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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晋南朝史上，萧衍之前，尚未出现过方镇举兵向阙而成功的先例。对此，萧衍心里清楚。

而且当时雍州新遭兵火之劫，兵力、财力不济，萧衍别说是起兵东下，即便是割据一方“坐作西伯”，说说容易，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渺茫。但是，他并不死心，前后三次派人游说长兄萧懿一起向齐室发难。

第一次游说是在明帝病逝后不久，即东昏侯永泰元年(498)八、九月间，派的是从舅张弘策。

据《梁书》本纪，萧衍在送达长兄的信中，分析了朝中君臣猜忌争权的情形，然后写道：

…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智者见机，不俟终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后相防疑，拔足无路。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世治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剪暴，可得与时进退，此盖万全之策。如不早图，悔无及也！

萧懿“闻之变色，心弗之许”。张弘策按照萧衍授意，南下郢州向萧懿提出：坐镇郢、雍二州的兄弟俩联合一气，可建“不世之功”。

这位从舅还当场发挥道：“虎踞两州，参分天下，纠合义兵，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如反掌。”

萧懿听后“颇不怿”。

第二次游说是在东昏侯永元二年(500)二月间，派的是典签赵景悦。

本年初，豫州刺史裴叔业“心不自安”，私下探询并交涉以寿阳降魏。

朝廷闻讯后，立即下诏讨伐裴叔业，“以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征寿春”(《南齐书·东昏侯纪》)。

《南史》卷五一《萧懿传》讲，萧衍于雍州得知其兄要带兵出征北上的消息后，随即“遣典签赵景悦说（萧）懿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罪”，萧衍仍“不答”。

第三次游说是在相隔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底，派的是亲信将领虞安福。

当时，萧懿屯兵小岘（今安徽含山县），未及平寿阳之叛，又突然接到东昏侯密令，率兵火速返回京城平息崔慧景发动的反叛。

《南史·萧懿传》记载接下来的情形：

武帝（萧衍）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人，必生后悔。”

长史徐曜甫亦苦劝，并不从。

萧衍的紧急建议是：平定崔慧景之乱后，要么乘势勒兵进宫，废杀东昏侯；要么立即返回南豫州历阳郡的小岘驻军地，拥兵在外。

二者任选其一，却不可事后接受高职虚爵，造成后悔莫及的下场。然而，萧懿还是不能采纳胞弟的建议，失掉了最后一次机会。

萧衍之所以反复游说，劝长兄举兵叛齐，是因为当时他自己尚不具备独立起义的军事实力，而其兄或与自己联合号召，或相机发难，均成功在握。游说无计，萧衍只好改计，转而暗中备战，并竭力拉拢荆州入伙。

萧衍在雍州最亲信的人有两位：一位是他的从舅张弘策，任录事参军；另一位是长期追随萧氏父子的吕僧珍，为中兵参军。

张弘策最了解萧衍底细，所谓“密为储备，谋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梁书》本传)，凡秘密使命，委派的是这位从舅。而吕僧珍是负责内部军务的，他不动声色地着手备战事宜。

《梁书》卷一一本传记曰：

僧珍阴养死士，归之者甚众。高祖颇招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馀人，因命（僧珍）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千间屋，以为止舍；多伐材竹，沈于檀溪，积茅盖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独悟其旨，亦私具橹数百张。

《梁书》帝纪所谓其时雍州“潜造器械”、“密为舟装之备”，正是在吕僧珍主持下积极进行的。张弘策南下郢州说萧懿未果而返回襄阳后，吕僧珍就开始这些筹措活动了。史书明言这是出于萧衍授意。

萧衍在襄阳“颇招武猛”。

例如：

江夏内史王茂从郢州而来，原裹阳令柳庆远尽诚协赞，北伐沔北的曹景宗率部南下投附，旧属郑绍叔由豫州间道西奔而至，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太守韦睿自梁州慕名结诚…他们先后聚集在萧衍麾下，成为日后成就大业的鼎力人物。

西邻的梁秦二州刺史柳惔，东方的豫州刺史裴叔业，也都心向雍州。因此当时西北之地士民期望於萧衍，“归之者甚众”，他的实力得以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萧衍在保存所部人马、掩藏个人真实意图方面，也很见心计。

