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开国之初，诸王贝勒拥有旗主之权、议政之权和用兵之权，因此宗室王公的地位很高、权势很大，甚至可以说个别的王公几乎无限接近于皇帝。自康熙皇帝即位后，出台诸多措施压制王公，但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是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

了解八旗制度的读者应该知道，清初八旗下五旗由分封的宗室统辖，下五旗都统、参领、佐领管辖本旗兵丁须听命于王公，连旗内兵丁也需要为王公服役。

比如顺治十七年时朝廷就有定制：“该部于各王贝勒下，取应补之人具题。倘系皇上所知之人，即行补用；不则仍由该王贝勒，询其可否”。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当时下五旗选官之权皇帝并不直接干预，人事权基本掌握在诸王贝勒手中。显然，这不符合皇权至上的基本原则，这种局面势必要扭转。

按照清初时的定制，下五旗各有旗主王爷，在本旗之内他们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康熙中期以后，将年长皇子分封到下五旗，并领有一部分佐领，称为“领主”，如此就稀释了原旗主王爷的佐领数量。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诸王贝勒的牛录和佐领仍占很大的比例，且对旗下兵丁也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雍正即位不久，便意识到宗室王公与皇权的冲突的严重性，于是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在他的铁腕统治下，开始收回了王公的各项政治权力，具体有以下三个措施：

诸王贝勒选官任官已有定制，雍正对此成见很大，雍正初年恒郡王永皓绕过吏部让命笔帖式维宬告退，让他充当王府库丁。

此举引起了雍正的极大不满，认为维宬只是永皓属下，并非王府包衣，如今已经入仕就是朝廷的人，怎么能私自改任，如此岂不是王府与朝廷争用人之权，实属胆大妄为。

借着这一事由，雍正颁布谕旨大量减杀王府护卫和人员编制。此前下五旗的每个佐领中编了王府护军17人守卫王府府门，雍正将这些护卫收归国家并入营伍，王府只剩下满洲、蒙古佐领下两名亲军。

此外，雍正又将下五旗官员兵丁，拨回旗下行走，且贝勒、贝子、公等之包衣佐领，也都归入各旗公中佐领。因此导致王公的属下人员减少，对大部分旗下佐领也失去了人事控制权。

旗分佐领可以理解为诸王的隶属佐领，诸王可以随意差役所属旗分佐领下人，挑取一切差役，遇有过失，辄行锁籍没家产，任意责罚，具有鲜明的主奴色彩。

对于皇帝来说，旗分佐领隶属于诸王，皇权也很难干涉，这自然让雍正如鲠在喉。雍正认为，太祖太宗皇帝将旗分佐领分与诸王不假，但他们毕竟不是包衣佐领，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人。

不久，雍正颁布谕旨，将下五旗诸王贝勒以及宗室属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内，移出一部分作为公中佐领。所谓的公中佐领意思是指“公有”，即这些佐领虽然还在本旗，但已经不受诸王贝勒的统辖，直接划归朝廷。

这一举措使得诸王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本旗内的话语权也大大下降了，更多的旗分佐领改为公中佐领后，直接受朝廷和该旗都统的统辖。

关外时期，太祖努尔哈赤就制定了王公统辖八旗的基本国策，即“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宗室王公可以分得战争中获取的俘虏，编为王府所属包衣牛录。

每位王公所拥有的包衣牛录是不同的，主要取决于功绩之多寡。包衣牛录分为满洲和汉人，汉人包衣通常也被称为“旗鼓牛录”，这些包衣牛录向来都是王公的私人财产。

由于具有私属性，包衣牛录下人对诸王具有完全的依附性，在他们眼中旗主王爷比皇帝更具权威，即“不知有君主，只知有主人”。

雍正三年，胤禩被革爵并撤去王府所属佐领时，都统武格在雍正面前仍称胤禩为“主人”。雍正随即向大臣说：“古人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臣子之于君上，即天经地义之所在，安更有所谓主人？”

可见八旗子弟成为诸王心腹，不听从皇帝命令，所以雍正决心要大力禁抑诸王，必须裁撤包衣佐领，将其改为公中佐领。

雍正七年诸王大臣议定，将各旗所有之包衣佐领各按甲喇分派，减少下五旗王公所属包衣佐领的数目，并平均每旗设五个参领、七个佐领管辖包衣兵丁。雍正此举是有意让都统、参领、佐领统辖王公的包衣人丁，降低王公对包衣人丁的控制权。

这些包衣佐领归属朝廷后，其俸禄也改由国家支给，尽管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但总归是利大于弊，避免了王公拥有私人武装。

自雍正出台了以上三个措施之后，诸王的政治权力受到了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打击，再也没有力量与朝廷对抗。乾隆即位后，鉴于康熙晚年诸子夺嫡之教训，谕令宗室王公不得参政，直到咸丰年间，宗室王公才重新进入权力核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