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主席设宴招待溥仪，问道：听说你的传国玉玺被偷了？

1962年深秋，中南海颐和堂内灯火通明。毛主席特意设宴，邀请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当章士钊、程潜等人刚刚落座时，一位身形消瘦的男子悄然而至。他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席间，毛主席与溥仪谈笑风生，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传国玉玺上。＂听说当年蒋介石让戴笠偷走了你的传国玉玺，有这么一回事吗？＂毛主席突然问道。溥仪闻言神色一凝，缓缓道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这场看似平常的晚宴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传国玉玺的去向，又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传国玉玺的历史轨迹

传国玉玺的故事要从和氏璧说起。春秋时期，楚人卞和在荆山发现一块异常的璞玉。他将这块玉献给了楚王，却两次被认定为欺君之罪，双足被斩。直到文王即位，终于认出这块玉的真正价值，将其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辗转流传，最终落入赵国之手。秦昭王曾以十五座城池换取和氏璧，但遭到蔺相如的机智化解。后来，秦统一六国，和氏璧终于归于秦朝。秦始皇命令李斯在和氏璧上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制成传国玉玺。

这枚玉玺方圆四寸，上有五条苍龙盘绕，象征着皇权至上。它不仅是皇权的信物，更承载着＂受命于天＂的政治理念。从此，这方玉玺便成为历代更替的重要象征。

东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洛阳城南获得传国玉玺，以此昭示天命所归。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也曾在江都得到南朝梁元帝收藏的传国玉玺。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将传国玉玺视为帝王之宝，专门建造玉玺殿收藏。

五代十国时期，传国玉玺一度失落。直到北宋建立，才又重新现世。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宫中发现了这枚玉玺，重新确立其国之重器的地位。金朝灭北宋时，徽宗把传国玉玺献给完颜阿骨打，以求保全性命。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将传国玉玺置于大都皇宫，以此彰显成为中原王朝正统继承人的身份。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这枚玉玺又回到汉人手中。

清朝入主中原之前，努尔哈赤通过与蒙古和亲，从林丹汗手中获得了元朝传下来的传国玉玺。这一举动不仅为清朝统一中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更为后来清朝统治蒙古地区提供了法理依据。

从秦至清，两千余年间，传国玉玺见证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权更替。每一次易手，都伴随着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它不仅是一块玉，更承载着千年帝制的命运。这枚玉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更在于它所代表的统治正统性。

溥仪与传国玉玺：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1924年，北京紫禁城内发生了一场秘密行动。当时的军阀政府因担心宫中宝物外流，派遣大量军警进驻紫禁城。这场行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文物，实则暗藏玄机。就在这次行动中，传国玉玺被秘密转移到了溥仪的居所颐和园。

在民国初期，这枚承载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国玉玺一直由溥仪保管。虽然清朝已经退位，但作为曾经的皇帝，溥仪对这枚象征着至高权力的玉玺格外重视。他将玉玺藏在颐和园的一处密室中，由心腹太监专门看管。

1928年，蒋介石掌控南京政府后，对这枚传国玉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派遣特务头子戴笠秘密组织了一支精锐小队，潜入北平，意图获取这枚玉玺。戴笠的特务们通过收买溥仪身边的人，最终得知了玉玺的具体藏匿位置。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戴笠派出的特务假扮成园中守卫，趁着夜色潜入密室。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传国玉玺。然而，这次行动的结局却出人意料。负责运送玉玺的特务并未将其送往南京，而是携带玉玺逃往了海外。

这名特务此前就已经与日本方面建立了秘密联系。他深知传国玉玺的价值，决定将其变现谋取私利。据传，这枚玉玺后来被卖给了一位日本收藏家。不过这个说法一直未能得到确切证实。

溥仪在失去传国玉玺后，曾多次派人暗中打探玉玺的下落。但由于当时局势动荡，加上溥仪本人也在1931年前往东北，这件事情便逐渐搁置。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联军队俘虏，传国玉玺的去向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他曾向工作人员详细交代了传国玉玺被盗的经过。溥仪表示，当年玉玺被盗，确实与他的疏忽有关。他没有严格保管这件国之重器，最终导致玉玺流失海外。

这枚承载着中华文明延续的传国玉玺，就这样在民国动荡时期悄然消失。它的命运，仿佛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文物流失的故事，更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

传国玉玺的消失，也让这个古老帝制的象征彻底褪去了它的神秘色彩。当溥仪在1962年的那场晚宴上谈起这段往事时，已经能够以平和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毕竟在新中国成立后，权力的象征早已不再是一方玉玺，而是人民的选择。

新中国的铜玺：政权更迭中的象征意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在这次会议上，一枚崭新的国玺首次展示在与会代表面前。