永元元年(499)初，受命抗击南侵魏军的陈显达率崔慧景、曹虎诸部共计四万大军于雍州失地沔北马圈（今河南南阳西南)一带殊死攻夺四十馀日，齐军败绩，“死者三万余人”，残部处境困难。

而坐镇襄阳、主持西北军政的萧衍却无动于衷，始终未派一兵一卒就近救援。同年底，豫州刺史裴叔业反叛之前，曾专门遣使“问计于梁王（萧衍）”(《南齐书》卷五一本传)，萧衍违心地出了“遣家还乡，自然无患”的主意，采取敷衍态度，害怕暴露自己。

萧衍与从舅张弘策密谋大计时，特别提及“诸弟在都”一事。

为着尽量避免亲人“罹患”，他随后两次派人至都迎接妻女及两弟至雍。

先迎夫人郗徽及二女。据《梁书》卷七《郗皇后传》、《南史》卷一九《谢朓传》，“建武五年”其实已是永泰元年(498)萧衍为雍州刺史、张弘策自郢州游说萧懿未成返回襄阳之后，萧衍派人至都“迎后”，已出嫁长女萧玉姚、次女萧玉婉“并暂随母向州”，抵达的时间估计在年底。

后接八弟萧伟、十一弟萧憺。据《南史》卷五二《萧伟传》，当萧衍听说两弟“已入沔”，“欣然谓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无忧矣！’”时间应在永元元年(499)九月以后。

《梁书》本纪说，萧衍在张弘策自郢返回后，即永泰元年(498)派人至京接来萧伟、萧憺，二人“是岁至襄阳”，似与萧衍妻女同期抵达。

最后，补说两点。

其一，郗徽“至州未几，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阳官舍”，其死因或与萧衍新纳十四岁的樊城女丁令光有关涉。

因为据《南史》卷一二《郗皇后传》、《丁贵嫔传》，郗徽“酷妒忌”，“遇贵嫔无道”，而且萧衍后来当了皇帝，“卒不置后”，立寺设殿以祭亡灵，颇显追悔之意，从中略见曲折。

其二，萧衍诸弟在都者数人，惟接萧伟、萧憺二弟至雍，其中或有不得已原因使然，但也有安排他俩日后镇守后方的考虑。

齐明帝萧鸾临死前遗诏，辅佐东昏侯萧宝卷的大臣有徐孝嗣等十一人。由于东昏侯既无令誉，又昏乱无常，君臣离心愈演愈烈。短短两年间，这十一位辅臣几乎被诛杀殆尽，而且继续害及新补官员。

永元二年(500)十月己卯（十三日），东昏侯无端杀害了尚书令萧懿、卫尉萧畅、太子洗马萧融三兄弟。二十六天后即十一月乙已（初九日），萧衍得到这一噩耗，并当即与亲信商议，确定了举兵大计。

《建康实录》对萧衍起义之初的武装力量各提供数字是：“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百艘”。这几个数字更切合实际。

当然，前面已经说过，萧衍早就有意推翻齐王朝。但是，他现在突然宣布起事，却是被逼出来的：三位兄弟遇难，下面就该轮到他了。

东昏侯滥杀大臣的同时，怀疑萧衍在雍州有异志，先是派人行刺。

两次暗杀行动，郑植至雍行刺，在东昏侯害萧懿之前；而杜伯符续至雍州相图，则在长兄萧懿被害之后。

萧衍《净业赋》讲，长兄萧懿被害后，东昏侯“复遭桓神与杜伯符等六、七轻使”至雍，“欲见谋害”，而“事无成”；于是，东昏侯又第三次派出由刘山阳率领的“器甲精锐”的台军西上，“灼然见取”。

东昏侯遣刘山阳“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梁书》本纪)。这是一次讨伐行动，一旦刘山阳抵达江陵宣布朝命，荆州派兵配合北上，那将对萧衍极为不利。

