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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既锐意开边，除了在作战过程中，实行重赏重罚的办法鼓励士卒，还从思想意识上鼓励尚武精神。

如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三月，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选古名将齐大司马田禳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太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候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初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和司空英国公李勣称为十哲，命令二、八月上戊致祭，其办法与祭孔子同。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玄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特加以评论说：

“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司马光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评论玄宗的尚武措施，而玄宗侧从边疆政策的需要来提到尚武精神。玄宗的开边政策及尚武精神，虽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但自有其客观的现实需要。司马光完全否定玄宗的做法，未必尽然。

除采行上述谙办法外，玄宗主要是废府兵，改彍骑，增设节度使，并扩大其权力，从军事制度上进行多方面的变革。

府兵制是承袭西魏、北周、隋而来，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凡充当府兵的，须终身服兵役，由折冲都尉统率，定期宿卫京师，戍守边境，需自备资粮，其优待条件是可免租庸。

故国家养兵而无庞大的军费负担。唐初以行府兵而兴，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有意思的是，唐至鼎盛阶段，府兵制反而遭到彻底破坏，其称志为募兵制（彍骑、长征健儿）和节度使的确立，时间约在睿宗景云年间至玄宗开元九年前。

这主要是当时边境军事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

从高宗开始，唐的边防线越拉越长。在东北的安东要驻重兵耐付高丽，后来在河北道营州及幽州驻大军对付奚、契丹。

在西陲，为了对付突厥和吐蕃，防区延伸更长、更深，从等河北道相衔接的河东道起，由东往西，布有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诸镇，西南则伸至剑南。在这东西绵延数万里的防线上，所需戍卒大为增加。

事实上，战事紧张时，边陲往往还需大量增兵；同时战争长期不断，伤亡不小，也需要大量补充、更替。

而唐初全国所有府兵不过六十万左右，其中至少需有十余万宿卫关中京师，所以原来的府兵员额已远远不能满足边陲战争的需要了。

同时，从边陲形势而言，自武则天后期开始，奚、契丹和突厥、吐蕃都正处在强盛时期，唐军在多次大规模的交战中，有过不少败仗，有时甚至是惨败。

显然唐军在相当一段时期中，并不占很大优势。因此唐军不得不由临时性的征讨，转为长期的屯兵防御。

而原先的府兵遇伐事临时征讨，不仅时间一般较短，战事一结束，便可罢兵复农，而且因打胜仗，还可有所虏获。而至这时，不仅打仗胜败难卜，战罢还要奉命驻镇戍边。一守就是几十年，原来三年一轮换的法令规定形同虚设。

所以府兵经年络绎于途，几乎都上了前线，根本找不到人来换防。以致许多府兵一去不还，老死边境。

著名的诗人杜甫曾借一老兵的诉说写道：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发还成边。”

由此可见，府兵几乎成了终生的“义务兵”，完全离弃了原来兵农相结合的原则。

府兵除戍边外，还要承担宿卫京师的任务。本来也是定期替换。由于边境的兵源紧张，致使宿卫京师的府兵也无法轮换。

此外，朝廷原先对府兵的勋赏和优恤得遇很高，可是时间一久，朝廷对府兵的待遇不按规定办理，失去了当府兵者的支持。

尤其是中宗时，关中岁饥，连宿卫京师的府兵居然让他们吃树叶草根。这样，如何要求他们来保卫京师呢？

不仅如此，管理府兵的长官和京城的贵族官僚，更任意役使府兵从事建筑等繁重劳动，让他们承担与军事毫不相干的杂役，大大超越府兵应该承担的义务。

从团队之长、偏裨、大将、行边大臣，乃至纨绔子弟、元戎之仆妾、幕府之墨客皆得随意使唤府兵。

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服役期满，也往往被再差去从事其他的劳作。总之，府兵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成了供人任意役使的奴仆。

无怪乎，王夫之感叹道：

“呜呼，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藕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

唐世府兵，负荷本重，西北尤甚，所以当府兵非有相当家底的富裕户是不堪胜任的。

唐初，检点六等以上户充任。高宗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自耕农的破产，六等以下的贫弱户也被点充。

《旧唐书·辛替否传》载，辛替否于睿宗时为左补阙，上疏陈时政说：

“当令发一卒以御边陲，遣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

显然，戍边的府兵很难带足衣粮，故常忍饥挨冻，难怪要屡遭失败。

发展到玄宗时，情况更为严重，有些边将为贪没府兵财物，往往采取残酷手段，逼使府兵速死。

《资治通鉴》载：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事在开元二十四年），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

