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十一月清廷正式向美国派遣驻使大臣团，但此后近三十年里，大清驻美使馆一直是租用华盛顿当地民房。这不仅让诸位使臣被很多琐事和尴尬缠身，也有损大清的国家形象。

因此第六任驻美大臣伍廷芳，在光绪二十七年决定买地自建使馆。经招标评估买地、建材、工价等总计需八万美元（折合白银十二万两），然而驻美使团每年经费只有白银六万两，而且朝廷也不愿意为新建使馆另行拨款。

就在伍廷芳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获知的消息又让他看到了希望。

庚子国变期间，美军进驻天津时掠抢了天津官库白银近六十万两。这笔钱并未被美军私分或挥霍，而是作为军队“战利品”兑换成美元存入美海军部账户中。伍廷芳决定与美国政府交涉，讨回这笔掠款。

由于当时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与国之间财物“掠夺 – 归还”方面的公约，战利品的边界各国也没有统一的划定。除此之外，大清也没有逼迫美国归还的实力。

因此驻美使馆的官员们基本都认为伍廷芳的追索不会成功，部分人员还因担心此举会恶化两国关系，劝伍廷芳慎行。

但是伍廷芳认为，“弱国无外交，但可以有外交家”。在具备实力之前，如果再主动放弃外交手段当如何保全自身？是躺平任人宰割，还是像庚子那样无能狂怒至近乎自我毁灭？

伍廷芳遂以驻美使臣的身份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正式交涉此事，强调被掠夺的库银是清廷民政财产而非军资、战备物资。在他的反复督促下海伊虽然原则上同意归还，但表示此事需先提交议会讨论决定。

熟知美国政治制度的伍廷芳知道，归还掠银一事如果交由国会主导（法案形式），很有可能难在议会获取统一意见，近而变得旷日持久甚至不了了之。

伍廷芳指出美国法律本身就禁止公民、政府部门以强力夺取的方式来获取财物，美军在天津的行为已属违法，退还掠银不需要以出台新法案的形式来约束。因此他督请海伊将此事转递美国总统，以签署行政令（无需国会批准）的方式执行。

在伍廷芳的交涉和努力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2年1月签署行政令，要求美海军部归还庚子期间掠夺的库银。当年1月23日，美海军部将相关款项37.63万美元移交给了伍廷芳。

大喜的清廷遂命令伍廷芳提取8万美元作为新建驻美使馆款项，剩余部分存入汇丰银行备用。遗憾的是伍廷芳在使馆尚未完工时就卸任归国（1902年9月），未能亲见新使馆的落成。

1904年第七任驻美大臣梁诚在与美国就庚子赔款“镑亏”问题谈判时，意外获知当初签约核算赔款数额时美方“算多了”（庚子赔款除了英国，各国均严重“超算”）。

注：《辛丑条约》规定清廷赔款支付关平银，但同时约定“照市价易为金款”。而20世纪初国际市场白银相对黄金价格暴跌，这导致清廷每年依约支付的赔款相对金价不足了，即“镑亏”。

梁诚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拿到了庚子期间美国政府的损失报告和出兵记录，经过核算后得知美国应得赔款为1165万美元（不计利息）。而庚子赔款约定赔偿2444万美元（不计利息），多算了1279万美元。

拿到证据后梁诚就开始与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交涉退款事宜。起初海伊并不很热心此事，但在梁诚不断地劝说和交涉下，海伊转变立场并让驻华大使柔克义就退还庚子赔款一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得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

柔克义的报告让退还赔款进入了快车道，总统也表态同意退款事宜，但很快事情又出了变故。

由于国内发生了粤汉铁路事件（回收路权）和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同时也爆发排华运动，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加上同期美国国务卿这一职位的动荡（海伊卸职，继任卢米斯只干了半个月），退款之事不但被搁置，甚至快要不了了之了。

和伍廷芳一样熟悉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梁诚，遂一边继续与美国政府交涉，一边开辟新的战线。

鉴于新任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属于排华强硬派，梁诚转而直接游说国会议员支持他的退款要求，并通过私交较好的内政部长（伊森·艾伦·希区柯克）向总统罗斯福陈述退还赔款的必要性。

另外梁诚频繁召开记者会、参加集会演说、刊发文章，公布自己的证据，指出如果不退还多拿的款项，所谓的赔款将沦为不义的掠抢。在获取美国社会舆论支持的同时，也变相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最后梁诚利用自己和美国教育界的良好关系（梁诚曾在美国留学六年），以及当时美国正和日本争夺留学生资源。以将退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开启民智，游说美国教育界支持他的退款要求。

在梁诚的努力以及美国社会各界的助推下，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交咨文，要求授权退还相关赔款。

次年5月25日（此时梁诚已卸任归国，由伍廷芳接任），国会通过法案将赔款由2444.08万美元减至1365.5492万美元，其余退还给中国用于教育。同年12月8日罗斯福签署法令从1909年1月1日起退还对应的庚子赔款。

在此基础上，192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新的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1909年以后的庚子赔款全部退还，这也带动了其它几国开始了各自的“庚子退款”。

弱国外交艰难甚至难以外交，因此伍廷芳、梁诚等人的努力和付出更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