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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丁丑，正当壮年的桓帝在皇宫德阳前殿驾崩，汉皇宫沉浸在一片悲戚之中。

城门校尉窦武的满面悲怆之色似乎比他人更浓更重，但他的双目中却隐隐约约闪现出一缕缕亢奋。

桓帝无子，死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汉桓帝驾崩，便陡然将窦氏重振门风、再现辉煌的契机凸显了出来，而这正是窦武企盼了好几十年的大好机遇。

窦武是扶风平陵窦融的玄孙。西汉时，扶风平陵窦氏，世居高官，出入贵戚。光武即位以后，拥有强大实力的窦融，不失时机地归顺了东汉王朝，对光武一统天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在东汉开国之初，窦氏便宠极殊荣，势力显赫。章帝建初二年(77年)，窦融之孙窦勋的两个女儿同时选入掖庭。翌年，姊立为皇后，妹封为贵人。此后，窦氏一门显赫无比。

章和二年(88年)，章帝死，即位的和帝年仅10岁，无法亲执政柄，按例由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以侍中内掌机密，出宣诏命，稍后即任大将军，位居三公之上；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环并为侍中，窦氏一门把持朝政，其势焰如日中天。

窦氏控制朝政以后，为所欲为，奢淫骄纵，很快将自己推上了毁灭之路，到永元四年(92年)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窦宪及其两个弟被诛杀，其宗族、宾客为官者皆贬为庶民，谴归本郡，其同党或被处死，或被流放。

窦氏家族的幸存者虽然在永初三年(109年)得到了朝廷的宽恕，但永元年间的打击毕竟太沉重了，所以给窦氏家族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教训。

窦武一直闲居家中，丝毫不过问时事，远隔现实，只是潜心书卷。久而久之，他便以学问精深而遐迩闻名，慕名前来的求学者络绎不绝。

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貌似淡泊宁静的窦武，却巧妙地向他的一百多个学生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学生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自己的先生不仅学术造诣高深，而且德行也很清廉高洁。

于是窦武的名声便随他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进一步传播开来。桓帝初年，京都流传着“游平（窦武字）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的童谣。

恰恰是这类旨在称颂窦武公正、“惟德是建”的舆论，为窦氏的重新崛起铺垫了道路。

延熹八年(165年)，历史的钟摆又摆向了窦氏宗族。窦武的长女窦妙由民女到贵人、到皇后都发生在这一年。

延熹八年(165年)秋，窦妙刚选入掖庭，就被封为贵人。东汉制度，后宫之女，除皇后外，尚分贵人、美人、宫人、采女几等。贵人地位仅次皇后，在成百上千的宫女中，能及贵人位的，也寥寥无几。宫女或因生子，或因皇帝的特别宠爱才可能由以下几个等级晋升为贵人。

刚刚进宫的窦妙为贵人，既不是出于“母以子贵”，而桓帝似乎也尚未对她萌生一份特别的宠爱。

窦妙进宫的这年二月，邓皇后因后宫倾轧被废，半年多来，皇后之位还一直虚位以待。

满朝文武以及与后宫有丝丝缕缕关系的人，都希望将有利于自己的人推上皇后的宝座。为此，后宫内外免不了有一场异常激烈的明争暗斗。

窦妙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出身名门大族，更为重要的是他父亲窦武的名声日炽。她所具有的这一切，正好切合了一些争斗者的需要。所以，应该是在激烈争斗的推动下，才有了窦妙的平步青云。

窦武因女儿当贵人而拜郎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夙愿即将实现的信息，内心由此激荡起阵阵不可名状的喜悦。

但是，他一点也不敢懈怠，仍然很清醒地，甚至更为出色地继续作“淡泊名利”、“清身疾恶”的表演。他虽然紧张而不露声色地注视着皇后之位，但种种迹象表明，桓帝并没有以窦贵人为皇后的意图。

立后的问题已无法再拖延下去了。

自二月废邓后以来，依桓帝的本意，立他特别宠爱的采女田圣为后是最好不过的，但本朝开国以来，已形成由几大士族轮番输送皇后的格局，要立出身卑微的田圣为后，阻力自然大得很。

桓帝尚未明确表示立后的意图，就从东汉一朝立后的传统中，从满朝重臣的观念中感受到了强大的阻力。

既然立田圣为后过于艰难，桓帝也不愿屈从诸大臣而立他人为后。大概他就以尚无合适人选为借口，将立后之事一直拖延下来。秋八月的“采女制”，将一批品貌合格的良家女选入后宫，再不能以“人选不合适”为拖延立后的借口了。

