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阿金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一同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

这是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的一段记述。

而其中的“阿金”说的正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

她漂亮活泼，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革命坚定的信仰，和许多女孩一样，她喜爱唱歌，与此同时她又拥有高超的枪法，如此能干，中央苏区期间，她是众多农家女孩崇拜的偶像。

后来中央红军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并走完全程的女红军一共只有30多名，而金维映便是其中之一。

长征完成抵达陕北后第11个月，金维映生下唯一的儿子。

这个消息对参加完长征的女红军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因为长征期间恶劣的环境对大家的身体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而金维映依然能怀孕生子，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不过长途跋涉还是给金维映的身体带来不少伤痛，后来，组织上安排她到苏联一面疗养，一面学习。

结果就在这期间，金维映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于苏联不幸牺牲。

多年后，她留下的唯一的儿子，踏上了寻访母亲出生地，了解母亲当年事迹的路程。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出生于浙江舟山群岛岱山岛一贫困人家，小的时候跟着家里人一起讨生活，后来父亲当上了账房先生，一家人的生活才安定下来。

金维映也因此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被送到了舟山革命的摇篮——定海女子小学读书，后来又进入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金维映回到了定海女小，立志教书育人。

1924年，金维映迎来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她在前往上海大学看望同学时，经介绍认识了瞿秋白、项英等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思想认知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开始意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教育已经不足以救国，而是需要革命。

就这样，在革命洪流的洗礼下，1926年，金维映秘密入党，开始号召全家人闹革命，在舟山定海城区开展工人运动、盐民运动，成为舟山人民心目中叱咤风云的“定海女将”。

不过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金维映紧急离开定海，而她的父母和弟弟则都被逮捕入狱，所幸后来敌人见这家人打死不开口，懒得再拖才将他们释放。

一家人出狱后，还为金维映逃脱感到庆幸，结果不多久就打听到消息，金维映在宁波被捕了。

金家父母心急如焚，最终倾家荡产，着人打造了一尊金佛送礼，才终于将女儿保释出来。

待回到老家，金维映伤还没养好，又紧急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她的父母和弟弟尽管知道她从事的掉脑袋的工作，但还是全力支持她革命，同她一起去到上海，帮着她一起搞情报放哨联络。

也就是在上海，金维映邂逅了邓小平。

两人同时接到了前往中央苏区的调令，于是决定结伴同行。

他们先是一道离开上海，去往广东，而后又由广东经福建，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这一路上，由于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话多到说不完，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正式结为夫妻。

进入苏区后，金维映起先被任命县委妇女部长，协助书记邓小平开展工作。

后来，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金维映成为当时中央苏区仅有的两个女县委书记之一，另外一位是李坚贞。

这期间，金维映常骑一匹枣红色马，头戴八角帽，腰间挂着盒子枪，骑马打枪英姿飒爽，每每她骑马跑过去练枪的路上，村民们都会驻足观看，一众农家女孩视她作偶像，四乡八方都称赞她为巾帼女杰。

而邓小平在进入苏区后，起先任瑞金县委书记，在金维映被任命为女县委书记离开瑞金大半年后，邓小平也接到调令，先后历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地委书记，由于会昌在瑞金的南面，夫妻两人可以说是越调越远了。

由于一直在不同的苏区县工作，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夫妻两人的感情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

后来，又因为邓小平的工作出了点问题，为了不影响金维映，于是他主动提出离婚，希望金维映能继续好好工作。

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就此结束了这段短暂而仓促的婚姻。

同年秋天，金维映调入中央组织部工作，任组织科长，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是李维汉。

金维映在李维汉的领导下工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第五次反“围剿”，导致中央红军前线物资粮食以及兵源问题严峻的情势，他们迅速投入其中，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超额完成扩大红军以及粮食征集的任务，成绩斐然。

毛主席为此点名表扬金维映、罗汉（李维汉）等，并表示要将他们的事迹，“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放在各种小册子上、会议与报纸上，以解释与宣传他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朱德总司令则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金维映赠送了绣有“三月计划一月超过”的奖旗。

也正是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扩红工作中，金维映和李维汉两个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婚。

不过就在婚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两人即匆匆动身，踏上漫漫长征路。

当时，参加红军长征的一共只有30几位女同志，而金维映就是其中之一，她被编入中央干部休养连属第二纵队。

休养连一共100多人，基本都是一些年老体弱或病休的中央领导，包括参加长征时年纪最大的徐特立，身患严重肺病的邓颖超，还有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贺子珍。

