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字伯渊，清河人士，系北方高门士族，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家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崔浩一生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道武帝见崔浩长于书法，便安排他在自己身边。明元帝即位后封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每逢郊祠，崔浩父子并乘轩轺，为人们所羡慕。到太武帝时，崔浩更是官居显要，位于三公之一。这与崔浩的才华是分不开的。崔浩长于通过占卜星算把天道人事结合起来，并且所言多已应验。
比如明元帝时崔浩通过后宫有兔子占算出邻国会有嫔嫱进贡，之后姚兴献女，被崔浩言中。再如姚兴死之前，天有异象，崔浩认为荧惑入秦，姚兴有难。当时众人不以为然，对崔浩所言多有责难，第二年姚兴死、后秦大旱、三年灭国，崔浩所言应验，众人皆对崔浩十分信服。后来明元帝病重，又听从崔浩的建议，立拓跋焘为太子。太武帝在讨伐柔然的问题上与群臣有分歧，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以天文星相说太武帝不可战。于是太武帝召崔浩与张渊等人辩驳，崔浩提出：“阳者 德也，阴者刑也。故月蚀修刑”，认为对柔然进行军事打击正是“修刑” 的表现。并反问张渊等人当年夏国灭亡他们可曾观察到天文异象？“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使得张渊等人哑口无言，从而坚定了太武帝伐柔然的决心。
除此之外，崔浩还善于审时度势、出谋划策。如明元帝神瑞二年，平城大旱。很多大臣主张迁都到邺城，崔浩从当今形势、水土不服、人心意志等方面力排众议，认为迁都只能解燃眉之急而非长久之计，他主张把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就食，等到来年牧草生发、乳酪充足，足以救济。明元帝采纳崔浩建议，第二年果然渡过难关。
泰常元年刘裕伐后秦想取道于魏，很多大臣认为刘裕居心叵测，不同意假道于他。唯独崔浩认为可以借道于刘裕，然后堵其归路，就像卞庄刺虎，一举两得。然而明元帝担心中刘裕计最终还是听取众大臣之议，结果被刘裕军大败，明元帝后悔没有听崔浩的计谋。当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认为 “ 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认为他必会代晋自立。同时建议明元帝秦地早晚会归魏所有，可以坐守而不必御驾亲征，并分析北魏军事情况，认为北魏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军事奇才，应该等待时机。
泰常三年，天有异象，崔浩再次断言刘裕会代晋。果然泰常五年，刘裕废司马德文自立称帝。等到刘裕死，明元帝想南伐，崔浩认为应该等待时机。明元帝没有听从崔浩的建议。之后在攻城略地问题上，崔浩主张略地，而公孙表等主张攻城，结果经时不拔。太宗怒而南巡，并让崔浩为随军谋主。
到世祖即位在击讨赫连昌问题上，崔浩认为可以攻夏，他把天道、人事加以结合，力排众议，太武帝采纳崔浩建议并取得胜利。对于南藩诸将要求南伐刘义隆，崔浩驳斥那些将领有私心，他们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主客观条件，欺骗朝廷，不是忠臣。太武帝听从了崔浩的建议。南镇诸将又表刘义隆欲犯，称兵少，并假意引诱边民。崔浩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多方面分析不可轻易南伐，但是太武帝难违众意没有采纳崔浩的建议。在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先攻哪一方的问题上，太武帝问计于崔浩。崔浩审时度势认为赫连定与刘义隆都希望对方先进军，都不敢轻率出兵。刘义隆固河自守，无北伐之意，崔浩主张先攻赫连定。太武帝采纳崔浩言，并升崔浩为司徒。
同时在讨伐沮渠牧犍一事上，奚斤等人认为不必赶尽杀绝。古弼、李顺还说自温圉河以西至姑臧城南，都靠天梯山融水，倘若渠口被决，则“ 彼无水草”。崔浩引《汉书·地理志》驳斥了李顺等人的话，并指出李顺是受了对方贿赂才这么说。太武帝严斥李顺等人，决意伐凉，平凉州，当地果如崔浩所言水草茂盛。在对待盖吴叛乱问题上，崔浩主张擒贼先擒王，可惜太武帝没有听取崔浩建议，盖吴叛军闻风遁入北山，太武帝深为后悔。
崔浩不失为北魏一流谋臣，对于北魏的统一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上，崔浩功不可没。太祖时置为左右。太宗时“ 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太宗常常对崔浩赞不绝口，甚至在东宫问题上也遣人与崔浩密谋。到世祖太武帝时，有时太武帝去崔浩家，因来不及准备美食，往往“ 举进蔬食”，太武帝亦认为“不暇精美”。《魏书·崔浩传》记载：“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于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赏谋谟之功”。