新入宫的窦氏女深孚众望，在很多人心目中，她就是最为合适的皇后人选。可是不管从情感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虑，桓帝决不愿按大臣的意愿选立皇后，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了。

田圣端庄、清丽的倩影又浮现在桓帝脑海里。田圣虽不是名门望族之女，也没有绝伦姿色，但她却那样温柔体贴，善解人意。

贵为天子，身居九重之尊的桓帝，在梁氏擅政时期，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了十几年。那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当然使他对专权的梁氏恨入骨髓，以至于打心底憎恶所有权势显赫的大族。

受这种心态的支配，他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将宠妃田圣的诸般可人之处归结于她的并不显赫的出身。这样一来，在立后问题上，众大臣所看重的门第，恰恰就成为桓帝所要竭力排斥的。

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桓帝这一心路历程的材料，但事实是，窦妙立为贵人后，桓帝突然表明，要立田圣为后。

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大臣们纷纷上书进谏，阻止立田圣为后。

司隶校尉应奉认为，田圣出身微贱，不宜超登后位，遂上书进谏道：

臣闻周纳狄女，襄王出居于郑；汉立飞燕，成帝胤嗣泯绝。母后之重，兴废所因。宜思《关雎》之所求，远五禁之所禁。

应奉引经据典证明立后不慎既有可能酿成内乱，也有可能断后绝子，规劝桓帝立后当严守五种禁忌。

一百多年来，由名门大族垄断皇后输送的事实已铸就这样的观念：

只有大族女才是皇后人选的正类，非大族女为后则属于会引发内乱、导致绝后的“不正之类”。立田圣为后，正触犯了“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的禁忌。

应奉以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人的禁忌规劝桓帝，其效用应当不小，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太尉陈蕃坚决而更有说服力的争辩，才最终促成桓帝改变立后之初衷。

满朝文武对立后问题的关注，除窦武之外，恐怕就数太尉陈蕃最为投入了。陈蕃出身于汝南平舆一个官僚家庭，自少年时代起，就对现实极端不满，立志要“澄清天下”。

最初，陈蕃入仕州郡，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被举为孝廉，拜为郎中，顺帝末年官至安乐太守。陈蕃生性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因得罪权臣梁冀而被贬为修武县令。

桓帝时期，外戚、宦官迭相擅权弄政，秉公清廉、不偏权贵的陈蕃就更难免仕途坎坷。十多年来，又几经沉浮，好不容易在延熹八年(165年)，当上了太尉。

位至人臣之极，对于陈蕃来讲，无疑赢得了一个“澄清天下”、扫除邪恶的绝好时机，但眼下朝纲暗乱，权宦势力日炽，陈蕃由此深感要酬“澄清天下”之壮志的不易和自身的势单力薄。

陈蕃嫉恶如仇、直面人生的秉性又不允许他自己作丝毫退却，因此他不得不处心积虑地设法壮大自己的力量。

窦武的品行、才识他早有所闻，所以从窦氏女选入后宫之日起，陈蕃就决心要竭力促成窦妙为皇后，那样，德高名重的后父窦武将成为自己强有力的政治盟友。

为了达到目的，陈蕃绞尽脑汁地搜索了一切有利于窦妙当上皇后的理由，并据理力争，最后竟使桓帝不得不立窦妙为后。

陈蕃所据之理，除窦氏的门第、窦武的德高名重、窦妙的才貌双全、品行端正这一系列很明显的理由外，应该还有这样的因素，即针对桓帝对梁氏外戚极度憎恶的心理，引发桓帝重温梁、窦关系史。

梁氏也是西北的一重要士族。两汉之际，窦融割据河西时，梁冀的高祖父梁统曾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东汉初期，梁氏家族一直依附窦氏家族，随窦氏的兴废而沉浮。在窦氏与开国元勋马援之马氏集团的倾轧中，窦、梁曾是紧密的盟友。在明帝期，梁氏又与窦氏一起遭殃。到章帝时，梁、窦关系破裂了。

建初二年(77年)，梁统的两孙女同时选入章帝的后宫，不久又都当上了贵人。

建初四年(79年)，姐姐生下一子。在此之前，不曾生育的窦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搞垮太子的行动，现在又马上将梁贵人的儿子养为己子，并严密封锁梁贵人生子的消息。

