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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林甫大肆扩张自己的权势，大起冤狱排斥异己势力的时候，有两个人物却特别“走运”，一个是少数族出身的将领安禄山，一个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的混血种胡人。父为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突厥巫师，以占卜为业。据说，其母是在轧荦山祭神后生下安禄山的，故初取名为“阿荦山”（亦作“轧荦山”)。轧荦山是突厥人崇拜的战神象征。

不过，“阿荦山”从未用过康姓，又从小即以孤儿寡母的在突厥部落中游荡，所以，“阿荦山”很可能是个私生子。后来其母嫁给突厥安波注（一作安波至）的兄弟安延偃。

开元初，安延偃部落破散，突厥将军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和安波注的儿子安思顺、安文贞带着“阿荦山”逃至岚州。

安孝节的弟弟安贞节在岚州担任别驾的官职，故收留了他们。其时“阿荦山”年仅十余岁，遂与安孝节、安贞节和安思顺并为兄弟，冒姓安氏，改名禄山。

安禄山长大后，“奸贼残忍，多智计，善端人情”。

因其从小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混迹，因而“能解九蕃语”（一作“六蕃语”)。与安禄山一起逃出来的还有一位史思明，与安禄山为邻里相好，前后一日生，史思明除日（即除夕之日)生，安禄山元日（即正月初一日）生。

两人长大后，情谊甚深，皆为当地诸蕃互市牙郎（市场管理小吏），又善于打仗，以骁勇著称。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任安禄山和史思明同为捉生将。

安禄山熟悉当地“山川井泉”，对奚、契丹的情况也很了解，故命其出战必有克获。有时只带三五骑兵，也能生擒契丹兵数十人。

张守珪“每益以兵，擒贼必倍”。张守珪是长期转战边境的宿将，颇赏识安禄山的骁勇之才，故提拔他为偏将。每战，据说是“所向无不摧靡”，深得张守珪的宠信，继而将其收为自己的养子，并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视为自己的心腹将领。

唐代军队中，自唐太宗开始用蕃将就很普遍，到唐玄宗时更是如此，而安禄山既屡立战功，受到重用，是很自然的事。

史思明也是个奸诈诡谲的人。有一次，他只身混入奚族部落中，骗取了奚王的信任，将其部下良将琐高及将士三百余人，诱至平卢（治柳城），然后密报平卢军使裴休子，用计生擒琐高，全歼奚兵三百余人。张守珪以其有功，上奏擢授为果毅，累迁为将军。

后张守珪派他入京奏，玄宗见他奏事称旨，十分高兴，遂赐名叫史思明。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奉命前去进攻奚、契丹军。他按照惯例恃勇冒进，不料奚、契丹摸清了安禄山作战的规律，集中兵力将其击败，致使唐军损失惨重。

张守珪按军法奏请将他斩首。玄宗核准，中书令张九龄所拟《赐守珪敕》云：

“禄山等轻我兵威，曾不审料，致令损失，宜其就诛，卿既行之，军法合尔。”

又《赐平卢将士敕》云：

“安禄山之诛，缘轻敌太过，勿因此畏懦，致失后图。”

眼看安禄山即将被杀，但临刑时，安禄山急忙大呼曰：

“大夫（张守珪）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

张守珪是个军人统帅，本来就爱惜将才，他上奏玄宗请批准杀安禄山，虽是按军法规定行事，但他希望玄宗能念其过去军功，赦免他的死罪，以戴罪立功，只是不便直接提出来。临刑时，听了安禄山的呼叫，更觉手软。

可是，自己的奏状玄宗已经批准，不杀也不好办。于是，他干脆将安禄山直接押送京师，让唐玄宗自己去处理。

中书令张九龄见了很不高兴，在公文上又批道：

“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

在这里，张九龄实际上是责备了张守珪“推诿于上”的做法。

可是，玄宗亲自见了安禄山后，果然借其骁勇，意欲赦免。

张九龄以宰相的身份力争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

还说：“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其实，安禄山这时不过是个平卢军讨击使，未必已有谋反之志，而张九龄也不是神仙，能看到二十年后所发生的事。