因此，府兵制到玄宗时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是，如何改，是一个大问题。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玄宗曾有一个要在当地、侧近及征行客户应募从军的诏令。

该年十月，薛讷战胜吐蕃，玄宗停止亲征，下诏说：

“比来缘边镇军，每年更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岂有缘路疲人？盖是以卒与敌？其以西北军镇宜加兵数，先以侧近兵入充，并精加简择。”

这是玄宗在位时发布的最早的有关募兵的诏令。不过这时的募兵只是府兵的临时补充，并没有制度化，而且招募的权力也由中央政府控制。

后来，随着加强边镇戍防的需要，兵员需要越来越多，因而募兵所占的比例就越来越大。这种募兵，开始称为“猛士”，后来通称为“健儿”、“长征健儿”等。

“长征”者，即长期戍边的意思。

初时，健儿一般多从中原招募，派往边陲；后又规定年限，让健儿分批回家休假，如同府兵轮番更代一样。

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十二月，诏曰：

“健儿长镇，何以克堪？可分为五番，每年放一番洗沐。远取先年人为第一番，周而复始。每五年共酬勋五转。”

开元二十六年前，又诏：

“天下诸州镇兵募及健儿等，或年月已久，颇亦辛勤。或老疾弱羸，或单弱贫窭，或亲老孤独，致厥晨昏。言念于斯，深用矜叹。宜委节度使及军州简择。有如此色，一切放还。咸宜精审，以称朕意。”

玄宗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一以减轻应征者的负担，一以救“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这与府兵制所采取的作法和目的正相背离。

府兵制通过频繁的轮番替换，使边镇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原是为防止兵将相结合，形成割据的局面，当着边陲战事越来越吃重时，这种兵制却是非改不可了。

从开元初期的情况来看，唐玄宗开始允许边镇节度使或其他军事长官自行在当地就近招募健儿。

这意味着：

一、募兵的权力逐步下放；二、兵员转而多以当地人充当；三、健儿长期戍边，不再轮换。至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这种招募来的“长任边军者”，被正式定名为“长征健儿”。

其年，宰相张说又将这种募兵制扩大到京师宿卫方面，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

史载十天之内，即“得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初名“长从宿卫”，后来定名为“彍骑”。

“彍骑”和“长征健儿”的逐步制度化，意味着府兵的彻底瓦解。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玄宗：

“敕以为天下无虞，宜与人休息。自今以后，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常住边境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人赖其利，中外获安。自是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诏日：

“朕每念黎庶，弊于征戍，所以别遣召募，以实边郡，赐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向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既无兵革之事，足保农桑之业。自今已后，诸军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

诏令明确提出“一切放还”，正说明府兵戍守的制度已经被废除。既然改用长从充宿卫，又以长征健儿充戍守，自然再用不着征发府兵了。

所以在天宝八载（公元740年)，玄宗遂明令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即调发府兵的兵符)。其后，府兵徒有兵额官吏，而府兵制所规定的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

但是，当时应募为京师宿卫者，都是市井无赖子弟，其富者衣缯彩，食梁肉，壮者为角骶、拔河、翘木、扛铁之戏，从不进行训练，故徒有六军之名，而无实际的作战能力。

后来，安禄山、史恩明，趁中央兵力空虚，发动叛乱，议者多归咎于对府兵制的破坏。其实，设使府兵制继续保持，唐玄宗亦断难加以制止和讨平。

就府兵制与募兵制两者关系而言，募兵并不始于张说，唐初以府兵为骨干，也兼行征发招募兵士。

《唐律疏议》卷十六载：“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

《旧庸书·刘仁轨传》也说：“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

义征的身份比一般募兵为高。

《旧唐书·职宫志》说：“其义征者别为行伍，不入募人之营。”

义征的人往往以博取官职勋赏为目的，高宗时勋赏不行，应募者因而日少。发展至开元中，张说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不过使募兵制度化而已。

而且，募兵并不是府兵败坏的原因，而恰恰是府兵败坏的结果。

府兵制度既已破坏，宿卫京师的任务也必然要以募兵取代府兵了。在实行募兵制度之初，在军事上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也就是在设“彍骑”的同时，张说奏罢边兵二十余万以还农。这二十余万的边兵，主要是长期离乡背井，思乡心切的中原各地的府兵。

