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问鼎中原，饮马大河，邲之战打败了中原霸主晋国，臣服郑、宋、鲁、卫、许、陈、蔡等中原诸侯国，主持中原盟会，成为新一代霸主。

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庄王卒，楚共王继位。共王时期，楚国国内形成了公子政治，加之楚大夫申公巫臣叛逃于晋，为晋通吴，吴国兴起后对楚国展开猛烈进攻，牵制了楚国精力，楚霸业中衰。

晋国国内同样矛盾重重，晋国卿大夫专政，公室衰落，形成君权与族权、族权与族权的斗争，使晋国也无力应对国外战争。

晋、楚长期的战争给本国造成了极大创伤，处于夹缝中的郑、宋等更是苦不堪言，希望消弭战争，得到喘息的机会。于是，晋、楚两国在宋国调解下，达成弭兵盟约。

晋、楚平分了春秋晚期的霸业。

晋国自灵公即位后，便进入了卿大夫专政时期，国力渐弱，邲之战又使实力大损，已无力抵抗楚国，出现“晋不竞于楚”的局面。

晋国虽然还是中原盟主，但已不能给中原诸侯国以佑护。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宋、卫、曹盟于清丘，主旨为“恤病，讨贰”，但又“于是卿不书，不实言也”，意即没有按盟约办事。

同年，宋因陈附楚而讨伐陈国，但卫国却帮助陈国对抗宋国，表明晋国主持的清丘之盟已废。

晋在中原诸侯国中已失去了威信。于是，晋国势力暂从中原退出，转向北部边境，兼并赤狄。鲁成公三年（公元前588年)，晋“作六军”，军事设置已僭越王制，意欲重新图霸中原。

同年，晋联合鲁、宋、卫、曹伐郑，驻扎在伯牛（今河南省郑州市附近），“遂东侵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

郑国挫败晋军，表明晋国力量并不强大，还有待恢复。

楚共王为了争得霸主地位，出兵讨伐倒晋的华夏诸侯小国。

《左传·成公六年》载，郑国加入晋国同盟，引起楚国恼怒，出兵讨伐郑国。

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汜。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

郑国大夫共仲与侯羽率军抓获楚国郧公钟仪，献给晋国。楚国连续出师不利，损失惨重，不但失去郑国，也失去了蔡、申、息等华夏小诸侯国。

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郑与诸候会盟于马陵（今山西省阳平元城县东南)，寻虫牢之盟，巩固晋国在盟国的地位。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晋、齐、鲁、郑、宋、卫、曹、莒、杞再次同盟于蒲（今山西省隰县西北），晋国再次成为中原霸主。

楚庄王时期，楚国力量积聚至顶点，气势汹汹地向中原挺进，郑国当然不能抵抗，只得投降。

郑国虽降服楚国，仍对中原霸主晋国心存畏惧，当晋军前来时，就曾秘派使者皇戌如晋师，曰：“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楚师必败。”

但在战斗中，“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战后，郑襄公前往楚国祝贺胜利，随后，郑国作为臣属国参加了楚主持的盟会和征伐。

郑国及华夏小诸侯国对楚臣服是暂时的。

因楚国以灭国启土为宗旨，对华夏诸国采取强逼之势，华夏诸侯国普遍认为楚国的最终目的是将其灭掉，因而对楚怀有戒心。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朝聘晋国，因晋景公不够礼遇，鲁成公欲叛晋成楚，季文子就说：

“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鲁成公乃止。

华夏诸侯国普遍认为，楚是异族，不会真心佑护华夏诸国，而晋国为姬姓诸侯，与中原诸侯国同族，有本源的血亲关系，所以在晋、楚二国争霸过程中，中小国家多倾向于晋国，“春秋霸主，多在晋国”，晋在争霸中占据上风。

晋、楚两大国，实力相当，势均力敌，故争霸相持日久。

综观春秋时期的争霸，一个国家要想长期称霸，必须要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而实力主要来自辽阔的疆土、发达的经济、济济的人才，先后称霸中原的齐、晋、楚、秦均是如此。

晃福林先生说：

“在霸权迭兴的时代，中小国家的许多诸侯尽管对霸主之称企羡不已，但却未能登上霸主宝座。这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诸侯的个人才能，而在于其国家实力的弱小。”

从而也反证了郑国春秋初年“小霸”短暂辉煌的原因，单靠军事力量及狭小国土维持不了长久的霸主地位。

晋、楚虽然也都一度中衰，但只要经过改革和重新调整，就又能重聚复霸的力量，这也是晋、楚长期成为春秋南北两大霸主的重要原因。

晋、楚两国在中原进行了长达百年的争霸战争，双方消耗巨大，给中原诸侯国带来了沉重负担，尤其是处于两国之间以郑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更是苦不堪言。

