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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永元3年（501年）7月，郢州之战一结束，“西朝”主事萧颖胄意欲“迁都夏口”，实际上是想居中坐镇，形成割据之势，缓求东下之计。

只是由于巴东兵逼近江陵，迁都之计只得作罢。而义军中荆州将领“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不想继续东下；萧衍则认为当务之急是“乘势长驱，直指京邑”。

雍州府僚“庾域及张弘策议与高祖意合”，萧衍“即命众军便下”。

义军东下途中，实际上只有江州治所寻阳（今江西九江）重镇需要认真对待；闯过这一关，就剩下攻取京城的目标了。

江州刺史陈伯之本来就“犹怀两端”，其子陈虎牙曾随官军西上作战，在加湖之战中狼狈奔归，陈伯之其实此时已丧失了抵抗的意志，派人前来说项“未便进军”，意在拖延；萧衍看出了陈伯之首鼠之意，认为“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暴”，江州就可凭义军声威占据。

于是，邓元起这位急于东下的将领就受命先遣而下，接着大军于八月丙子（十四日）继至，陈伯子未作抵抗，乖乖归附了义军。

在义军东下途中，后方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襄阳有萧伟、萧憺留守，江陵有萧颖胄守着新主和帝经营“西朝”而外，郢州、江州相次夺得，北邻司州也赶紧响应，刺史王僧景“遣子入质”。

至此，雍、荆、梁、湘、郢、江、司七州连成一片，但仍然必须小心从事，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新取之地，留守之责甚重。

萧衍先后委派张法安守竟陵，韦睿镇郢州，郑绍叔据寻阳，并叮咛他们：“粮运不继，卿任其责！”

如果发生竟陵失据、郢城断后、寻阳不守当中的任何一件麻烦事，就会导致东下大军粮运不继、援兵不至的严重后果，那么整个局势将顷刻变化，以至于功亏一篑。

义军于寻阳稍事停留后，九月乙未（初四日）“西朝”送来诏书，给萧衍授以“若定京邑，得以便宜行事”之权限。

萧衍随即率领士气高涨的义军，昼夜兼程，直扑建康。

据《南齐书》本纪记载，时年十九岁的东昏侯萧宝卷，对萧衍起兵以来的形势盲目乐观，一如既往地在宫内宴乐，在宫外游荡，亲信身边奸佞小人茹法珍、梅虫儿，滥杀大臣。他笃信鬼神，奉蒋子文神像祈福保佑，对义军东下放言：“须来至白门（即建康都城正南门宣阳门)前当一决！”

义军克郢州取江州一路而下渐逼京城前夕，他匆忙“聚兵为固守之计”，作了一些紧急布署：

征调青冀二州刺史王珍国、南兖州刺史张谡率兵入卫京城；于京郊四镇京口、广陵、瓜步、姑熟设重防；于宫城外围的石头城、东府城、白下城屯兵拱卫，指派王珍国率精兵三万于朱雀航南严阵以待；特派太子左率李居士领羽林军驻新亭（今南京市南安德门附近），总督众军，构筑防线，以阻击沿江而上的义军。

应该说，东昏侯所采取的这些应急措施还是比较周密的。

萧衍所率义军要想逼近建康都城，正面将会碰到三道防线：

驻扎于姑熟（今安徽当涂）的由辅国将军申胄所领的二万守军；筑垒于新亭的由李居士所率羽林军及别部官军；布防于秦淮水南的由王珍国统领的三万重兵。

即便突破这三道防线，进入都城，义军还会受到东府、石头两翼守军的袭击；宫城即台城易守难攻，“闭城自守”后内备“樵米为百日粮”，“实甲犹七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攻陷台城亦非易事。而攻不下台城，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九月甲辰（十三日）即由寻阳启程后的第十天，萧衍率领大军赶至了姑熟。

申胄见势，不敢抵抗，守军慌忙向后奔退。义军轻易进占姑熟后，萧衍即命曹景宗、萧颖达二军先遣北上，沿江挺进，占据江宁（今南京西南江宁镇）。

丙辰（二十五日），大军自江宁向建康推进，先占板桥（今南京西南板桥镇），继据新林（今南京西南西善桥)屯兵。

大军推进过程中，先后击溃了由新亭南下的李居士所率精锐骑兵和江道林所领驻军的拦截，江道林被俘，李居士退回新亭筑垒相待。

萧衍随大军抵达新林驻跸，建康城内“士庶倾都而至，送款或以血为书”，欢迎义军；达官名流间道前来投奔（如东昏侯朝廷的兼卫尉江淹)，或派人转送书信致意归心者，络绎而至。