张九龄之所谓“貌有反相”云云，不过是托辞。以冀说服玄宗而已。

不料玄宗反而提出说：“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

张九龄无奈，只得重拟《赐守珪敕》云：

“禄山勇而不谋，遂至失利，衣甲资盗，挫我军威，论其轻敌，合加重罪。然初闻勇斗，亦有诛杀，又寇戎未灭，军令从权，故不以一败弃之，将欲收其后效也。”

由此，安禄山被免其一死，只是撤了官职，准许以“白衣将领”带兵打仗，立功赎罪。这是安禄山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矫称玄宗命令发兵攻奚，结果遭受惨败。张守珪隐瞒实情，谎报获捷。玄宗派宦官牛仙童前往核查。张守珪以重金贿赂牛仙童，牛仙童回京后便谎称确实获胜。

不料，真情泄露，结果，牛仙童被杖死，张守珪被贬括州刺史。李林甫又趁机株连太子太师萧嵩（曾任宰相），贬为青州刺史。

张守珪被罢军职后，安禄山倒未因养父子和部将关系受到连累，反而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擢升为平卢军兵马使。从此，他重新寻找政治上的保护伞。

安禄山性乖巧，善于讨好人，因而“人多誉之”。另一方面，他对朝廷中的情况不断深入了解，朝中官僚们的情况他也颇为熟悉，采取各种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巡视，安禄山即“曲事”张利贞，卑躬屈膝地向他献殷勤，甚至连张氏的左右随员，也皆大肆贿赂，致使人人欢喜。

张利贞回朝后，当然是“盛称禄山之美”。开元二十八年八月，安禄山即被提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并兼两蕃（奚、契丹）、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不到半年，即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正月，玄宗将平卢军升级，设为节度使，任命安禄山为首任平卢节度使。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安禄山入朝，谎奏云：

去年营州生紫方虫，大食禾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衹，愿使虫散。”

祝罢即有群鸟从北飞来，食虫立尽。请朝廷宣付史官。这本是荒诞不经的一派胡言，目的在向玄宗表白自己的忠心。这件事对玄宗来说也不难揭穿，可是，玄宗听了居然大喜过望，并以其忠直，大加重赏，加授骠骑大将军。

由于安禄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于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三月，又被授范阳（即幽州）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原任平卢节度使依然如故。

特别在安禄山离京出镇的时候，玄宗亲自下令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皆往饯行。

对安禄山礼仪的隆重，对历来对待武臣所少有。

这大大提高了安禄山在朝廷文武官员中的地位。玄宗这样对待他，也是安禄山始料所不及的。

第二年，安禄山又奏：

“臣昨讨契丹，军次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勣、李靖向臣求食。乃令立庙，兼伸祷祈。荐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茎，状如珊瑚盘叠。臣当重寄，誓殄东夷，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伏请宣付史馆，以彰幽赞之功。”

这一回的梦见李勣、李靖“求食”和“庙梁产芝”，写前此“飞鸟食虫”如出一辙，都是安禄山精心设计的欺君罔上的伎俩，目的都是为了取媚于玄宗。

而这次玄宗也和前次一样，欣然领受了。这倒不在于玄宗的昏蔽，而是玄宗需要这样忠于自己的蕃将。

在朝臣中，积极保荐安禄山的，除了张利贞外，还有礼部尚书席建侯、户部尚书裴宽和右相李林甫三人。

席建侯担任过河北黜陟使，曾表荐安禄山是所谓“公直、无私、严正、奉法”的好节度使，是难得的统军人才。裴宽与李林甫“皆顺旨称其美。”

史称：

“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

不过，真正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握有重权的李林甫。李林甫其时正在军镇边帅中物色自己的支持者，他见玄宗如此宠信安禄山，又认为安禄山的情况可资利用，遂积极进行拉拢。

一次寒冬，安禄山去见李林甫，李林甫带他到中书厅（亦作政事堂，宰相们议政和办公的地方)坐下，亲自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袍披在安禄山的身上，以示对他的关怀和宠信。

李林甫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安禄山是十分清楚的。李林甫如此亲切对待他，他自然是受宠若惊。他正要找这样的人作为保护伞，以便在政治上增强保险系数。

