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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二年(169年)十月的一天，山阳高平人朱并的一封很不寻常的奏章被以最快的速度传递至灵帝手中。由此，奏响了一次更为酷烈的“党祸”的前奏曲。

揭开奏章，跃入灵帝眼里的竟是这样的内容：

(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檀彬、褚凤、张肃、薛阑、冯禧、魏玄、徐乾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朱楷、田盘、疎耽、薛敦、宋布、唐龙、赢咨、宣褒为“八及”，刻石立墠，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

读着奏章，13岁的灵帝竟不寒而栗起来。紧接着，他又为这有名有姓、证据“确凿”的朋党图谋社稷的事件深深地震怒了，立即诏令逮捕张俭等人。

这所谓的“朋党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得追溯到桓帝时期的一些事情。

那是延熹九年(166年)，在山阳郡防东县，发生了中常侍侯览的家被查抄、财产被没收的事件。

延熹八年(165年)，清流派官僚山阳太守翟超任用山阳高平张俭为本郡东部督邮，中常侍侯览的家正好在其辖境内。侯览的家人依恃侯览的势力为霸一方，残害百姓，违法触禁。

侯览家僭制建造住宅16处，皆雕梁画栋，高楼池苑，堂阁相连，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侯览还为自己预修规模宏大的寿冢，并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墓，侵夺百姓住宅381所，田180顷。

侯览母亲还交通宾客，扰乱郡国。张俭将侯览及其家人的诸种罪行上奏桓帝，请求严惩侯览及其母，可是连续上奏好几次，都如泥牛沉海，没有一点音信。原来这封封奏章都被侯览截扣了。

几个月过去了，疾恶如仇的张俭已丧失了继续等待的耐心，一怒之下，便派人夷毁了侯家的坟茔，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因宦官们的联合反击，山阳太守翟超曾因此被判刑。

可是，这样的处理远远没解侯览心头之仇恨。侯览恨不得将破家夷坟的翟超、张俭之流碎尸万段，只是因为头一年，其为益州刺史的弟弟侯参“贪赃枉法”一案引起朝野哗然，自己也受到牵连被罢官，所以对翟超、张俭等人尚不能为所欲为地泄愤报仇。

侯览只好暂时怀恨在心，谋求报仇雪恨的时机。

好不容易等到建宁二年(169年)，时机终于来了。带着欲将张俭等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仇恨心情，他找到了朱并。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此人平素油嘴滑舌，喜欢搞歪门邪道。张俭打心眼里厌恶朱并，对他从来都不理不睬。朱并因此十分怨恨张俭。

于是，朱并欣然秉承侯览的旨意，弄出了以上的那封奏章。

不过，侯览选择在建宁二年(169年)报复张俭等人，其意义已不在于为他个人报仇雪恨，而是迈出了整个宦官集团血腥镇压“党人”的第一步。

诛杀陈蕃、窦武之后，朝野并未出现宦官们所希望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宦官们虽然在宫廷政变中大获全胜，可是他们弹冠相庆的喜悦似乎还没有完全逝去时，新的不安和忧虑又困扰着他们了。

桓帝末年“党祸”之后，海内清流派人士的声望反而高涨，朝廷对“党人”的镇压并没起到所期望的威慑作用。朝廷对几百名清流人士捕而复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党人”的斗志，使他们产生了正义终于战胜邪恶的感觉。

汝南名士范滂在被朝廷释放之后的南归途中，汝南、南阳一带竞然有数千士大夫聚集起来，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他。这无疑是清流人土那种“胜利感”的鲜明表露。

朝廷对赦免的“党人”虽然实行禁锢，终身不准为官，但是被释放的许多清流名士尚未到家，有的公府、州郡却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结交并任用他们为官。

地方州郡与中央王朝在政治立场及道德评判价值体系上的这种差异，无疑更直接地煽起了清流派人士的活动激情。

“党祸”之后，天下士大夫更加崇尚李膺等“党人”的风范，竟相追随与标榜他们，各种标榜“党人”的名号便随之出现了：

窦武、陈蕃、刘淑被称为“三君”，君即当代人共同尊奉者；李膺、王畅等人为“八俊”，“俊”就是人中英杰；尹勋、范滂等为“八顾”，顾是指能以德行引导人们；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就是指能令人敬仰；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是指能以财物救人。这一系列名号的出现，显示清流派活动正进一步高涨。

到灵帝即位，陈蕃、窦武辅政时，他们大量起用清流派人士，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清流派的势力，而且也给海内士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建宁元年(168年)的宫廷风云突变，无疑给充满希望的海内人士当头一棍，失望引发的愤怒顿时从他们胸中火山般爆发出来。海内不少人士大声为陈蕃、窦武鸣冤叫屈，也有不少人默默不语而暗怀怨恨。

