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的第一大问题是高通胀，米莱就任以来糟糕的货币政策不由地让笔者对阿根廷政府整体的改革思路和执行力产生了怀疑。

阿根廷总统米莱的改革议程中，作为控通胀终极手段的“美元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一项。不过，在执政8个月之后，美元化进程似乎被搁置了，而控通胀也只取得了微小的进展。在有充分权力的货币政策上（不像一些“结构性改革”需要国会立法），米莱的表现让人费解。本文将探讨米莱货币政策和通胀的情况，以及对其更广泛的改革项目和理念进行审视。

货币发行不降，通胀未见缓解

阿根廷的CPI同比增速在2024年6月份是277%，比去年12月米莱上任时的211%有不小的升幅。5月和6月的CPI环比升幅有所下降，分别为4.2%和4.6%，但仍然是超高的水平（折合成年率接近70%）。比索贬值可以解释这一期间的部分通胀，但远远不能解释全部。阿根廷的基础货币从2023年的12月到2024年的6月，半年时间上升了137%，2024年6月的私营部门M2增速同比为165%。基础货币仍然高增长，M2也是高增长，这和就任初期的紧货币决心形成对照，今年一季度连续几个月基础货币增速放缓，但是从4月份开始增速开始显著回升。

今年2月笔者在FT中文网发文探讨了阿根廷的美元化路径和前景，现在看来是过于乐观了。按照标准的“货币局”原理，阿根廷需要收紧本币发行，控制通胀，然后找到均衡的汇率，此后启动本币和美元的兑换，把本币存款全部改换成美元。现如今，货币发行仍然很快，高通胀持续，比索不断贬值，最新的官方汇率是952，比2月的840又有了12%的贬值，而黑市汇率则创出了米莱就任之后的新低（接近1500比索兑1美元）。作为比较，1991年阿根廷也尝试了一次“美元化”，通胀率从1991年1月的767%大幅下降到12月的84%（到1993年降低到个位数，一个此前二十年未见的低位），也就是说每个月都可以看见通胀的明显下台阶。对货币政策来说8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了，公允地说米莱控通胀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

最近米莱政府对外汇市场的“机会主义”干预，则让市场对米莱的信心再次动摇。7月中旬，米莱政府宣布收紧货币增速，以及在外汇市场上支持本币，原因是比索面临新一轮的贬值压力。这是一个缺乏系统策略的临时措施，市场把它解读为当局的短视，是为了和临近的IMF谈判创造条件。控制货币增速以提振本币这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此前这么多个月份货币增速这么高呢？在外汇市场购买本币要消耗宝贵的美元储备， 让美元化更是遥遥无期，而米莱上任8个月以来，外汇管制始终没有放松。市场信心的丧失，更加剧了比索的贬值压力。另外一个政策矛盾的地方是，阿根廷紧缩了财政政策，在2024年一季度就实现了财政盈余 ，为什么还要继续高速发行货币呢？

对于控通胀来说，预期的管理至关重要。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预期到的通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很小。萨金特会说如果政府可信的话，“喊一声就可以降通胀”，他的意思是说供给和需求双方都会按照共同的预期调整价格，那这时候就可以在更低的通胀率下协调同样的经济活动，或者说菲利普斯曲线的下移。

阿根廷经济的第一大问题是高通胀，米莱就任以来糟糕的货币政策不由得让笔者对阿根廷政府整体的改革思路和执行力产生了怀疑。

从米莱的经济团队看其改革思路

米莱的经济部长Caputo，或者说经济改革的首席策略家，长期在几家国际投行工作，专门负责对阿根廷和拉美的投资业务，从2015年开始才转行从政。阿根廷央行行长Bausili是Caputo的商业合作伙伴和长期的朋友，同样也曾长期在几家国际投行负责对阿根廷和拉美业务，在2016年前后追随Caputo进入政界。

阿根廷和拉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市场规模也很小，国际投行在此开展业务最重要的是政商关系。Caputo和Bausili 负责阿根廷业务，和阿根廷政界商界有广泛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很早就进入阿根廷政界了，因此对他们的专业技能不必有太高的期望。