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对于女红军来说，身体很难吃得消，这也正是中央专门组织一个休养连的原因。

而金维映作为其中身体素质不错的女红军，自觉充当起了动员鼓舞的角色。每次队伍出发，她就跑前跑后，鼓舞士气，提醒大家不要掉队，遇到走不动的同志，她就帮着背东西，搀扶一下，等到了宿营地，她又赶忙联系群众，安排大家吃住。

大家深深为金维映的乐观热情所感染，都亲切地称呼她一句“阿金”，参加长征的三十几名女红军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同为女人，她们清楚地知道彼此的身体遭受着怎样的打击，尤其是队伍中怀有身孕的贺子珍，日夜行军间，她的肚子不断胀大，大人孩子都十分受罪，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金维映就首先考虑找房子让贺子珍住下来。

1935年一二月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抵达贵州，在当地一个叫白庙的村寨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没有条件简陋，还是金维映和其他女红军战士手忙脚乱地将孩子接了下来。

这也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邓颖超还为这个孩子取名双凤。

只可惜在长征中，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孩子的哭声很容易暴露部队的行踪，最好的方法只有将孩子送给老乡抚养。

至于孩子究竟能不能活下来，谁也不知道。孩子送走的那一天，金维映在一旁看着眼泪直流。

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也将面临相同的处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了前后600余次战斗，跨过万水千山，历经14个省，18座大山，24条河，走过草地，爬过雪山之后，终于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

1936年9月，金维映在抵达陕北后第11个月，生下了一个儿子。

因为条件恶劣，身边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临产前，贺子珍、刘英、李坚贞三个长征女红军帮着接生。

李维汉和金维映给孩子取名“罗小金”（李铁映），罗是李维汉的本姓，而金则取了金维映的姓。

金维映第一次体验到了当母亲的感觉，一年多前还是她为贺子珍接生，一年多后，则轮到了贺子珍为她接生，但这一次，她还是没能逃脱骨肉分离的痛苦。

儿子出生后，金维映和李维汉跟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在杨家岭山坡窑洞安了家，度过了一段岁月静好的生活。

那时，金维映倚在李维汉肩头，看着黄土高坡上一层层的窑洞，不免想起自己在海边长大的家，还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带儿子回舟山看看，再回你的老家看看。”

那一天，一家人终究是没有等到。

1938年春天，组织上安排金维映和蔡畅等身体有病的同志去莫斯科一面治疗，一面学习。

这时，“罗小金”刚长到19个月，就被抱来给妈妈送行。

金维映抱着稚嫩的小儿子，亲了又亲，当年她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着母子分离的一幕就眼泪直流，这一次，她切身体会其中，更是心疼。

但向来坚强乐观的她，还是咬了咬牙，摸摸儿子的头道：“小金金乖，妈妈很快就回来，等妈妈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可以每天抱你，给你做好吃的东西吃了。”

结果令谁也没想到的是，金维映这一去，竟是永别。

1940年，金维映的病情越来越重，年底住进医院，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闪击战，金维映在战火中不幸牺牲，时年37岁。

金维映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李维汉在内，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确切籍贯。

解放后，李维汉又几次请浙江的同志帮忙寻找看看，金维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人，但都一无所获。

另一边，金维映的父母和弟弟也一直在找寻她的下落，1938年，金维映的父亲病逝，临终前，他特意叮嘱自己的儿子，不要放弃寻找你的姐姐。

但是在那个山高路远的年代，再加上金维映曾数度改名换姓，弟弟只知道姐姐叫金爱卿，却不知道金维映就是金爱卿，以至于寻寻觅觅半世纪都没有下落。

一直到80年代，当年的“罗小金”也就是李铁映已经长大成人，当上了辽宁省委书记，他继续踏上了寻找母亲家人的路程。

1987年，李铁映来到浙江，确认了金维映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外祖父母皆已去世，但是难得的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金维映的弟弟，还活着，人在镇海。

李铁映赶到镇海，见到了舅舅，失散半个多世纪的金维映姐弟终于以另一种方式相聚。

1991年，岱山县整修了金维映故居，以此纪念这位杰出的红军女战士。

如今，距离金维映逝世已经过去了84年，但有关她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重。原来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出类拔萃，受人敬重的巾帼英雄，她的功绩显赫却鲜为人知，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在那段血与火组成的漫漫征程中，她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就是金维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