这一切，使宦官们深感众怒难犯！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平息一下众怒。于是，一道道征用名士的诏令传到了姜肱、韦著等人手中。他们以为，只要做点“礼贤”的姿态，就可以稍微淡化一下士人的怨恨。

朝廷之外不安宁，朝廷之内也不平静。由于陈蕃、窦武被诛杀，朝廷中鲠直官僚垂头丧气，敢怒而不敢言。可是，在一派丧气声中，终于也爆发出阵阵抗议的呐喊。

首先是张奂，他怀着受愚弄、被欺骗的愤怒上书反对权宦。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是东汉后期驰骋疆场的名将。从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到永康元年(167年)的十多年中，他先后击败了南匈奴、鲜卑、乌桓等侵扰，并安抚平息了羌人的多次变乱。

本来，他可以因功受到升迁、奖赏，仅仅因为他不巴结、奉承宦官，就时常遭宦官集团排斥。

建宁元年(168年)九月，曹节、王甫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时逢张奂振旅还朝，初抵京师，一点儿不明白政变真相，曹节等人趁机冒灵帝名义，调遣张奂及少府周靖率兵围杀陈蕃、窦武。

由于张奂在政变中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被擢升为少府，不久又拜大司农，并以功封侯。当张奂明白事情真相后，他的心就一直被极度的内疚和仇恨吞噬着。他力图弥补自己的过失，果断地拒绝了朝廷赏赐的封爵，并力图寻找补过的机会。

建宁二年(169年)四月，出现了种种灾变，灵帝遂诏令百官上书陈述朝政得失，张奂便趁机上书，公然为陈蕃、窦武等人鸣不平，这令宦官们又恨又怕，但更为可怕的还在于灵帝的态度。

不知是随时间的推移，还是灵帝顾及窦氏的援立之恩，14岁的小皇帝渐渐感觉到点什么，张奂的上书竟深深地打动了他。所以，灵帝欲接受张奂的建议，并将此意图告诉诸黄门常侍。由于常侍们一致诋毁张奂及其建议，小皇帝才不致有什么采纳建议的表示。

一个张奂已令宦官们大为可怕，紧接着，郎中谢弼也趁上书陈述朝政得失之机，更激烈地为陈蕃等人喊冤，强烈要求立即罢免近臣谋乱者，抨击三公选用不当，建议起用李膺、王畅主持朝政。

一个月以后，张奂又与尚书刘猛、刁韪、卫良联合上书灵帝，要求纳谏任贤，整饬吏治，并且荐举王畅、李膺为三公人选。

眼见朝中正直、清廉的官僚又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弄得宦官们一个个如坐针毡，很是惶恐不安。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充满仇恨和不安的宦官又向鲠直官僚、清流派人士高悬起了血腥的屠刀。

在宦官们看来，上次“党祸”对政敌的打击之所以不那么彻底与沉重，很大原因就在于朝中有一帮人在作梗。于是他们吸取了教训，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拔掉朝廷中的眼中钉。

他们首先设法将郎中谢弼调离朝廷，让他去广陵任职。谢弼深感权臣当道的黑暗，知道为陈蕃、窦武等人鸣冤，已得罪了那帮得罪不起的权宦，所以就干脆弃官回家。

可是权宦们岂肯善罢甘休！

谢弼是东郡武阳人，中常侍曹节之侄曹绍则是东郡太守，曹绍便秉承宦官集团的旨意，在谢弼回家之后，编织罪状将其逮捕，最终将他害死在狱中。

对张奂这一功勋卓越的名将，宦官们虽然不敢轻易置他于死地，但是也竭尽全力企图谋害他。张奂上书不久，宦官们便唆使灵帝下诏切责之，“奂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几个月以后，张奂又被宦官“陷以党罪”，免官禁锢。

清除了朝廷中的障碍，宦官们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对清流派及海内名士进行屠杀了。

为了使大屠杀达到预期目的，宦官们精心策划了大规模屠杀“党人”的步骤。

如果对比首次“党祸”牢脩与这次朱并对“党人”的控告，就可以发现两点重要变化。

其一，朱并的控告增加了“党人”树朋结党的确凿证据，即所谓的“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其二，牢脩所谓的“诽讪朝廷”在朱并这里已升级为“图危社稷”。

这两点变化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首次“党祸”中，尚书霍谞等人以“树朋结党”一事缺乏任何证据为主要理由，促成了桓帝赦免党人；而这一次，权宦们将清议活动高涨中的“名号”现象作为杀手锏抛了出来。

第二点变化尤为重要，即宦官们已揣测到灵帝对皇位和皇权有一种极度虚弱的心理，所以他们授意朱并抛出了危言耸听的“图危社稷”一说。

灵帝在朱并的奏章面前所显露的惊恐情状，证实了宦官们对灵帝心理的揣测是正确的。

于是，曹节等人便不失时机地在已经十分恐惧和愤怒的灵帝面前，指控朱并的奏章不曾涉及的李膺、杜密、翟超等大批清流派官僚，从而营造了一种更为可怕的天下“党人”“图危社稷”，妄图推翻皇帝的气氛，促使14岁的灵帝再度紧急诏令捕杀“党人”。