这枚新中国的国玺由青铜铸造，形制方正，通高九点五厘米。玺面镌刻＂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印＂八个大字，字体遒劲有力，布局严整。与传统帝制时期的玉玺不同，这枚铜玺的设计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铜玺的制作过程颇具特色。1949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玺设计小组。设计人员参考了历代印玺的特点，又融入了现代元素。最终确定用青铜作为主要材料，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又突出了新中国的革命精神。

在铜玺的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采用了传统的失蜡法铸造技术。这种技术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制作中广泛使用，能够确保印玺的精确度和艺术性。整个铸造过程历时二十多天，经过了多次试制和改进，最终铸造成功。

铜玺的设计别具匠心。玺体四面光素，没有传统玉玺上常见的龙纹装饰。这种简约的设计风格，体现了新中国朴实务实的执政理念。玺钮呈四棱柱形，既保持了传统印玺的基本特征，又显示出革命性的变革。

新中国的铜玺与古代传国玉玺在使用场合上也有明显区别。它主要用于国家重要文书、外交文件的盖印，体现了国家主权和政府权威。这种使用方式，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

1962年那场晚宴上，毛主席向溥仪展示了这枚铜玺的照片。这个举动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表明，新中国的政权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选择，而不是传统的＂天命＂观念。

新中国的铜玺虽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印玺的部分形制，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帝王权力的象征，而是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这枚铜玺的设计和使用，体现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在国家档案馆的收藏中，这枚铜玺与其使用过的重要文件被妥善保存。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历史时刻，记录了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折。作为新中国的重要标志，这枚铜玺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从天命到人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演变

自上古时期开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就形成了独特的＂天命＂观念。夏朝的建立者大禹，就被认为受到上天的眷顾。商朝统治者称自己为＂天子＂，周朝更是发展出完整的＂天命观＂。这种思想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上天的授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彰显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特意将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玉玺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铭文，正是这种天命思想的直接体现。此后两千余年，历代王朝都试图通过获得传国玉玺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汉朝建立后，刘邦采纳儒家思想，进一步完善了天命理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将天命与统治者的德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隋唐时期，天命观念与佛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统治合法性理论。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就多次强调天命与治理的关系。他认为，天命虽然重要，但更需要通过善政来维系。

宋明时期，理学的兴起为天命观注入了新的内容。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要求统治者以天理节制人欲。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实践。

清朝入主中原后，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强调自己获得了传国玉玺，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汉文化，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乾隆皇帝更是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工程，试图证明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天命＂观念开始动摇。孙中山提出的民权思想，首次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指向人民。这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这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从＂天命＂转向了人民的选择。新中国的铜玺不再强调＂受命于天＂，而是彰显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1962年的那场晚宴上，毛主席与溥仪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当溥仪谈到传国玉玺时，已经认识到＂天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意义。新中国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全体人民的共同选择之上。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也反映在国家象征物的变化中。新中国的铜玺，以其朴实的造型和现代的寓意，展示了政权合法性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它象征着中国政治文明从神权走向人权、从天命转向人民的历史性跨越。

那场改变历史的晚宴：1962年的特殊对话

1962年12月5日，北京饭店的一间包房内，一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晚宴正在进行。参加晚宴的主要人物包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前清帝溥仪。这场晚宴的背景是溥仪结束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生活，即将开始新的人生阶段。

当天下午六时，溥仪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抵达北京饭店。餐桌上摆放着简单但精致的菜肴，既有北方特色的饺子，也有江南风味的清炒时蔬。这种安排体现了主人的细致考虑，既照顾到溥仪的饮食习惯，又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朴实作风。

席间，毛主席首先谈起了传国玉玺的话题。他向溥仪展示了新中国的铜玺照片，并详细询问了传国玉玺失踪的经过。溥仪对这段往事做了完整的叙述，包括玉玺被盗的具体过程和他后来寻找的努力。

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特别提到了新中国政权与旧时代的根本区别。他指出，新中国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不是所谓的＂天命＂。新的国玺设计也体现了这一重要变化，它不再强调帝王权威，而是突出人民民主的性质。

晚宴进行到一半时，话题转向了文物保护问题。溥仪详细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宫廷文物收藏情况，这些信息对后来的文物追索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还谈到了一些珍贵文物在民国时期流失的具体细节。

在讨论故宫管理问题时，溥仪对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的保护和开放工作表示赞赏。他提到，与其他国家的皇宫相比，故宫的保护和利用方式更具有创新性，既保持了历史原貌，又服务于人民大众。

晚宴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期间，几位主要人物的交谈内容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这些对话不仅澄清了一些历史疑问，也为后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场晚宴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社交活动。它象征着中国从帝制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转变，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晚宴的和谐氛围，也显示出新政权对待旧时代人物的政策。

溥仪离开北京饭店时，已是夜幕降临。这场晚宴不仅是他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时刻，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它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在这场晚宴之后，溥仪开始了他作为普通公民的新生活。而那些关于传国玉玺、政权更迭的讨论，则成为了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转折的重要史料。这顿饭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餐叙，更是新旧时代交替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