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先炳是二野的一位杰出将领，因其卓越的战功而获得“王牌军长”的美称。他在战场上的作战风格彪悍，展现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因此令敌手感到畏惧。

在抗战时期，尹先炳曾担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参谋长和团长，后来担任129师新11旅的旅长以及太行1分区的司令员，当时的开国中将秦基伟只是他的副手。1942年12月，他调任湖西军分区司令员，领导部队在湖西地区作战，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10月7日，尹先炳的部队与其他友军被合编成第一纵队，他成为第二旅的旅长，纵队司令员则是后来成为上将的杨得志。1945年10月25日，一纵的一旅在国民党106师的围攻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在会议上，尹先炳果断站出来，提出了大胆的作战计划。他指出敌人的主力仍在最后抗击线后，建议让一旅继续正面作战，同时集中二三旅从侧翼进攻敌人的三十军和四十军的接合部及指挥部，切断106师的退路。他表示，只要敌人敢回头，便可转守为攻，将其一举消灭。

尹先炳的提议引起了众人的热议，但经过仔细讨论，司令员杨得志对此高度赞赏，并立即决定实施这一策略。

在尹先炳的指挥下，第一纵队的部队早已埋伏在国民党106师的归途中，使得一场本应是救援战的战斗演变为歼灭战，最终导致106师全军覆没。

1946年4月，尹先炳带领第二旅参加热河战役，在平泉凤凰岭，成功抵挡了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四次大规模猛烈进攻，消灭敌军超过1000人，这次战斗再次展现了第二旅的凶猛。

1947年，由于减员严重，第一纵队和第七纵队合并成一支新部队，尹先炳继续担任第二旅的旅长，新的顶头上司则是开国上将杨勇。在杨勇的领导下，尹先炳随军作战，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尹先炳被提拔为中野一纵的副司令员。

1949年2月19日，第一纵队再次改组为解放军第十六军，原纵队司令杨勇被提拔为第五兵团司令员，尹先炳则晋升为第十六军的军长。

据记载，在渡江战役前，尹先炳负责安庆渡口的渡江作战。他为完成任务，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进行实地侦查和统筹部署，最终确保部队顺利抵达南岸，但因过度劳累而昏倒，睡了一整天才醒过来。

醒来后，尹先炳依然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快速前进，挺进南溪，强渡闽江，攻占乐山，并抢占夹江，16军如迅雷般直插国军的心腹地带。

在组织部队行军时，尹先炳果断坚决。他在渡江战役后的行军过程中，常常摊开地图，用拇指和食指一拃一拃地测量距离，小拃约120里，大拃约180里。

1949年8月，第十六军奉命进军大西南，面对复杂的地形和险峻的山水，尹先炳每天行军一大拃，行动迅捷，成功完成了中央“大迂回”和“大包抄”的战略部署。

当时，军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尹军长一大拃。一大拃，就是一百八。”

新中国成立后，尹先炳再次得到提拔，成为第5兵团兼贵州军区副司令员，此期间他承担了剿匪的重任。1950年6月，他发动了铁壁合围剿匪作战，依据正确的作战方案，土匪们一个个被包围，孤立无援，最终被尹先炳逐一消灭。

抗美援朝期间，尹先炳指挥的第十六军小试牛刀，让美军大为震惊，加速了谈判进程。尹先炳的名字在美军中引起了深刻印象，敌人对他的部队倍感畏惧。

到此时，尹先炳的战功和履历已相当丰厚，回国后本可以在1955年享受属于自己的荣光，许多人认为他应当获得开国中将的荣誉。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尹先炳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中央点名处分，最终由中将降为大校，降了五级。

尹先炳曾被选为重点培养对象，安排到东北接受苏联教官的培训，旨在掌握新军事装备的操作技巧。在这段期间，他不仅学会了军事技能，还对跳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在军中组织舞会，以此消遣时间。

虽然因此受到了批评，但由于他是战功赫赫的“王牌军长”，中央还是愿意给予他改正的机会。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尹先炳在朝鲜战场上又旧病复发，出现了“白天办公，晚上跳舞，通宵达旦”的情况。这导致他在军内外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严肃批评。

更糟的是，有人告发他与一位朝鲜姑娘有不正当关系。作为已婚军官，尹先炳利用职权将这位姑娘带入部队机关，并为她安排了职位。这一情况传回国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对此非常愤怒，直接免除了尹先炳的军长职务。

尽管党内和军中有不少人因与尹先炳的交情，或者考虑到他的战功而想为他辩护，但毛主席对此毫不妥协。

据作家吴东峰的记载，毛主席曾对尹先炳直言：“你按战功可授中将军衔，生活作风犯错一次，减一颗豆；犯错两次，再减一颗豆。”

毛主席对尹先炳的处理虽然留了一点情面，但尹先炳随后又闹出了更大的新闻，坚定了毛主席要将他开除党籍的决心。

老首长杨勇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曾多次向组织求情，毛主席对尹先炳的遭遇也感到惋惜，但无奈之下只能保持铁面无私的态度。尹先炳原本有机会在更高的位置上发挥才华，为国家贡献力量，但最终因个人问题失去了这个机会，留下了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