逮捕“党人”的诏令一下，各地的宦官党徒及其他一些地方官吏便纷纷行动起来，监狱里很快便塞满了所谓的“党人”。

李膺见无端又刮起了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便怀着对朝廷统治的极度失望与壮志未酬的悲愤，自己昂首走进监狱，结果被拷打致死，其妻儿老小被流放到边地，门生故吏及父兄都被免官禁锢。

范滂、杜密、翟超等百余人也被屠杀于狱中。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僚和儒士，宦官们将其统统诬为“党人”；有人为挟私报怨，也趁机对仇家进行陷害；有的地方官吏为奉迎宦官，借机诬指许多毫无关系的人。这样，被处死、流放、免官禁锢者达六七百人。

由于正直敢言的官僚被清洗殆尽，制约宦官的力量随之消失，宦官们遂得以将郁结多年的仇恨全部淋漓痛快地宣泄出来。

于是，对“党人”的血腥屠杀，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这次宦官们欲捕杀的“首恶要犯”张俭闻风出逃，辗转躲藏于亲朋好友之家。许多人冲着他的名气，冒着灭顶之灾掩护他。虽然张俭最后逃脱了魔掌，宦官却严厉追查掩护过他的所有人，十几家人因此被满门抄斩，甚至有的“郡县为之残破”。

由于权宦们摆脱了制约，一时间，汉灵帝几乎被他们完全操纵了。建宁四年(171年)春正月，时逢灵帝举行加冠礼，在这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里，灵帝诏令大赦天下，但同时宣布“唯党人不赦”。

由此可见，权宦对灵帝的影响有多么巨大，灵帝对“党人”的憎恨与惧怕又是多么根深蒂固。

通过建宁(168一171年)初年对“党人”的血腥大屠杀和大清洗，宦官集团的势力达到极盛。由此，他们企图完全控制灵帝，全面操纵朝政，但是，形势却并没有完全按他们的愿望发展，朝野上下反对宦官的势力仍未销声匿迹。

一个每况愈下到日见贫寒的亭侯之家的孩子，突然之间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下子变成了皇帝。

直接造就这种变化的人或事，就不能不在这位不寻常的皇帝心灵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灵帝对有援立之功的窦氏就始终心存一种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灵帝一直对窦氏的“欲久专国政”心存芥蒂。当初，一队白盖小车带走了尚需要母爱的自己，却残忍地将母亲留在了河间。

进宫后不久，灵帝又察觉了窦氏种种擅政的迹象，因而逐渐发现：自己所以能意外地至万乘之尊，完全是出于窦氏“欲久专国政”的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对窦氏的援立之功，灵帝也一直心存一份感激。窦氏擅政在当时毕竟还只是一种迹象，并且在九月的“宫廷政变”以后，就连这种迹象也随着窦武等人之死而消失了，更何况因窦氏的援立而来的“万乘之尊”，才是灵帝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实惠”。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对窦氏心存的那份感激反而渐渐浓郁起来。窦武、陈蕃被诛杀以后，灵帝总想对被软禁在南宫的窦太后尽一点孝道，但身边的宦官则以种种理由设置障碍，使他的这一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自从行了加冠礼之后，灵帝就想改变处处受制于人的现状，下决心要尽可能的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建宁四年(171年)十月的一天，灵帝竟率领群臣去南宫朝见窦太后。灵帝设宴与窦太后一起进餐，并由衷地举杯祝太后长寿，宴席间洋溢着一股其乐融融的母子之情。

在朝廷中，自从陈蕃、窦武死了之后，对窦太后的态度，就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些不满宦官的朝臣，诸如张奂、谢弼之类，往往利用太后的援立之功，为太后的处境鸣不平，并趁机为陈、窦喊冤，企图翻案；而宦官们则需要通过贬低窦太后，来肯定自己对陈、窦的诛灭、对“党人”的诛杀皆是为了捍卫皇权。

官僚与宦官的矛盾斗争，归根结底是围绕皇权展开的，所以对于这一敏感问题，灵帝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窦太后，倘若灵帝一直与宦官保持相同的态度，那么宦官的反对者也就不会利用太后的问题做反对宦官的文章了；反之，如果灵帝始终旗帜鲜明地表示“援立”之恩绝不可磨灭，那么宦官就会放弃贬太后而另辟其他显示自己忠诚的途径。

问题在于，对于窦太后的态度，灵帝常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显露出矛盾。这样一来，就让官僚与宦官都从窦太后问题上感到了希望，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一希望做自己的文章。所以灵帝朝见窦太后这一看起来很平常的事，却使宫廷里又失去短暂的平静。

一场围绕“窦太后”的权谋大戏在清流与权宦之间上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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