因此，春秋中期以后，郑国采取较灵活的对外政策，即晋来从晋、楚来从楚，“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

楚庄王时期，楚国打败了强大的晋国，臣服了郑、宋、陈、蔡、鲁等中原诸侯国，登上了霸主地位，但楚国内部也渐现矛盾和危机。

楚国攻破宋国后，伐宋功臣子重向楚庄王请封申、吕为自己的赏田，申公巫臣从中作梗，从此二人结怨。

楚灭陈后，因为陈国美妇夏姬，申公巫臣又和楚公子子反结下怨恨，申公巫臣携夏姬逃奔晋国。楚共王继位后，子重、子反成为楚国执政重臣，歼灭申公巫臣之族。

申公巫臣为了报复楚国，说服晋景公培植吴国为楚国的敌国，并出使吴国为晋通吴。申公巫臣为吴国带去了先进的战车、兵器及作战方法，并使其子为吴行人，输入高级管理执政人才，吴国力量迅速壮大，开始频繁骚扰楚国边境，楚国忙于两端作战，疲于奔命。

吴国成为楚国后背之患，牵制了楚进攻中原的力量，楚国霸业受到影响。

晋灵公之后，晋国国君频替，局势不稳。长年的战争使军功贵族崛起，公室渐衰，公室与大夫间矛盾加剧，同时由于军功贵族的增多，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晋国政局处于动荡之中。

晋景公听从赵庄姬、栾氏、郄代之言而灭赵括、赵同之族，引起晋国大族的惊慌。晋国内部的争斗使晋国无心再继续与楚争逐。

两大国在此形势之下，都有和解的愿望。

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晋国释放了绕角之役中俘获的楚人仲仪，使其回楚，转达晋国希望与楚国和解之意。

楚国随后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请修好，结成”。第二年，晋又派大夫籴茂使楚。晋、楚都想通过和解缓和局势，使双方得到喘息的机会。

身受晋、楚争霸之害的宋国看准时机，积极推动和解行动，提出弭兵的建议。弭兵，即停止消弭战争。宋国执政大夫华元因善于楚令尹子得，又善于晋栾武子，于是担当两国弭兵斡旋人。“华元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众诸候在宋国西门召开了弭兵盟会。

此即为晋、楚的第一次弭兵之会。

晋、楚弭兵后，鲁、郑、宋、齐、卫、曹、邾等华夏诸国纷纷倒向晋国，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楚国对此不满，于是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楚国出师北伐郑、卫等中原诸侯国。“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栾武子欲报楚。”

硝烟再起，初次弭兵之盟成空文。

晋、楚之争再起，继续重视郑国的附属倒向。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6年)，楚伐郑、卫。

第二年，楚国主动示好于郑国。“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贪图小恩小惠的郑国于是叛晋，郑子驷与楚子盟于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晋国立即伐郑。

郑成为晋、楚争夺的焦点，郑服楚，晋则伐；郑服晋，楚则讨。郑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得不在晋、楚之间来回变换阵营。

郑的归属最终引起了晋、楚的一场大战。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因郑叛晋，晋栾书认为“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出兵伐郑，晋、楚两军遇于鄢陵，双方交战已不可避免。

鄢陵之战时的楚国已非邲之战时的楚国。

楚国东南部的吴国已兴起，时常骚扰楚国边境。两军开战之际是夏四月至六月，其间正是楚国春耕农忙时节，而楚国却迫不及待地北伐。楚国主帅为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为左军帅，但二人却有仇隙，不和。

楚国军队的配置也不如以前，楚军战斗力最强的应是中军王卒，但“王卒以旧”“旧不必良”，数年没有更新，仍为旧家子弟。

另外，随同参战的还有郑国、陈国及蛮夷之兵，“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

郑、陈军队虽有阵势却不整齐严肃，南夷之军则连阵容也没有，从来没有训练过，这些军队合在一起时，毫无纪律，喧哗吵闹，甚至不能安静下来，他们互相观望、依赖，仅是凑人数而没有战斗力。

因此，这些不利因素注定了楚国失败的必然性。

此时的晋国实力则有所恢复，弭兵之盟后又成为中原霸主，对晋国更为有利的是，此战役中得到了楚国逃亡大臣苗贲皇的帮助。

苗贲皇是楚庄王时令尹斗椒之子，斗椒若敖氏叛乱后被灭族，苗贲皇带着对楚国的刻骨仇恨逃到晋国，时常想着复仇，交战时，苗贲皇就在晋侯之侧，为晋谋划指挥。

战斗开始于清晨，晋军主要攻打中军楚王周围，晋吕锜射中楚共王目，楚军败。晚上，楚主帅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

