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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刚刚从红军大学毕业的陶勇，奉命担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同年12月，陶勇率部西渡黄河，拉开了西路军艰苦、绝望、悲惨的英雄战斗的帷幕。

后来，在与敌人多次交战后，陶勇最终成了俘虏，先后被关押在凉州、兰州、西安的行营看守所。1937年下半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亲自来到看守所看望他，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心疼地说道：“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

就这样，陶勇得以离开监狱，重新参加到了抗日战争中的伟大队伍中来。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陶勇于1938年担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不久升任团长。此后一段时间里，陶勇率部在江苏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1941年，陶勇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

江苏一带的乡亲们把摩托车叫做电驴子。陶勇虽然没有怎么上过学，知识水平不高，但他对机械、兵器这类的东西十分感兴趣，只要被他瞧见了，他总要上去摆弄摆弄。

当时，部队在与日军的打仗过程中缴获了一辆摩托车，陶勇一看就很喜欢，虽然他不懂操作，但耐不住他胆子大，上去就骑。

第一次骑就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担着扁担的老乡，但幸运的是没有撞到人，只是把老乡的扁担给弄断了。这次的小事故并没有打消陶勇骑车的热情，之后，他在摔了几次后便已经能够熟练操作了。

此后，陶勇更加爱不释手，缴获的这辆摩托车是个三轮的，一旁有个拖斗。他曾带着自己的哑巴保管员满大街跑，不过，由于速度太快，吓得哑巴吱哇乱叫，陶勇见状却越发高兴。

除了哑巴保管员坐过他的车外，警卫员也曾坐过，但警卫员很不自在。一次，他看见正要骑车的陶勇后，急忙走过去说道：“司令员，你教一下我吧，我来开，你坐着。怎么能让首长开车警卫员坐车呢。”

陶勇满不在乎地说道：“你开的话，我还得给你指路，我开，你安心坐着。”

从此，这辆缴获来的摩托车也成为了陶勇的最爱，成了他出行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一天，陶勇骑着车来到了驻扎在骑岸镇的九团驻地检查工作，没过多久，他的摩托车便停在团部门口。

听见声响后，一旁的哨兵便立即冲着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喊道：“首长！”

听到声音后，陶勇当即愣了一下，他听着这个声音怎么像个女同志的声音。当他循着声音的主人看过去时，帽檐下露出了长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正看着他，还真是个女同志。

原本还有些怀疑的陶勇在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后，瞬间火冒三丈，骂了起来：“九团的人呢？都死了？怎么派了个女的来站岗？”

近段时间以来，这里一直有情况，经常有日伪、特务悄悄摸进来打探情况。所以，陶勇在看到是一名女同志当哨兵后才会生气。

这时，正在陶勇骂骂咧咧的时候，九团团长茅珵恰好走了过来，他不清楚情况，便高兴地问道：“陶司令，您来了？怎么不进来，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安排一个细皮嫩肉的女同志站岗，这是吸引敌人呢还是要防守敌人呢？”陶勇毫不客气地说道。

茅珵抬头看了一眼站岗的女兵，这下也知道陶司令为啥要发火了。他立即说道：“我立即派个男同志过来替她。”

陶勇口中“细皮嫩肉的女同志”就是朱岚。朱岚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豪门望族，家中条件很好，她从小便被送进了学校接受教育。

上海沦陷后，朱岚深感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游击队，开始从事宣传工作。

1940年，朱岚加入了新四军，奉命进入新四军第1师3旅9团文工团，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传闻中的陶勇。

在这里，关于陶勇的种种传闻有很多，不管是部队的战士，还是当地的老百姓，一说起陶勇来，对他的战斗故事总是如数家珍。当然，讲故事时难免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因此，当朱岚见到陶勇后，原本还打算问问他人民群众口中的英雄故事是不是真的，但陶勇却在听到茅珵的话后，转身便走了。

朱岚心想：这个司令员，架子还挺大。

正当她还沉浸在自己心思中时，来换岗的一个男兵说道：“同志，我来换岗。”

朱岚的性格也很倔，她说道：“我还没有到时间呢。”

来换岗的男同志着急地说道：“你没看到团长挨批了吗？说你会把日本人引来的。”

朱岚听后也很生气，反怼道：“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这是陶勇和朱岚第一次见面，看起来，两人都对彼此没有什么好印象。然而，他们却在之后不久便走到了一起，成为了一对革命伉俪。