建初七年(82年)，窦后又煽动将此子立为太子。自从梁贵人生子以后，梁氏便不愿再扮演依附窦氏的次要角色，虽然窦皇后严禁梁贵人生子一事外传，但梁氏却私下庆贺贵子的降临。

窦氏为了证明自己更为强大，在建初八年(83年)，便谮杀了梁氏二贵人和她们的父亲梁竦，梁氏亲属则充军到南部边陲。擅政的窦氏倒台之后，鉴于窦环平素特别注意约束自己，毫不跋扈，和帝便免其死罪。

窦宪几兄弟中的这惟一幸存者，却毙命于东山再起的梁氏手中。

自此以后，梁、窦遂成为不共戴天的两股势力。

根据这些，陈蕃完全有理由提醒桓帝：将窦妙立为皇后，可以制约垮台的梁党的残余势力。

这种提醒，肯定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立窦氏女为后，既有明显的政治功用，又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抚慰桓帝饱受梁氏擅权之苦的心灵创伤。

最为关注立后问题的窦武，在应奉、陈蕃等人为立后问题拼命力争时，却没作出任何举动。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他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他深知桓帝对梁氏长达十几年的弄权不仅憎恶无比，而且迄今尚存余悸，因此对外戚敏感至极，而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集团也决不愿外戚势力东山再起，朝中文武大臣也极为反感外戚擅权逾位。

陈蕃之所以竭力支持立窦妙为后，很大程度上冲着自己在外的美名。

在这样一种变幻莫测、充满险恶的环境中，要进行谋取权势的攀登，最忌操之过急，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疏失，都可能导致功败垂成。

所以尽管窦妙由贵人到皇后这一步的艰难令窦武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心急如焚，但是他却作出了一副与内心世界完全相反的姿态。

他仍然显得那样淡泊，一点儿不操心窦贵人是否能立为皇后，甚至在获知女儿立为皇后时，他反而显得不情愿，不高兴。

身为后父的窦武，依然不骄不躁，并且更注重以自己的行为，不断为自己已有的名声添抹色彩。

立了窦皇后，桓帝便晋升后父为越骑校尉，并封其为槐里侯，旋即又迁城门校尉。面对晋官封爵，窦武却声称自己身体不好，很坚决地推辞了一番。

窦武不仅显得那样的淡泊名利，而且清身嫉恶，廉洁奉公。家人的生活仅以饱腹暖身为限，而在灾荒时节，却以私财赈济贫苦百姓。成为后父之后，窦武更加紧了对宗族宾客、仆人的管束，让他们都规规矩矩不得违法触禁。

偏有兄子窦绍生性放荡，好奢侈，虽然窦武数次声色俱厉地劝诫他，但收效甚微。为此，窦武上书桓帝，一方面要求罢免窦绍虎贲中郎将的官职，同时也自责训导无方，请桓帝治罪。见叔父已动真格，窦绍以后才一反常态地变得规矩起来。

窦武就这样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克制、压抑自己的一切欲望，艰难异常地在权力金字塔上攀登。

桓帝驾崩带来的异常激动与亢奋，终于撞开了窦武心底世界的闸门，他那禁锢的欲求便一发不可收拾地释放了出来。于是，窦武有了一系列与过去迥然不同的行为。

永康元年(167年)冬十二月，桓帝驾崩。翌年正月，嗣君尚未即位，窦武便一反平素之淡泊，迫不及待地让窦太后任命他为大将军。

窦氏外戚的擅政已指日可待。接下来，最要紧的是确定最适合窦氏擅权的皇帝人选。当然，这也不是太困难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帝位出缺乏嗣，因此有一大批前例可以仿行。

桓帝出自河间外藩，再从河间选择皇位继承人，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会遇到什么阻力。问题在于，河间外藩中，究竟什么人才最适合自己的需要？大将军窦武为此专门召见出身河间、也十分了解河间情况的侍御史刘鯈。

刘鯈作为侍御史，常出入宫中，当然很了解窦武及太后的需要，也就很识时务地将河间解渎亭侯刘苌年仅12岁的儿子刘宏推荐给窦武。

刘宏的条件果然很对窦武的口味，于是一种意想不到命运转折便突然降临到河间的一个亭侯之家。

河间孝王刘开是章帝的庶子，和帝的小弟。从永元二年(90年)刘开受封以来，河间王国亦曾兴盛了好几十年。

刘开乃申贵人所生，在章帝诸子中，地位是比较高的。但他生性聪敏谨慎，从不以自己的母亲是贵人而骄纵，待人忠贞恭谨，和帝也就特别喜爱他。

永元十五年(103年)河间王开享有随同和帝巡视南方的殊荣。颇富政治才干的邓太后临朝称制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免不了要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因素。

