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明了正确方向。

然而，在解放战争中，任弼时一连三次否定毛主席的作战策略，（分别是3月29日、6月7日、8月16日）毛主席得知后作何处理？任弼时三次否定毛主席决策的过程和真相又是什么呢？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解放区战略失败后，集结百万重兵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围攻。

对方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强兵，而毛主席这边只有几十万军，面对优势之敌，毛主席和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1947年3月11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刚撤出延安7小时，国民党军的飞机便出动向延安发起轰炸。

第二天，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率领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延安转移到瓦窑堡。

3月18日，延安党机关和群众基本完成了疏散工作。前一天，国民党的几十架飞机分批从太原机场、西安机场起飞，对延安进行了45次大轰炸，时隔一天后，延安城内依旧可以听见非常清晰的炮声。

当天晚上，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车队离开了延安，第二天抵达刘家渠。这时，毛主席提出想要留在陕北的意见。

毛主席在送王震回部队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我们就不过黄河！”

3月19日，胡宗南进入延安。

3月25日，任弼时起草他和刘少奇、周总理联名致在任家山的毛主席电，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首先：正面留一部兵力抵制敌军前进，大部分散到敌之侧后行动，配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司令员王世泰切断敌军交通，打击敌军的运输部队。

其次：因为晋绥我兵力单薄，所以会对傅作义采取两种办法。

最后：敌军正准备北进，按照这个速度，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间要东进。

针对以上问题，任弼时需要跟毛主席谈谈。

眼下陕北的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支“在线”军队，这支军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百万大军”，它总共的兵力也不过只有三万余人，这个数值跟国军的相比，那还真是有点“拿不出手”。

就在讨论期间，毛主席和任弼时之间有了分歧。

3月25日，毛主席抵达王家坪和周总理，任弼时朱德等人汇合，他们要讨论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

毛主席提议要留在陕北，但是被任弼时给否定了，任弼时认为党中央是必须要离开陕北才行。

见任弼时持有相反意见，毛主席耐心解释道：

“我是不能离开的，在这里建议党中央也不要走，如果我们都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的战场上，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如果我留在陕北，别的地方就可以安心打仗了。”

毛主席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不建议给陕北增加部队，陕甘宁地区巴掌大的地方，敌我双方的作战人数就已经达到几十万，群众已经负担不起了，如果再调部队，群众更负担不起了。”

从毛主席的发言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在部署战略时是主张“盯”大局，而不是只看局部，对于革命者来说，必须要把眼光放长远，不然毛主席也不会在这个关键节点放弃延安，而且毛主席在部署的时候，还考虑到了百姓们的难处。

如果说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毛主席、任弼时等人领导的部队）好比一朵吸引蜜蜂的花朵，那么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部队）就好比是抓蜜蜂的捕蜂网，而胡宗南率领的国军就是蜜蜂本蜂。

如果中央离开陕北，那么陕北就只剩下西北野战军这“毫无用处”的网，那就吸引不了蜜蜂，蜜蜂就会飞走。

如果只有党中央留在陕北，没有野战军，那就失去了能抓住蜜蜂的工作，党中央就将自己置身在危险中。

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实施，最后的就会出现一种结果，不到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和800人的党中央部队就可以把胡宗南23万人大军吸引并消耗在陕北，这样也就不用再给陕北增加兵力，也不用给老百姓增添负担了。

经过最终的讨论，决定：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人负责带队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分别的时候，朱德一再叮嘱任弼时：“你身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安全，一定不要让他出任何差错。”

作为纵队司令，任弼时必然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他将朱老总的话深深记在心里。

出于保密需要，也为了安全，在任弼时的建议下，几位领导人都用上了化名。（毛主席改名为“李德胜”，周总理改名为“胡必成”，任弼时则改名为“史林”。）

这支队伍正式完成组建，他们带着大部队在陕西山水间与国军周旋，后来用了1年多的时间摘下胜果。

毛主席和任弼时的第二次争论，也就是任弼时第二次否定毛主席，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6月7日，国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南和南面向三支队驻地王家湾袭来。

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用最短时间完成转移，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要往哪个方向转移？

针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和任弼时之间又一次出现剧烈争执。

毛主席建议往东转移，任弼时不同意，他坚持要向西转移。

为什么呢？

按照任弼时的说法 ：“我军主力现在陇东作战，远水救不了近火，没有办法调派兵力来掩护中央。国军的几个旅人数加起来有两三万人，我们的警卫团只有400多人。他们从西面来，我们也往西面走，两方人马撞上该咋办？而且越往西走，西边的粮食就越少，如果没有食物供给，车马都会遇到危险。”