晋军苗贲皇也下令：“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

但第二天，子反却因晚间饮酒过量沉醉不醒，不能指挥作战，苗贲皇故意放走楚军俘虏使通楚军，说晋国已整装待发，楚王本已眼睛受伤，见此状况说“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军惨败，退至瑕（今湖北省随县之瑕），楚共王令司马子反依楚国败将之惯例，自杀身亡。

鄢陵之战给楚国以打击，楚共王认为是自己执政时期的不德而招致楚国失败，“是以不德而亡师于鄢，以有辱社稷”，再也无心向北挺进中原。

鄢陵之战，楚国失败，郑成公认为楚王因救郑而伤，因此仍然忠心于楚国。

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正月，郑国子驷侵晋国虚、滑二邑。五月，郑国又让太子髡顽、大夫侯獳于楚为人质，楚国也派公子成、公子寅为郑戍守。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郑国又随同楚国出伐宋国。晋国经常集结诸侯伐郑，成公十七年，一年中就三次集结诸侯讨伐郑国，楚国也时常出兵援助郑国。

晋、楚为郑国又展开争夺，郑国成为晋国攻楚、楚国北伐的前线。

晋国在鄢陵之战中大获全胜。

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晋厉公为强公室而去私室，“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而“杀其大夫”。第二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立悼公。晋悼公继位后，知人善任，起用贤能，内修养，外和戎。

晋国国力重新增强，出现了君明臣忠、上兢下让、国家富足、边境安定的局面。晋国继续与宋国联合，又使齐国加入晋之同盟，尊重中原小诸侯国，减轻它们的贡赋，巩固以晋为首的华夏诸侯同盟，同时对楚国近邻吴国采取拉拢策略以钳制楚国，晋国有足够实力和有利环境与楚国抗衡。

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晋、郑、齐、鲁、卫、宋、陈、曹、莒、邾、滕、鄫等会于戚，确定了晋悼公的霸主地位。以后又多次举行盟会，甚至南方的吴国也前来参加，晋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达到全盛，恢复了晋国在中原的霸业。

鄢陵之战后的楚国已不敢与晋交战，如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秦景公意欲联合楚国抗晋，楚令尹子囊说：“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楚人已知晋国的强大而不能敌。

晋、楚对郑的争夺并未停息，《左传》载如下：

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夏五月，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郭，败其徒兵于洧上。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部，以待晋师。晋师自郑以嘟之师侵楚焦、夷及陈（陈此时为楚臣属国）…秋，楚子辛救郑，侵宋吕、留。郑子然侵宋，取犬丘。”

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晋率诸侯之兵筑城虎牢关，迫使郑国归服。

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郑国为讨媚晋国，不听从子展劝谏，侵蔡。

楚国不甘心失于郑国，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也。郑国没有办法，只得服于楚，并随楚国伐鲁侵宋。

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因郑叛楚，晋率十二国诸侯伐郑，攻破郑的城门，占据虎牢，郑国又与晋讲和，与晋的诸侯同盟于戏。因郑有异议，晋又以诸侯再伐郑国。因郑归晋，楚国又来伐郑，郑又与楚盟。

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楚、郑伐宋侵鲁。晋率诸侯伐郑，郑国发生西宫之乱，执国的子驷、子国、子耳劫郑国君，诸侯之师占领虎牢。郑及晋平。楚国来救郑。

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郑伐宋，诸侯伐郑，郑国服于晋国。楚国闻后联合秦国讨伐郑国，郑国又服于楚国，并与楚合伐宋国。九月，诸侯悉师又讨伐郑国，郑国服晋。十月，郑国出席晋侯主持的会盟，又贿赂晋侯。

从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至十一年（公元前562年）的十多年间，郑国作为南北两强争夺的焦点，战争没有停息过。

郑国处于夹缝之中，不论服从于哪一方，都会受到另一方的征伐，郑国要想生存下去，不得不采取灵活的做法，因地制宜地与来者盟。

如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郑国征伐蔡国，郑子展认为郑国身为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必会招来灾祸，后果然引来楚国的讨伐，子展认为晋国此时实力较强，应归服晋国。

郑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郑国为了取得较长时间的平安，想方设法结束这种动荡局势，考虑到晋国实力强于楚，于是主动发起战争以取得与晋建立稳固同盟的机会。