出于这种需要，邓太后便安抚、优容地位特殊而又有影响力的宗室。河间王刘开这一地位特殊，又对自己专权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外藩，邓太后当然就优渥有加。在和帝、邓太后的扶植下，河间王国也就逐渐兴盛起来。

顺帝时期，河间王国的情况就不是很妙了。永建六年(131年)，刘开死，子刘政嗣王位。阳嘉元年(132年)，刘政的13个弟弟被封为亭侯，其中的解渎亭侯刘淑便是刘宏的祖父。

自刘政继承王位，似乎河间王国便交上了华盖运，他在位的10年间，河间王国就经历了两次大的磨难。

河间惠王刘政与其父秉性大不一样，很是傲慢乖戾，而河间王国的不断兴盛，使得刘政更平添了几分骄横，违法触禁也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可是顺帝刘保对河间王国既没有和帝的那份情感，也丧失了邓太后的那种器重，而且还更多了一种排斥与抵触。

安帝亲政以后，外戚阎氏便逐渐得势，步步逼近最高权力机构的核心，演出了一幕幕废太子、立少子、再征外藩诸子为嗣君的政治阴谋剧。

在阎氏的阴谋策划下，太子刘保被废为济阴王；安帝驾崩，阎氏又马上迎济北外藩幼子为帝，阎太后由此得以专擅国政。可惜小皇帝即位才二百多天便夭亡。阎氏为久专国政，又立即征河间、济北王子，欲从中选立皇帝。

趁河间、济北王子尚未到京城，宦官孙程等发动紧急宫廷政变，才争夺回本属于刘保的皇位。

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河间、济北等外藩，总是作为影响刘保即皇位的对立因素出现，所以历经艰辛登上皇位的顺帝刘保，也就难免对河间、济北外藩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抵触情绪，一旦他们违法触禁，也就必然要严惩不贷。

刘政即王位不久，顺帝便以刚强、才能突出的侍御史沈景为河间相。沈景一到河间，即毫不手软地查处河间国的问题，首先将河间国的问题上报朝廷，顺帝因此下诏切责刘政而追查王傅，再逮捕奸恶一大批，诛杀罪大恶极者好几十人；释放冤枉入狱者一百余人，傲横不奉法宪的刘政遂稍有收敛。

不久，刘政又故态重萌，大肆交结豪侠游客，并与国内兼并之徒勾结起来违法作歹。

永和(136一141年)初，侍中张衡出任河间相，任职长达三年，他采取各种手段，将河间国各属县不轨之徒一网打尽，境内所有豪侠游客，闻讯也都惊恐万状地逃离了河间。河间国经过这次深入全面的打击，势力大为削弱，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辉煌。

河间外藩的兴衰变化本身，或许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但它对以后的东汉历史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对河间国的两次严厉打击，完全挫败了河间王侯的骄奢之气，他们变得规矩驯服起来。

擅政的梁氏外戚与行将专权的窦氏外戚，都从河间外藩中选立皇帝，应当和驯服的王侯子弟利于驾驭有关。

政治、经济地位本来就不高的解渎亭侯，受河间国大势的影响，也只会是每况愈下。

刘宏降临人世之时，解渎亭侯家的经济已经很不宽裕，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同时东汉后期日益炽烈的奢靡之风，又更加强化了亭侯候家人“囊中羞涩”的心理感受，乃至刘宏当上皇帝以后，还常常很不是滋味地叹息侯家生活的贫穷。

仅仅由于窦氏外戚擅权的特殊需要，家境差、地位低的亭侯之家，瞬息间便有了天翻地覆的命运变化，儿子刘宏被推上皇位，这是亭侯家人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人生境遇这种极度的大起大落和变幻莫测，使幼小的刘宏难免不在心理深层滋生出一种担心：瞬息间获得的至尊至贵会不会转瞬间又化为乌有？

年仅13岁的刘宏，就承载着这样的心理负荷，随着那一连串白盖小车，离开河间，登上了皇帝的御座，成为汉灵帝。对年幼的灵帝来说，这种心理深层的负荷在以后宫廷生活的浸润下，将会变得愈来愈沉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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