萧衍的几位藏匿城内苟活下来的弟弟（萧宏、萧秀、萧恢），此时纷纷奔赴新林，聚在一起。萧衍在新林部署了攻城的兵力。

据《通鉴》卷一四四，王茂进至城南越城（今南京中华门外凤凰台），邓元起进据道士墩（今南京钟山灵谷寺附近），陈伯之占据西篱门，吕僧珍仍暂留江宁以北的白板桥以对付新亭李居士所部羽林军。

这一部署的意图是，甩开李居士，抢先占领建康城东、西、南三面的要地，形成包围圈，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

李居士率其优势兵力南向吕僧珍部攻击不利，“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其实此后龟缩在新亭营垒内不敢再行挑战。而吕僧珍部很快赶至城南，与先期到位的王茂、曹景宗、杨公则所部合势，完成了主攻方向兵力的集结。

十月甲戌（十三日），义军与官军在朱雀航南摆开决战阵容，一场殊死较量就要展开了。

王珍国率三万官军布于秦淮水南，由于其中不少人是临时“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官军人数虽众，却“莫有斗志”，《通鉴》记曰：“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开航背水，以绝归路”，交战以后，官军“士卒土崩，赴淮死者无数，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而济”，“诸军望之皆溃”。

再看义军的状态：“王茂下马，单刀直前，其甥韦欣庆执铁缠稍以翼之，冲击东军，应时而陷。曹景宗纵兵乘之，吕僧珍纵火焚其营，将士皆殊死战，鼓噪震天地”，过淮“长驱至宣阳门”。

朱雀大捷之后，都城内外各据点守军相次投降了义军：

东府城徐元瑜、东宫桓和、石头城朱僧勇，以及新亭羽林军李居士、白下城(今南京幕府山东南上元门一带)张木，一一归降；拱卫京城的江南、江北要塞京口、广陵、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濒临长江）、破冈(今江苏句容县南)驻军，纷纷放弃抵抗。

壬午（二十一日），萧衍坐镇石头城，下令诸军攻打建康宫城六门。

据《建康实录》卷一七记载，十一月，“东昏悉烧（都城）门内，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宫）城，有众二十万。高祖筑长围逼之”。

在宫城被围以后的日子里，东昏侯的“昏纵”帮了萧衍的忙。

据《通鉴》卷一四四记载，东昏侯这期间照样“昼眠夜起，一如平常”，他在狭小的宫城内继续作着义军“围城寻走”的旧梦，计划着围解后用聚集的“金银雕镂杂物”修筑宫殿，“尤惜金钱，不肯赏赐”，以致“众皆怨怠”，“城中皆思早亡”，他却茫然不知。

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解围的大事。因为城外义军陈伯之屯兵西明门，仍然心怀翻覆，“每城中有降人出”，“辄呼与耳语”；大江西岸还有一支“拥兵不附（萧）衍”的豫州刺史马仙碑，“日抄（义军）运船”，建康以南大郡吴兴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二人一文一武均拒绝投降。

如果策反陈伯之，调来马仙碑、袁昂勤王，与宫城内屯集的“实甲七万”共谋解围之计，胜败尚未可料。

然而，大敌当前，东昏侯不但一无作为，反而仍在听信茹法珍、梅虫儿的谗言，意欲诛杀守城大将王珍国和张谡。显而易见，城破只是迟早的事。

相反，萧衍却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他看出陈伯之不死心，先传递流言，再派城内降将去重复“城中忿卿”“杀卿”之言，终使“伯之惧，自是无异志矣”，且“力战有功”。

至于对马仙啤、袁昂二位“义士”，萧衍派人前往说项致意，竭力拉拢，也起到一定效果。围城期间，内外的秘密交涉正在进行中。城内守将王珍国、张谡派人找到萧衍试探，萧衍“断金以报之”，使二人下了弑主的决心。同样显而易见，破城指日可待。

十二月丙寅（初六日）夜，王珍国、张谡引兵入殿，斩杀了沉缅于吹笙歌作乐的东昏侯。随后，城内官吏范云、刘绘以及中书舍人裴长穆一起赶往石头城，将东昏侯首级送到萧衍那里。台城陷落之后，萧衍委派亲信张弘策、吕僧珍“先入清宫，封府库及图籍”。己卯（十九日），萧衍由石头城移居宫城内阅武堂，开始发号施令、布署处分，俨然新主。

萧衍从宣布起义至入守朝堂，整整一年有余；其间围郢城花了五个多月时间，围宫城也用了一个多月时光，算是有点艰难，就整个过程而言，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主要得益于东昏侯丧失人心和北魏大军的按兵不动。萧衍因势而发，又筹谋有方，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应天从人”，遂使大功告成。

但是，他要禅代齐室，实现登基，还有两大难题需要运筹解决。

其一是，齐和帝及宗室成员如何处置。

因为从形式上讲，萧衍举兵是接受“西台”暨“西朝”的派遣和授权的，他的使命是讨伐“独夫”东昏侯，“以固皇基”的，现在他不辱使命，讨伐成功，就应该迎接和帝返至建康才是。