因此，安禄山对李林甫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直呼李林甫为十郎。而李林甫也的确在保护他。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当王忠嗣告安禄山欲“谋反”时，李林甫就公然出面保护他。据说，李林甫起大狱迫害太子李亨党羽时恐怕出意外，故曾暗告安禄山，“思作难，约令其子引兵来援。”

这条记载虽不足征信，但安禄山成为李林甫所拉拢的党羽，是十分显然的。关于这一点，《安禄山事迹》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它说：

“右相李林甫素与禄山交，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

另外，玄宗自开元后期起，开始在边镇施行改用蕃将代替汉族文臣武将为节度使的政策，李林甫是这一政策的建议者和执行者。

他曾劝玄宗说：

“陛下若能对蕃将抚而将之，使其必死（即效忠而不怕死），则夷狄不足图也。”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条件下，安禄山的走运是很自然的。唐玄宗正是按照这一政策来对待安禄山，即宠以恩信，使其效死。

在玄宗和李林甫看来，蕃将不识字，头脑单纯简单，最能以恩宠笼络其心。只要这些将领愿意向唐廷效忠，其他一切如愚昧、无知、粗野、丑陋等等，皆可不计较。

而安禄山呢，是个善用心计的人，完全摸透了玄宗一套的想法，并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甚至装蠢卖傻，以突出自己的愚忠。

安禄山入京，常被玄宗邀去参加深官内宴，在酒醉肉饱之余，禄山向玄宗说：

“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玄宗虽未作答，内心则感到他十分可爱，对他十分满意，遂叫他晋见皇太子李亨，希望这位储君也能赏识他。可是，安禄山见了太子李亨居然不拜，因为他知道玄宗并不怎么满意这位太子，而且处处加以制约，使太子的政治处境十分孤立。

及至左右催促安禄山下拜，他仍直着身子拱立道：“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

玄宗提醒说：“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

安禄山赶紧说：“臣愚，推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

安禄山以少数族人朴野的面目出场，伪装“不知太子为何官”，是经过一番深思的，他正是以“惟知陛下一人”，所谓愚忠、“纯诚”，博得了玄宗对他的进一步宠信。

安禄山外若凝直，内实狡黠，在玄宗面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看起来说话很随便，其实每一句话都用过心计，而玄宗似乎也颇喜欢安禄山这付讨好自己的“傻样”。

安禄山长得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三百斤。他进宫上朝，中途必得换一次坐骑，否则马要被压坏。驿站为安禄山准备坐骑时，要用五石土袋试过，能驮得起的，方可乘用。

因其腹大，马鞍前又置一小鞍，以承其腹。

有一次玄宗指着安禄山的大腹开玩笑道：“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

安禄山立即回奏道：“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

玄宗听了大悦。安禄山虽然十分肥胖，但行动还很敏捷，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喜，在参加宴会时常跳“胡旋舞”，据说是旋飞自如，“其疾如风”，根本看不出是一个肥胖过度的人。

对安禄山这样一个丑陋粗俗而野心勃勃的人，朝臣中并非没设有议论。然而，玄宗却认为这样的人愚而可制，所以并不在乎。有一次，安禄山在夜宴时，喝得烂醉如泥，呼呼大睡。

有人便报告玄宗说，看见安禄山化为一龙首黑猪。玄宗并不惊奇，笑着说“猪龙也。无能为者。”

这段记载，虽然很荒诞，然而却反映了一般朝臣与玄宗的心理。朝臣把安禄山描绘成怪物，而玄宗则解释为“无能”之物，这说明玄宗正因为视安禄山为“无能”才放心加以重用的。

玄宗为了提高安禄山在朝臣中的突出地位，在兴庆宫勤政楼设宴欢宴群臣时，百官列坐楼下，独为安禄山在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屏障，安排了一个坐席，还命卷起垂帘以示荣宠。

太子李亨对这种情形实在看不下去，向玄宗进谏说：

“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

玄宗提出了一条歪理，回答太子亨说：“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

这很能反映安禄山在玄宗心目中的“价值”。所谓“厌胜”，无非是想将让安禄山在外守边抵御奚、契丹，在内则借以威慨群臣，缓冲朝廷官僚集团间日益尖锐的矛盾。

安禄山为了取悦玄宗，夸耀自己的战功，常将俘虏押送京师长安，以邀奖赏。

同时还向玄宗敬献大量的宝物。安禄山每年派人进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致使所经“郡县疲于递运。”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天长节，玄宗生日，安禄山进献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炉等。他知道玄宗信奉道教，特别又进献玉石天尊一套（内有天尊并待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辟邪、香炉、玉案等共三十六事，很完整的一套)。玄宗命分别置于大同殿和内暖殿。