《南齐书》卷三八《萧颖胄传》讲，刘山阳接受使命后，就决心不再返回京城任职，因此“席卷妓妾，尽室而行”，到了巴陵（今湖南岳阳)，又“迟回十余日不进”。

《梁书·武帝纪上》则说，刘山阳进至江陵以南的江安（今湖北公安北）“疑不上”。总之，他出发之前、行进途中，耽搁了不少时日。

刘山阳的行动迟缓，而萧衍的反应迅速，他获悉刘山阳西上的意图后，随即作出反应，赶在刘山阳之先，用计诱逼荆州府共义倒戈。

当时的荆州刺史名义上是年仅十三岁的萧宝融（东昏侯弟），而实际掌管府州大权的是萧颖胄、萧颖达兄弟。

据《梁书》本纪，萧衍派参军王天虎、庞庆国二人赶赴江陵，“遍与州府书”论军事，首先制造一种气氛，以增强“荆州本畏襄阳人”（萧衍语）的效果。

当刘山阳到达巴陵之时，萧衍第二次派王天虎单独前往江陵，带着两封内书“天虎口具”四字的密信，分别送至萧颖胄、萧颖达兄弟手里，而王天虎行前并未从萧衍那里得到任何让他说什么的口讯。

王天虎走后，萧衍得意地对从舅张弘策讲了其中的奥妙：

…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行事（萧颖胄兄弟）不得相闻，不容妄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漏吾谋内。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

这种连锁反应，就是萧衍所谓的“心战”。结果刘山阳“闻之”生疑，萧颖胄兄弟有口难辩，只得将计就计，召集州府大员柳忱、席阐文连夜紧急磋商对策，最终决定与雍州联合，借王天虎之头诱杀刘山阳。

十一月甲寅（十八日），刘山阳抵达江陵，当即被伏兵斩首；萧颖胄“即遣马驿传道至雍州”，并带来了两项建议：

一是“仍以南康王（萧宝融）尊号”，二是发兵“当须来年二月”。

萧衍宣布起义后，用了短短九天时间，就成功地逼使荆州共义，他的“筹略”确实高明。

但是，荆州府带来的建议又有挟南康王萧宝融之重，谋求中心地位的权力考虑。这引起了雍州府僚佐的强烈反响。《梁书》本纪反映，萧衍手下的武将王茂、曹景宗等以为，“迎南康王都襄阳”为宜，万不可“置人手中”“为人所使”。萧衍则以为，南康王在谁手里并不重要。

他分析说：

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功业克建，威警四海，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岂是碌碌受人处分！

关键是要尽快发兵。他对荆州来使陈述理由是：“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屯兵十旬，必生悔吝”，拖延会导致“大事不成”的后果。

就是说，发兵时间要比南康王在谁手中显得更重要。

荆、雍联盟形成后，萧衍于永元三年(501)正月戊申（十三日）先行发兵南下，首先决定攻打郢州。

雍州兵从襄阳出发的时间，未按萧衍原先坚持的意见“遽便进军”，而是又拖了五十馀天。出发后又过了四十多天，以王茂、曹景宗为将领的前锋部队才缓缓开至郢州城下。直到四月间，萧衍才抵达前线，指挥作战。这其中颇有文章。

首先是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当时，雍州所辖只有汉水以南的地盘，沔北五郡仍被北魏占据，北魏驻军实力还相当雄厚，一旦乘虚而入，襄阳难守，沔南失据，后果不堪设想。

雍州军南下不久，北魏荆州刺史元嵩就上表提议：魏军可“长驱席卷”沔南，“一举而败”襄阳守军。只是由于北魏少主宣武帝暗弱，元嵩之议未受重视，沔北魏军才毫无动静。

雍州兵一开始离开襄阳、屯集竟陵（今湖北钟祥）一月有余，就有观察魏军动向的考虑。但是，魏军未动，倒是临近的边郡（如梁州境内的魏兴、齐兴二郡)派兵相犯，留守襄阳的萧伟、萧憺组军于始平（今湖北均县西）击溃了这支邻境联军。

其次是出于对荆州中途变卦的戒备。

尽管“荆州本畏襄阳人”，但是当时荆州的实力要比大战后的雍州兵强大，特别是水军的作战能力不容低估。尽管荆州已被逼上了共义举兵向阙之路，但是临时转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荆、雍联盟并非坚如磐石。