郑国首先讨伐宋国以怒晋国，引其率诸侯来伐，使楚与晋交战，郑又施贿晋国，以达到能长期加入晋国集团的目的。

春秋时期，身为小国受欺负是常事，如卫、陈、蔡、许等，但没有哪个国家如郑国这样处于不堪之境。

如卫国春秋早期常受到攻伐，但晋国强盛后则一直归服晋国，执行亲晋邦交的外交策略，即使晋国文襄霸业辉煌过后，也不改此方针，一心向晋，这就使得晋卫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卫国地理位置近晋远楚，四周皆为晋阵营国家，由于晋国的保护，卫国很少受到他国的进攻从而避免了如郑国那样屡受战争之苦，积蓄了一定的国力。

相反郑国则要糟糕得多。郑国居于中原，在两强相遇的中间地带，无论谁得到郑国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及心理上的优势，正所谓“欲霸中原，必先得郑”，因此郑国成为诸侯称霸的首要征服对象。

在晋楚争霸的百年战争中，郑国夹居中间无处逃脱，国小势弱无力抗衡，依附一方又势必与另一方为敌，成为讨伐的对象。

于是郑国不得不开启介居生存之道，即依附强者，晋强依晋、楚强依楚，在晋、楚之间来回摇摆，奉行“与来者盟”的两面战略。

郑国的出尔反尔，使晋、楚两国都非常痛恨，引起两国交替征伐。晋楚力量均等，长期的拉锯战使郑国成为交战的前沿阵地，战火不断，处于哀苦之中。

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诸国之中苦痛最甚者莫若郑，以其居晋、楚两大之冲，为双方争夺目标，不仅索贡而已，而又加之于师旅，受其死亡之实祸”。

晋国乘楚国力量有所衰弱，意欲再次合诸侯图霸中原之时，西部的秦国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秦、晋自崤之战后，互为仇敌。秦国与楚结盟共同对抗晋国，同时极力向西开拓疆域，发展壮大力量，至秦穆公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国发展起来后，就把矛头指向中原，第一个目标即是霸主晋国，秦国开始不断地出击晋国。

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晋率诸侯伐秦，以报栎战之败。晋使六卿率诸侯之师以进，济泾水驻扎。秦人放毒于泾水上游，诸侯之师人马多死。加上晋军指挥不当，于是无功而返。晋、秦两次交战，晋军皆败，秦国已成为晋国的背后之患。

襄公十六年（公元前557年)，晋悼公死，晋平公继位。晋平公才能平平，晋国六卿逐渐上位。六卿对大国的争霸并无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土地和晋国的政权，并且他们之间矛盾重重，晋国陷入争斗之中。

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晋栾盈因范氏谮而出奔楚国，后至齐国，再由齐潜回晋国曲沃。栾盈率曲沃之甲，借魏献子的关系进入晋都绛，遭到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范氏的夹击，“尽杀栾氏之族党”。后来，韩、赵、魏、智又与范氏、中行氏之间发生矛盾，互相残杀争斗。

长时间的内斗使晋国政治、军事一片混乱，国力日衰。

晋国贵族与贵族之间、私室与公室之间的斗争消耗了晋国国力。

晋作为中原霸主加强对小国的盘剥，引起了小国的背叛。晋国内外交困，再也无力继续维持中原霸业。楚国在与晋国争斗中渐趋劣势，处境也与晋同，内部局势不稳，外部吴国侵扰，也不能集全力与晋抗衡。

中原小国在大国争霸战争中疲于奔命，时常处于“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的恐惧中，早已厌倦了战争，想求得长时间的和平。

大国对连年征战也感到倦怠。

晋的盟国齐国发生了内乱，崔杼弑其君齐庄公，立齐景公，崔杼、庆封为相，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也不愿再出兵打仗。

晋、楚、齐、秦等国都有意弭兵，弭兵成为诸侯国的普遍诉求。

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秦、晋首先休战订盟，秦伯之弟针赴晋修成，晋国此时极想与秦建立友好关系。

在各诸侯国都有意停战的国际形势下，深受战争之苦的宋国又担当起调解的任务。宋国大夫向戌因其与晋、楚二国执政者关系都较好，于是发起第二次弭兵运动。

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曹、邾、滕等十四国会于宋国蒙门外，此为春秋时期的第二次弭兵大会。

虽然晋、楚还矛盾重重，针锋相对，但最终还是缔结了盟约。

盟约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晋的仆从国要朝拜楚国，楚国的仆从国也要朝拜晋国。在与会的十四国中，齐为晋的盟国，不朝楚；秦为楚的盟国，不朝晋；邾为齐的私属国，滕为宋的私属国，不参与盟会。

第二次弭兵会盟后，晋、楚对峙局面结束了，延续一百多年的春秋中期大国争霸战争终以休战而结束。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