综合来看，任弼时考虑的并无道理，作战时确实需要站在更全面的角度看待问题，不能只顾眼前，也要考虑后面会遇到的困难，任弼时显然预判到了向西走要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但是毛主席却持有相反意见，毛主席认为：“你能预想到的问题，难道国军想不到吗？国军就是估算到彭德怀远在陇东，离我们非常远，无法救援我们，那么我们只好向东移。这样他就可以设下一个圈套，想把我们往东赶，从南面来的敌人想在东面拦截我们，即使一时无法完全歼灭我们的部队，他们也要把我们赶到黄河边，一旦到了那时候，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

毛主席见任弼时不吭声，继续说：“我知道你们想过黄河，但是眼下并不是时候，现在往东走就是绝路，我们极大可能会进入敌人设下的圈套。”

毛主席和任弼时争论期间，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他们已经争论了一整天了，眼下到了必须要下决定的时候，时间不等人，不能继续浪费了。

看着眼前因意见不同而怒气冲冲的两人，周总理出面缓和气氛：“我们还是先往北走吧，先走上一段路，然后再向西北转移。”

在毛主席的建议下，部队向西前进，这条路虽然难走，但他们确实没有遇到刘戡的部队，这支国军果然应了毛主席的话，他们在东边埋伏，因为扑了空，所以才掉头向北追。

毛主席曾经说：“身为领导，必须要预见。”

这里的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

虽然任弼时也预想到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是他因为没有完全洞悉到国军的战略，所以自然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思考的更加全面。

任弼时第三次否定毛主席的决策发生在8月。

8月初，蒋介石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他马不停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董钊和刘戡率领部队尾追毛主席。

8月8日，国军飞机即在“九支队”（毛主席率领的中央机关大队）行进途中跟踪侦查、轰炸。

8月16日，毛主席率领的部队到达神泉堡附近，刘戡大军穷追不舍，距离我党中央只有半天的行程。

而黄河已经近在眼前，眼下的局面真是令人左右为难。针对现状，毛主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坚持不过河，但没想到的是，不管是任弼时否定毛主席的决策，就连原先不赞成过河的周总理也出面否定了毛主席的决策，他们认为，为了大部队着想，过河是必须的。

毛主席虽然坚持不过河，但他是一位会替所有人考虑的领导者，毛主席让西北局机关和伤员先渡河了。

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这支部队继续选择北上。一天后，刘戡大军来到黄河边，本以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抓捕“九支队”，结果没想到再一次扑了空，别说整个队伍了，就连马蹄声都没有一点，气急败坏的刘戡只好继续带队尾追。

8月18日，刘戡大军距离“九支队”越来越近，甚至已经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响声。就在这时，出现了让人意料之外的山洪，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周总理和任弼时联合指挥战士和老乡架桥。

毛主席则心无旁骛坐在一边的石头上批阅电报，待木桥搭建完毕后，任弼时亲自到浮桥上走了好几个来回，确定没问题后，才让毛主席过河。

然而，毛主席却拒绝了任弼时的好意，主席的这一举动可把任弼时着急坏了，后面有追兵前面还有自然灾害，再不走可真的来不及了。

毛主席拍了拍一脸慌张的任弼时说：“先让机要人员们带着电台、文件过河，等他们过去了，我再走也不迟。”

部队听从毛主席的指挥，井然有序开始过河，毛主席刚过去不到几分钟，天空突然变的阴沉沉，瞬时间大雨倾盆，狂风吹断了桥，洪水呼啸而过。

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建议，恐怕机要人员和那些绝密文件早已消失在洪流之中了。

从以上种种来看，毛主席率领中央数百人留在陕北确实存在很多危险，但也正如毛主席在一开始说的：“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

人民好，大部队能随时从群众那里获得敌人最新动态和消息，地势好，可以拉开国军和大部队的距离。

在战争中，毛主席总是可以做到“放胆高翔云端”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思考问题，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各方情况，把敌人判断得清清楚楚，总是可以紧盯变化着的实况随时调整作战计划。

毛主席的果敢与智慧，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战术是否灵活机动，也是战争最后能否取胜的关键点之一，终究还是那句话，变量，主要在领导层。

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对毛主席的3次否定，恰恰证实了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