玄宗担心裁减二十余万边兵后会削弱边防的力量，对张说的建议表示怀疑。

张说说：

“臣久在疆场，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侵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户为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虑减兵而招寇也。”

张说此议意在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使大量的劳动力归农，对农业生产也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张说敢以全家族性命担保来求罢兵二十余万，表明边镇的防守力量已臻巩固。而这正是募兵逐步取代府兵的结果。

所以，清代王夫之论唐史时说：

“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而论者犹责玄宗、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不宜如此之鲁莽也。”

旧史俱言唐养兵之弊始于张说，并认为募兵是藩镇坐大的肇端，论断是并不公允的。

与募兵制相关联的，是军事长官设置的变化，即节度使的设立，这也是边镇军事形势变化的结果。

在原先的府兵制之下，军事长官并不掌握兵权。驻守边镇的都督，虽统辖一道（或州)内的守兵（下有军、守捉、城、镇等编制)，但人数不多。只有发生大的战事时，由中央政府派遣大军前往征讨，才由行军大总管为统帅。

行军大总管由中央临时任命，不仅统率中央所派的大军，还有权调度本道都督属下的守军，所以也是都督的上级军事首长。不过，这仅仅是为了某一战事临时设置，一当战事结束，行军大总管便罢归京师，交出军队和军权。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唐军在边陲的军事战略重点，由征讨逐渐变为长期性的防守，而原先都督所管辖的守军太弱，所以行军大总管率领的征战大军（一般都在数万以上），每每被留在边镇，成为长期驻屯的部队，行军大总管也就成为该道守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了。

按原来的意义，“行军即称总管，本道即称都督”，而这时行军大总管的本来含义已发生了变化。这种以行军大总管充任边镇最高军事长官的事例，在中宗神龙年间至玄宗开元初年，十分普遍。

而且，这种行军大总管(也有称为镇军大总管)都赐有旌节，有权节度管内所有的军队，对属下可以军法从事，所以职衔上多加有“持节”两字。

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此为以节度使名官的开始。

开元初时，玄宗开始大设节度使。其间，仍有任命行军大总管的。

直至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十月，玄宗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宜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

至此，节度使便完全取代了行军大总管，成为边镇最高军事长官的正式名称。

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共设立十节度使以备边。

其名称、方位，任务等分别录下：

范阳节度使：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统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其任务主要是防御奚、契丹的侵扰。

平卢节度使：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统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任务主要是镇抚室韦、靺鞨。

河东节度使：统天兵、大同、横野、苛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折、代、岚三之境，治太原府，统兵五万五千人。与朔方相掎角，主要任务是防御突厥。

朔方节度使：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统兵六万四千七百人。其主要任务是抵御突厥。

河西节度使：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统兵七万三千人。其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并抵御其进攻。

安西节度使：统制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人，其任务是抚宁西域，抵御吐蕃的进攻。

北庭节度使：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境，统兵二万人。其任务县防御西突厥别部突骑范、坚昆、默啜等。

陇右节度使：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统兵七万五千人。其任务主要是防御吐蕃。

剑南节度使：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嶲、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统兵三万九百人。其主要任务是西抵御吐蕃、南抚四川、云南等地的兄弟民族。

岭南节度使：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统兵万五千四百人。其任务是抚宁这一地区的兄弟民族。

这十个节度使，从东北往西，再稍南，恰好形成一道成防奚、契丹和突厥、吐蕃、南诏等的防线。

可见，节度使长官的设立，同时也是边镇防区的全面改善。

节度使初时只是单纯的军事长官，不过问地方的民政、财政等大权。可是，由于边镇守兵的数量巨大，战争所需的物资筹集不易。为了确保军队的给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以提高军队的防卫作战能力，唐玄宗逐步让节度使兼任营田使、度支使。

这样，节度使就兼有巡察使、存抚使或按察使的职权。这些统辖数州的节度使就不再仅是地方的军事长官，他们控制了地区的行政财赋大权，又使州刺史以下尽为其属吏，所以成为一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了。

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节度使的权力，一旦扩张起来，唐中央政权又处置不当，便很容易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这种教训在东汉末年已发生过，节度使之兼采访处置使，就是东汉州刺史的翻版。节度使与州刺史的初设，作为权宜的措施未尝不可，制度本身也未必就与祸患划上等号。

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这就要看唐玄宗能否控制，中央集权能否巩固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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