安禄山在边镇也多用狡诈的办法，诱骗奚、契丹的酋长前来宴会，在酒中浸以莨菪子，待其昏醉，加以杀害、为不使人知，暗中挖坑埋掉，动辄数十人。

这样的做法，前后有十余次之多。

天宝九载十月，安禄山将入朝献俘，玄宗亲自在临潼温泉宫等候。在这之前，玄宗早已令有关部门于温泉为安禄山专造居宅一所。当安禄山将到的时候，又命杨国忠兄弟姊妹至新丰迎接。

这月十六日，玄宗驾幸望春宫，安禄山在观风楼下献俘八千人又另献金银器物、婢女、驼马等。玄宗也厚加赏赐。住在温泉宫的那些日子，玄宗每食一味，遇有珍美者，必令赐与安禄山，“中贵相望于道”。

是时，又适逢吏部考课，安禄山被定为最高一级的“上考”，以宠异之。

对于安禄山，玄宗可谓关怀备至。除在临潼温泉为安禄山造宅的同时，又在长安为其造宅。安禄山原在长安有一旧的府第，玄宗以其陋隘，于亲仁坊选了一块空旷之地，出御库钱物，为其建造新的府第。玄宗的要求是：“穷极华丽，不限财物”。

还特别关照前往督役的宦官说：“胡眼大，勿令笑我”。

由于玄宗的宠信和李林甫的保护，安禄山在数年之间，平步青云，节节上升。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安禄山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加御史大夫。

次年，封柳城郡开国公，实封三百户，并赐钱券。天宝九载（公元750年）五月，又赐封东平郡王。这是唐将帅中第一个得到封王殊荣的人。

不仅给予王爵的最高荣誉，而且增加和扩大其实权。八月，即命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采访处置使享有该道的行政权和财赋权，是个十分重要的职务。

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使，玄宗也欣然同意。从此，平庸的安禄山居然一身而统三镇（范阳、平卢、河东)，又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刑赏、财赋，乃至官吏的任免，皆由他垄断专制，其势力迅速增长，成为独霸一方的军阀。

安禄山在玄宗的支持下，在朝中有恃无恐，目空一切，对朝廷官员皆“慢侮之”，唯独惧怕李林甫。

安禄山初见李林甫时，也颇为傲慢无礼。有一次安禄山去见李林甫，李林甫便托辞召王鉷来，王鉷其实也是恩宠莫比的人。

王鉷与安禄山一样，同为御史大夫，王铣却畏惧李林甫，所以在礼仪方面一点也不敢怠慢。王鉷来了之后，果然“趋拜甚谨”。安禄山见了方知自己有失礼仪，从此再也不敢傲慢了。

李林甫为了对付安禄山，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每当安禄山与他谈话，总被他“揣知其情”，先予道破。因此，安禄山以李林甫为“神明”，惊服得五体投地。安禄山见到李林甫时，总不免战战兢兢，甚至盛寒天气，也常常汗湿内衣。

安禄山担任御史大夫后，专派部将刘骆谷常驻北京，刺探朝廷旨意动静，并代为处理公文，京中有什么消息也即予通报。安禄山身居范阳，对李林甫的一举一动都非常重视，每逢刘骆谷从京师回范阳，即先问“十郎(李林甫)何言？”

闻有好言则欢喜雀跃，若李林甫说：“大夫（指安禄山）须好检校”，安禄山就急得反手据床呼道：“阿与，我死也！”这在当时朝中传为笑闻。

梨园乐师李龟年曾在官内宴会上模仿安禄山的姿态，表演得惟妙惟肖，连玄宗看了也捧腹大笑。

由此可见，尽管安禄山在玄宗的宠信和李林甫的卵翼下权势日增，但由于权相李林甫的恩威并用，安禄山基本上被李林甫所控制，还不敢胡作非为。

对于这一点，玄宗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也是安史叛乱没有在李林甫专权时爆发的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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