太武帝还对新归降的高车族人夸崔浩道：“汝曹视此人，匡织而弱，手不能参功持矛，其胸中所怀，乃踰于甲兵，并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可见，太宗、世祖对崔浩极为宠幸，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崔浩在太武帝时官至司徒，为北朝汉士族中位至三公第一人。可这样一位身受宠幸位高权重的三朝元老，却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太武帝诛杀，全族被灭。与之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夷族，牵连之广、刑罚之酷，实为北魏当朝第一案。
行刑那天，崔浩被装在囚车里押赴刑场，士兵轮流向囚车撒尿，然后斩首。位居三公，下场如此惨不忍睹，实乃罕见。崔浩被杀史书称与修国史有关。道武帝拓跋珪时曾命人修史，称为《国纪》，但是过于简单，只有年月起居，不成体例。于是太武帝命崔浩与崔览等人继续修国史，初成三十卷，为编年体。439年灭北凉后，又命崔浩继续修，由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协助。修成后，立石于路边，供人观看指正，以是其直。可是这样北魏先祖的一些丑事，如苻坚灭代、什翼犍逃阳山被其子寔君所害等史实都直言不讳，激起鲜卑贵族不满，他们联起向太武帝告状。太武帝最后也非常气愤，崔浩惨遭此祸。可是对于如此重臣，只是因为这样而灭族，甚至株连姻亲，似乎刑过其重。而且这样也和《魏书》所记前后矛盾。
首先，从《魏书 ·崔浩传》里可以得知崔浩为人谨慎，如“太祖季年，威严颇峻，宫省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避目下之变，独浩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 。道武帝病重期间，脾气喜怒无常，经常殴打臣下，“ 死者皆陈天安殿前”，而崔浩不仅没有遭横祸，还得御赐奖赏，可见他为人小心翼翼，谨慎稳重。再如 《魏书 ·崔浩传》所载：“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一个如此谨慎行事、善于审时度势的人，怎么会不考虑“ 暴国丑”的后果，而立石于路边供人观看呢？着实令人费解。
因此对于崔浩遭此横祸单单是因为修国史，这个解释有些牵强。修国史不过是诛杀崔浩的一个导火线。那么崔浩究竟是因为什么大不违的事而遭此极刑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因为叛国而灭族，此说依据出自《宋书·柳元景传》：“元景从祖弟光世……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颖，浩密有暴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根据这段史料，崔浩被诛是因为“密有暴图”，因为计谋泄露因而被诛族。可是这段史料只是沈约的片面之词，除此，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其真实性。
在《南史·柳元景传》中，此处已简略为“元景从祖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与司徒崔浩宗。浩被诛，光世南奔” 寥寥数语，对于“密有暴图，谋泄被诛” 只字未提。或许李延寿对崔浩通敌叛国一事也心有疑虑。如果崔浩真的通敌叛国大可在史书中秉笔直言。可是《魏书》、《北史》都未曾提及，只是简单的归咎于修史、立石路旁暴国丑。
从种种原因看，崔浩通敌之说都难以成立，比如崔浩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崔浩自己亦位列三公。因此崔浩虽为汉人，但是对刘宋政权并无太多感情。同时，崔浩祖籍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清河崔氏是北朝第一盛门，在那个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崔浩对于靠军功起家的刘裕所建立的政权未必看重。如太宗就刘裕和慕容垂谁更厉害一事问及崔浩，从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认为刘裕更胜一筹，可是他对刘裕的态度是鄙薄的。同时在明元帝就是否借道于刘裕及太武帝南伐问题上，崔浩虽然提出借道给刘裕以及不可南伐。但从崔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一番思考审时度势，从有利于北魏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偏帮南方，更谈不上密谋协助南方颠覆北方，所以通敌叛国说难以成立。
也有学者认为崔浩被诛杀源于宗教信仰。崔浩笃信道教，因而大力打击佛教。太武帝灭佛一事也间接受崔浩影响。如《魏书·释老志》中提到太武帝拓跋焘在征盖吴途中，发现长安沙门中藏有大量弓矢兵器，怀疑有人造反。命“ 案诛一寺”。崔浩一直希望道教可以在北朝独尊，正好借此机会消灭佛教，于是“时从行，因进其说”。北魏遂展开轰轰烈烈的灭佛行动。然而宗教的精神信仰是巨大的，不会因为统治者的敌对而就此消失。虽然太武帝灭佛，可他的儿子，作为太子的拓跋晃却是虔诚的佛教徒。拓跋晃“崇敬佛教”，并不时上表制止灭佛。