陶勇来到九团后，便一股脑投入到了工作中。当天晚上，九团邀请他来看节目。文工团的女同志在舞台上跳起了舞，陶勇渐渐地看得入了神。

看着舞台上领舞的那个女同志，陶勇越看越觉得熟悉，坐在他一旁的是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他靠过去低声问道：“前面领舞的那个女同志，他是谁？”

“这你可是问对人了，她跟我是老乡，叫朱岚。她家里的情况我也大概知道。”

陶勇一听，当即来了兴趣，“快，给我讲讲。”

原来，朱岚的父亲是开明士绅，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跟他们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多有往来。朱岚的哥哥和弟弟也先后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她的父亲和弟弟被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要求他们交代游击队的踪迹。但父子俩硬是一声不吭，最后壮烈牺牲。不久，朱岚便也参加了游击队，来到了我们的队伍中。

韩念龙还是第一次见陶勇对一个女同志感兴趣，他笑着说道：“走，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说罢，便拉着陶勇向后台走去。

路上，韩念龙还不忘介绍朱岚的情况：“她以前可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已经入党了。当时，她可能对你有意见。”

陶勇惊讶地问道：“她怎么会对我有意见呢？我们都没有见过。”

韩念龙看着他，笑着说道：“你真不记得了？之前你在九团团部门口批评的那个女哨兵就是她。这站岗是人家主动要求的，结果，还没站了一个小时就被你骂走了。”

陶勇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哦，我有印象，原来那个女同志就是她呀。我刚刚还在想怎么这么熟悉呢。”

“哈哈哈，她可说你是大男子主义哦。”

“看来对我的意见还挺尖锐的。”

等到两人来到后台，陶勇看到朱岚后，立即上前握着人家的手，向人家仔仔细细地介绍起了自己：“我是陶勇，安徽霍邱人，从小……”

朱岚听着陶勇的介绍，有些手足无措，正当她还没想好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就听陶勇又说道：“朱岚同志，我今天来这里找你，不是以司令员的名义来的，更不是来给你下达任务的。我是以同志的身份，来问你同不同意？”

朱岚越听越糊涂，好奇地问道：“什么？要我同意什么？”

“就是咱俩的事呀。”

“咱俩？咱俩什么事？”

看着朱岚一脸懵的模样，陶勇这才意识到自己唐突了，他说道：“怪我，忘记让韩主任先给你打个招呼了，我是我咱俩交个朋友？……”

陶勇后面再说什么，朱岚已经听不进去了，她的脸变得特别红。那个年代的爱情和婚姻，多是由人介绍，或是组织上介绍。相比于花前月下的陪伴，他们更看重的可能是拥有共同的革命信仰。

1941年7月的一天，陶勇和朱岚举行了婚礼，成为了一对革命伉俪，他们彼此相伴，走过了漫长的革命岁月，共同分享喜悦，又共享苦难。

1943年冬，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半年后，由于要参加革命工作，朱岚只好将儿子留在了乡下。

回到部队后，朱岚和陶勇一起下江南，自儿子出生后，陶勇一直没有见过儿子，只能盯着照片中的儿子细细摩挲。

1945年，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陶勇给儿子取名南征。小家伙白白胖胖，从小跟在父母身边，深受大家宠爱。

然而，这一年冬天，小南征感冒一直没有治好，后来很快又恶化，转成了肺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朱岚和陶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饱受病魔带来的痛苦。

最终，小南征还是夭折了。这给朱岚和陶勇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朱岚经常梦到孩子，然后哭着醒来。而陶勇白天看上去还没什么异样，照常工作，但一到晚上，他便躲在没人的屋子里哭着，警卫员则站在外面哭。

解放战争爆发后，陶勇很快便上了前线指挥战斗，但妻子朱岚的精神依旧很不好。趁着战斗间隙，陶勇提笔给妻子写去了一封信：

“小南征生在大江南北，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国家太平，他就死去，想起心中真是难过得很，回想起很多同志参加革命，都能够为革命而死，这我也没有什么难过的了。”

朱岚看着丈夫从前线寄来的信，她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后，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浸在悲伤中了。此后，她通过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来排解心中的痛苦。

朱岚和陶勇就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这段痛苦的岁月。幸运的是，他们当初树立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能够见证新中国的成立或许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

参考文献：尹家民.《红墙知情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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