰碑文。后王君㚟死，玄宗也给予同样待遇，并“自书石以宠异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大败奚、契丹，至东都洛阳献捷。

玄宗亲自为他行隆重的“饮至之礼”，并“赋诗以褒美之”。

同时，加官进爵，“廷拜守珪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诏于幽州立碑以纪功赏”。

对于边将军功的赏赐，玄宗是毫不吝啬的，而且破格加官。如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玄宗嘉奖他，要任命他为尚书，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

张九龄说：

“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令典史，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

玄宗说：

“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答道：“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购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

玄宗听后沉默不语，李林甫乘机进言说：

“仙客，宰相材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

次日玄宗重提仙客实封之事，九龄固执如初，玄宗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又责道：“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

张九龄乃岭南韶州曲江人，门弟低微，所谓“岭海孤贱”，玄宗故有是言。结果，玄宗坚持赐牛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因这时的玄宗志在边功，故增重边赏。

牛仙客之事，不仅赏过其劳，而且帝王好尚，因此为臣下所窥，一些边将迎合玄宗好大喜功的要求，或则希旨生事边陲，以求进用，或则假冒军功，“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云万，宠赐之极，骄矜遂生”。

玄宗时边将不乏正直之人，然史言玄宗任用边将“好用贪黩之徒”，恐怕不无道理，边将邀功之风，不正是玄宗种种过量赏赐刺激的结果么？

自府兵制度彻底破坏后，玄宗赋予边将的权力越来越大，节度使可以在本边镇地区或附近地区自行招募士兵，又给田地、屋宅，准许家属随军。

因此，边将有权挟持士兵，而中央政府反而无法控制。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李林甫奏请停止使用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规定由中央控制的发兵信物），边将更进一步握有自行发兵之权了。

府兵制之在唐初，中央控制军权甚严，为防军权旁落，故意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

太宗对边帅的人选非常注意，多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而其功绩卓著者，每每入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都是如此。

对蕃将（少数民族将领）有方略者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犹不专大将之任，另有重臣领使加以牵制。

开元前期，玄宗亦师其祖太宗之法，往往选边镇将帅入为宰相，或以宰相兼领边镇军事大员。

如开元初，任姚崇为相时，即让他兼兵部尚书。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又以久在边镇的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使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晙兼朔方军节度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这是以宰相任节度使。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入京为同平章事，这又是以边镇将帅入为宰相。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又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入为宰相，第二年，并让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节度使。

所谓遥领，即不赴边镇，在京师兼任。以宰相遥领节度使，即自萧嵩开始。其他如节度使薛讷、郭元振、张嘉贞、李适之等，也是以边帅入相，且不久任。

及至开元中，因边镇形势和玄宗在政策上的变化，玄宗任王晙、郭知远、张守珪等为边帅十余年不易，开始加以久任。

致使边帅可以和将领、当地土兵结合起来，成为称霸一方的势力。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正月，鄫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护张知远为之副；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瓘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史言诸王遥领节度使自此肇其始。

既然是遥领，当不能治事，其权力实际上落到担任副使的边帅手中，中央政权无法对其直接加以牵制。

节度使设立时本来皆兼刺史、都督之任，玄宗还感到其权力不够，又往往让节度使兼一道甚至数道的采访使等职，如张守珪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转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而且有些节度使的统辖之权，往往超出本道之外，兼领数道的军队。

如郭知远、王君㚟皆为河西、陇右两道节度使，特别是王忠嗣于天宝五载，兼为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道节度使，以一身“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这样，在一道或数道范围内，边帅不仅据有兵权，而且拥有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大权。

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边镇广开军屯，自筹军粮，还有权调集当地的租赋以供军需。

此外，节度使还有权直接辟署自己属下的官吏。

正如《新唐书·兵志》所指出的：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险要，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日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

由于边镇长期屯驻重兵，唐朝军事力量的重心就由中央地区转移至边镇地区。

据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统计，唐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人，其中四十九万驻在边镇，内地的兵员只占边军的六分之一，其中京兆六万六千，其他诸州府多的有一万上下，少的甚至只有数百人。

而且“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而中央的六军宿卫者又多“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食梁肉，壮者“为角觚、拔河、翘木、扛铁之戏”，根本打不了仗。

由此，唐初以来军事上“内重外轻”和“以重取轻”的格局，遂被破坏，二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演变成尾大不掉、中中枢处于无可奈何的局面。

由于边将权力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些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

如果以地区划分，十节度大致可分为三大军事势力，西北包括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北包括营州、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前期为西北军事集团势力范围，后期又入河北势力范围；西南则有剑南节度使。

这三大地区内的节度使，由于地域相近，防卫的军事对象相类，经常联合起来采取军事行动，人员也常互换，所以形成了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军事集团。

玄宗时，当中央集权相对巩固时，这些边帅大部分未必有离心的倾向，或有也不敢显露出来。

然而他们与朝中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又往往成为朝廷中官僚集团各自依靠的力量。

天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即与各大军事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在天宝后期，唐玄宗好用蕃将任节度使，如担任过安西、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丽族人；任过安西、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是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后裔，任过朔方节度使的安思顺，则是北方杂胡出身。

在军队中起用兄弟族出身的人担任将领，并且带领由汉族和兄弟族人组成的混合军队，本是唐太宗开创的风气，亦反映了当时唐王朝的民族政策较少歧视的倾向。

玄宗继太宗之后，任用所谓蕃兵蕃将，亦是事势所必然，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天宝后期中央集权的严重削弱，政治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激化，加上民族矛盾处置失当，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政策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了。

可以这样说，玄宗开始是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其最终结果反为“四夷”所侵害。

正如成就开元盛世靠的是“理财和用兵”一样，把大唐带入安史之乱的同样也是“理财和用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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