在太武帝灭佛前夕，也正是因为拓跋晃等一些信佛的贵族提前通风报信，才得以使一些僧徒提前逃脱，一些佛教典籍才得以保全，佛教文化才得以在后世广为流传。因此，对于进言废佛的崔浩必然与以拓跋晃为首的维护佛教的贵族势力相冲突。就连道教的寇谦之也曾说崔浩极力灭佛罪孽深重会有灭门之祸。于是有学者认为宗教信仰原因是崔浩被诛的主要原因。可是我个人认为，或许崔浩与拓跋晃二人在宗教信仰一事上是有冲突，但显然这不是崔浩被诛杀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学者认为崔浩被诛是北魏胡汉上层矛盾的反映，它不仅是胡汉上层利益冲突、政见分歧的矛盾，而且是一种深刻的民族矛盾。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作为靠在马背上夺取天下的拓跋氏，在拓跋珪入主中原以前，还处于奴隶制不成熟阶段，过着游牧的生活。拓跋氏在道武帝时代开始在塞上定居划分新土地，由八部大夫劝课农桑、监督管理。在鲜卑氏族成员分土定居前后时期，拓跋氏把大批在军事胜利中俘获的中原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迁入。在道武帝时期拓跋氏还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同时又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入主封建关系已经确立的中原地区，他们于是面临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在诸多关系之中，尤以民族关系最为激烈。他们需要一个最佳方式去巩固已得的成果，维持他们的统治。
于是很多的汉族士人为拓跋氏所吸收，并在巩固国家统一方面有着卓越贡献。崔浩一家作为清河望族，长期以来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体现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上。其父为道武帝所重用，与张衮同掌机要，他自己又历仕三朝，深为皇帝所信赖倚重。崔浩通经律，重礼法，不长于属文，不好老庄之书。《魏书 ·崔浩传》中提到“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 崔浩选世，既看重家世又注重人伦。崔浩心中的第一等门第必然具备高门和才学两种合二为一的。崔浩掌权后，希冀按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来规定氏族的高下，431年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
由此必然惹来鲜卑贵族的不满。崔浩欲借鲜卑的统治力量来实现高官和儒学合二为一的目的，恢复儒学的五等之制，由此必然引起鲜卑贵族对崔浩的仇恨。况且鲜卑贵族对崔浩不满由来已久，早在太武帝刚刚即位“ 太武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 。此处有些前后矛盾，如果崔浩真的那么正直不阿，后面又怎会出现“ 浩伏受赇”？或许“正直”只是托词，北魏朝臣真正的目的在于阻止崔浩的“大整流品，明辨姓族” 上。如“ 初，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见慧龙曰‘信王家儿也。’王氏世齇鼻，江东谓之齇王。慧龙鼻大，浩曰：‘真贵种矣。’数向诸公称其美。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以其叹服南人，则有讪鄙国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社会胡汉之间民族矛盾在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反映何其严重。
《北史·高允传》记载：“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劳勤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 可见崔浩用人门第才学并举，而拓跋晃任命的人虽然也是出自高门，可才学优劣无从得知。因此崔浩与太子拓跋晃之间在用人问题上有所冲突，一些出身高门而无学术文化的人被崔浩排斥在外，从而进一步加深鲜卑贵族对他的不满。
而且 《魏书 ·崔浩传》记载：“ 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修国史一事主要由中书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秉笔，“ 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只是负责最后校对。同为修史的高允等人没有遭祸，而没有修史的崔浩姻亲却被夷族。一些与崔浩有嫌隙的人也因此避祸。崔浩姻亲多为北方高族，如果鲜卑贵族不将他们全部消灭，那么鲜卑贵族就面临着自身被汉人所同化的局面。鲜卑族的汉化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可是鲜卑族们对汉化的抵制却是他们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修国史是崔浩被诛的导火线，真正导致崔浩及其姻亲望族被夷诛的原因，可能就是这种胡汉之间的民族分歧，包含文化以及心理上的隔阂。《北史·世祖太武帝》所载：“ 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可见太武帝对于崔浩还是依赖以及不舍的。只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不得不诛杀崔浩其河东望族，以捍卫鲜卑贵族的这种心理优越感。崔浩作为将鲜卑少数民族汉化的先驱者，是这种矛盾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一时期，鲜卑贵族反汉化的力量超过汉人儒家大族的汉化力量。“崔浩修国史案”就是北魏前期汉化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少数民族的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北魏前期反汉化逆流战胜汉化顺流。待到了北魏孝文帝时，北魏又进入一个新的汉化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