而且，齐宗室成员在京邑者有人，即便不立和帝，也不乏继位人。“西朝”的主事人是萧颖胄，萧衍筑长围之始，得到萧颖胄“暴卒”的密报，让他喜不自胜，因为今后他能随心所欲对付“西朝”，不会再有障碍。

平定建康以后，萧衍一方面作出姿态，派遣王莹、柳恽西上江陵迎齐和帝；另一方面仿效齐明帝的伎俩，重新抬出宣德太后（郁林王生母）临朝，以掩人耳目。

此时，萧衍“内有受禅之志”，旧友范云、沈约从旁进言煽动，“劝进”诏策、“禅让文诰”一类妙文又有丘迟捉笔一手而成。假借宣德太后名义，诛杀诸王，以“成帝业”，已是时候了。

《通鉴》卷一四五载：

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二月，萧衍尽诛萧缅（齐明帝弟）诸子萧宝晊、萧宝览、萧宝宏；三月，又诛杀齐明帝子萧宝攸、萧宝嵩、萧宝贞、萧宝源四人。

齐和帝萧宝融东归至姑熟被阻留，下禅位诏书，萧衍一登基，立即派人杀害。

萧衍的这种杀害前朝末主的作为，跟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如出一辙；诛及诸王的行径，与齐明帝萧鸾颇有类似之处。

齐明帝共七子，除第四子萧宝寅化装潜逃奔北魏外，未杀的只剩长子萧宝义一人，原因是他“有废疾，不能言，故独得全”，姑且留下来作为“奉齐祀”的招牌。

另外，萧嶷（齐武帝弟）诸子萧子恪兄弟数人也未遭“处分”，其原因后来萧衍专门作过解释，说他举义是“为卿兄弟报仇”，并希望他兄弟几人“尽节报我”。留下萧宝义，不杀萧子恪兄弟，这又是萧衍跟齐明帝不同的地方，显出其高明之处。

其二是，如何让高门士族就范。

萧衍清楚，一味滥杀会伤“和气”，而“国祚例不灵长”。他更清楚，笼络士大夫，让他们拥戴新朝，利用世家大族的声誉威望，这是很重要的。袁昂拒境不降，萧衍后来不但“宥之不问”，而且还给他授以高官，格外恩赏。

台城陷落前，王亮、王志、张充等士族大臣忠于齐室，既不向萧衍递送款诚，也拒绝在杀害东昏侯后的百官名单上署名，多少显示出了他们敢于反抗的一点气节；萧衍后来对他们“弗之罪”，反而安排在新朝居高职尊位，并有意让皇室宗亲跟这些高门大族互通婚姻。

清人赵翼指出：

六朝之高门大族并不关心“市朝革易”，而更计较“我之门第”。

萧衍在这方面满足了高门大族的虚荣心和自私心。惟一例外的是，颜见远忠于齐和帝，萧衍受禅后，“不食发愤，数日而卒”，萧衍知其情而纳闷：“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萧衍的感慨正道出了当时风习，“市朝革易”不关“士大夫事”。

所以，他能够略施恩惠，就换来高门大族的革面易心。

除了虚假热闹的图谶符瑞和禅让过场之外，未来的开国之主萧衍要励精图治的内容，首先集中在两点上：

一是改变社会风气，提倡节俭，制止淫费，以“移风易俗”。萧衍表示，他要带头，“菲衣薄食，请自孤始”。二是改革选官制度，所谓“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实巨蠹，尤宜刊革”。

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四月丙寅（初八日），萧衍正式即位，改元天监，国号梁。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帝。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统治生涯。

天监共十八年(502~519)。天监初年，梁王朝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

内战刚结束，百废待兴，新王朝却被连年的饥荒与瘟疫困扰着，此其一；新朝庆典不久，江州刺史陈伯之、益州刺史刘季连相继举兵造反，因而一时间“国内危惧”，人心惶惶，此其二；正是用人之际，梁武帝的心腹张弘策被东昏侯余党所害，而“尽心事上”、“精力过人”的亲信范云又突然病亡，加之皇子幼小，宗室薄弱，旧属武将多不堪经国之任，而前朝臣僚、名望不屈附者也有人在（如王亮、何胤），经营朝政乏其人，此其三；原豫州刺史裴叔业叛魏后，北魏大军立足寿阳，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整个淮南局势危急，此其四。

梁武帝即位前后，屡屡表示他对统治新王朝“若朽索之驭六马”，唯恐有失。这大半是实情，并非言不由衷。新朝伊始，面临这样多的困难和麻烦，是需要梁武帝竭尽全力去料理经营的。

如何扭转危机局面，如何巩固新政权，他在每年颁发的诏文里，总是要言及“缺于治道”、“思阐治纲”之类的话，说明他在不停地思考并寻求治国良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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