如果雍州主力过早地进入长江水域，万一荆州自上游而下“讨逆”，将会出现首尾夹击的危险。因此，荆州兵不投入作战以前，雍州兵必须小心从事，萧衍也不会轻易出沔，亲临前线指挥。

最后是出于对荆州府新朝廷的要挟。二月下旬，荆州兵数千人在邓元起的率领下，开赴郢州，与先期抵达的雍州兵会合于“夏首”即汉水入江口；接着，杨公则受荆州之命，由长沙率湘州兵火急北上，也赶到了郢州城下。

雍州、荆州、湘州三军汇集后，萧衍仍坐镇竟陵以南的杨口（今湖北潜江北），不急于亲临前线。

为什么呢？

因为邓元起、杨公则先后到达前线后，荆州府明确指示荆州兵马统一由杨公则指挥，不归萧衍节度，此其一；其二，三月乙已（初十日）荆州迫不及待地另立朝廷，拥萧宝融为帝即齐和帝，萧衍要等到“西朝”正式授他以全权指挥作战的名号，才会“出沔”。

当“西朝”派御史中丞宗夬亲往杨口“劳军”，庾域从旁道出他的主子萧衍不出沔的关节：“黄钺未加，非所以总帅侯伯，”数日后即己酉（十四日)，“西朝”很快给萧衍加上了“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的头衔。

因此，四月间萧衍方心安理得地出现在郢州城下，着手部署军事。

总之，萧衍当初急于发兵，不得不缓兵；发兵以后，又不急于进兵。这其中涉及到荆、雍间微妙的关系。荆州自封中心也好，自立“西台”“西朝”也好，萧衍最终要使它处于被动无奈的境地。“西朝”的傀儡角色，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出来。

郢州刺史张冲忠于齐王室，他负责郢州城的防守。萧衍起兵之初，“手书喻意，又遣辩士说之，冲确然不回”。

他与郢州城隔江而望的鲁山城守将房僧寄“深相许诺，共结盟誓，乃分部拒守”，拒绝投降。三月间，张冲、房僧寄先后病死，薛元嗣、孙乐祖分别接替二城戍守，继续坚持，并等待官军西上接应救援。

萧衍抵达前线的四月间，荆、雍联军已控制了长江、汉水、湘江的水上运输线，郢、鲁二城既无法得到补给，又无法进行联系，处于被围困的孤立境地。

萧衍亲临战场后，他劝阻诸将，不能急于攻城，而应继续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逼二城投降。在兵力部署上，萧衍屯兵鲁山城下，王茂、萧颖达二军包围郢州城，其他兵力布防沿江，特别加强了郢州城东部西阳、武昌（今湖北鄂城一带）长江沿岸的军事，以抵御西上声援的官军。

五月间，官军西上进至巴口（今湖北黄冈东），逼近了西阳、武昌防线。

当时的形势是：郢、鲁守军不降，义军、官军相持。义军内部开始出现士气不足的倾向，久攻郢城不下，将士中“咸欲走北”的情绪颇盛，也有主张分兵先取江州(如邓元起)的意向。

六月初，“西朝”委派席阐文、夏侯详前来劳军，并带来了萧颖胄“难以纸宣”的机密建议：“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

萧衍听后对席阐文分析了眼前形势，认为：

从攻守双方的处境来看，郢、鲁二城被困日久，不可能再坚持很长时间就会投降，而义军“粮运资储”顺畅无虞，有必胜的把握；分兵先取寻阳既不可取，“请救戎狄”乃下计。

萧衍请席阐文回去转告萧颖胄：

“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恃镇军（萧颖胄）静镇之耳！”

进入七月后，义军坚持封锁长江，围城不懈。

救援官军吴子阳诸部已进至加湖（今武汉东北之湛家矶一带），萧衍派兵一举击溃官军。加湖之战大捷，郢、鲁二城“相视夺气”。月底，被围二百余日后的鲁山、郢州二城相继投降。郢州城内原有人口十万，此时“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景象惨不忍睹。

在毫无援助的困境中，郢、鲁二城军民战胜饥饿和疾病，坚持数月之久，誓死保卫孤城。这种英勇壮举，在东晋南朝史上可谓罕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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