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应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日子——“四人帮”被粉碎了。

原本在一切重归平静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纠正冤假错案的问题了，但到了11月，“四人帮”的骨干成员郭玉峰，却仍担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手里掌握着中央的组织和人事大权，导致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

那么，这个郭玉峰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郭玉峰，河北省海兴县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

抗日战争时期，郭玉峰曾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三分区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又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郭玉峰屡受拔擢，后担任军政治委员，并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革命战争年代，郭玉峰作为军队干部，为我军作出过突出贡献，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总体而言，郭玉峰的军旅生涯相对比较平淡，没有什么值得过多赘述的地方，但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原本平淡无奇的仕途变得“动人心弦”。

这个人正是——康生！

康生对郭玉峰有着很高的评价，还曾夸赞他是：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后，康生便将自己的这位“爱将”派到了中组部和中监委“支左”，不久后就被授予掌管中组部的大权，一跃成为了中组部的“一把手”。

但这还没完，在这之后，郭玉峰又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一直到1977年底，郭玉峰把持中组部长达10年之久，可谓树大根深，难以撼动。

1976年10月后，许多人纷纷向中央写信，要求派人调查中组部的问题，但久久未见答复。

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整个中组部对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始终持消极、抵触之态度。渐渐地，中组部已然成了一座“官衙门”，把来访者全部拒之门外。

特殊时期结束后，曾受到冲击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自己在这一时期的遭遇，并要求落实政策，给他分配个工作。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老同志，郭玉峰应该要根据政策如实办理才对，结果他却让人将舒同拦在了门外。

作为曾经的“封疆大吏”，舒同在北京有很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10年的动荡，很多人都没了音讯，他也不便贸然地去拜访他们，于是只好先到中组部的招待所暂住，等到打听到熟人的消息后再离开。

不料此事却被郭玉峰知道了，他当即指示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工作人员还恶狠狠地对他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可谓不胜枚举。

比如著名的文化名人夏衍、楚图南，还有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由于在特殊时期被说成是“社会糟粕”，因此一度没有人敢用，只好闲赋在家，郭玉峰对此也是不闻不问。

还有在外地受到“关押”的很多省市级老干部们，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复出工作，结果郭玉峰仍不予理睬。

一些同志为此还非常地生气，愤怒地责问郭玉峰：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尽管特殊时期结束后，干部人事的问题非常紧要，但郭玉峰始终是充耳不闻。

对此，很多老干部纷纷向中央反映郭玉峰的问题，但一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决定动用“大字报”的形式，将郭玉峰的问题公诸于众。

这些大字报中明确指出：这些年中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已经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了……

郭玉峰得知老干部们已经在贴他的大字报后慌张不已，他指使人在前面撕，老干部们就在后面贴。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当他拿到这些大字报时，气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并自言自语道：“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初，在叶帅、邓公、陈云等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决定将郭玉峰调离中组部，并推荐由胡耀邦接任中组部部长。

后来，康生的问题被检举揭发出来后，作为他的爱将的郭玉峰也被开除了党籍，后于200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