按理说两位金融专家最拿手的就是金融，但是阿根廷的央行令人十分困惑。至今为止，米莱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实行美元化；阿根廷央行的政策目标是什么，通胀目标是多少，目前都十分含糊或者没有。

任命具有国际投行背景的人士进入经济核心团队，大概体现了米莱重视国际资本市场，要和IMF和国际借款人搞好关系的传统思路。在阿根廷央行的官网上，外汇市场稳定是首要任务。由于历史上阿根廷对国际资本市场和IMF的借款高度依赖，这种重视不难理解。不过米莱是要进行深刻长期改革的，这种对外汇市场的高度重视可能是放错了重心：在现实世界里，即便对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本币和国内货币政策也应该是位居主导地位的。

大政府与自由裁量权：被误解的奥地利学派

米莱是奥地利学派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思想源泉。奥地利学派对自由制度有精深的分析，大概任何一个读过哈耶克的人对此很难有异议。奥地利学派信奉自由市场，不主张过多政府干预，这也逻辑通畅。不过，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差异，而这个差异的后果巨大。哈耶克自由学说的核心是反对自由裁量的政府权力。他说，如果在遵守明文的法律之外，你不需要再担心别的，你就是自由的。他又说，如果同样要坐牢，他会选择坐英国牢，而不是德国牢，他的意思是英国的监狱有更少的自由裁量权。

通常人们会讨论大政府和小政府，这错失了问题的本质，政府极大的自由斟酌权力才是真正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政府的自由斟酌权力被极大地限制了，所谓的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差别十分有限。

市场竞争过程与政府监管

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和市场过程理论独树一帜，发人深省。这个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因为信息和知识是不完备的，因此企业家做生意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因此市场竞争也是一个过程。这个理论意味着优胜劣汰是需要时间的，不好的企业会逐渐被市场淘汰，但时间可能很长，而新的骗子可能改头换面又回来了（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个大型制造行业的顶级律师，他给我讲述了该行业一些知名企业“忽悠”的成功案例）。政府监管也可以实现优胜劣汰，它有时候比市场自然淘汰快，有时候则要慢。我认为在市场优胜劣汰和政府监管之间有一个竞争关系，看那个更有效率，纠错速度更快，据此二者可以在边际上进行替代。从历史的实践看，二者都有其不足，也都有其优点。把市场描述的接近完美实际上是和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不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很多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并没有很好的认识，我感到米莱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他声称不要中央银行，上任后立刻把阿根廷中央政府的部门设置从18个砍到了9个。市场竞争是否能够弥补公共监管功能的大规模缺失，我表示怀疑，特别是在一个政商关系复杂的经济体中。

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米莱在最基本的理念上可能没有“吃透”奥地利学派，在实践上几乎成了无政府主义，政府的一切管理似乎都是坏的。我认为米莱需要做的是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而在他的执政团队里面，至少在货币政策上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和奥地利学派（以及他推崇的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宏观学者）的自由原理恰恰是相悖的。

米莱与川普：一个美丽的误会

在解决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之后，政府管制的多少（大政府或者小政府）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方便（但是远非准确）的说法通常把支持大政府的叫左派，把支持小政府的叫右派。在政府自由裁量权被极大地压缩之后，多一点政府监管和少一点监管，实际的差别有多大？我觉得差别十分有限。比如英国劳动力市场管制较美国来得多，但都还可以，应该说各有利弊。

让我再次强调，阿根廷政府治理改善的根本不在于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米莱或许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这导致他和美国的特朗普惺惺相惜，互相都觉得属于同一“右派阵营”，而媒体也普遍这样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此右派，非彼右派；此左派，也非彼左派。名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以本能的方式牢牢统治大众的头脑。

重逢奥地利：努力仍然值得

米莱在中国有很多热情的支持者，部分原因可能是对其大力市场化改革的赞赏。在本年初，米莱基于奥地利学派的改革理念同样深深吸引了我，因为我深信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治疗阿根廷问题的良方。这让我对阿根廷的股市充满期待，促使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来研究阿根廷经济。现在有了8个月的观察，我要修正一下我的判断，目前我倾向于认为米莱的改革议程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曲折，而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下，选民的耐心还能够坚持多久，这是个问题。对阿根廷股市的投资是有一些收益，但考虑付出的时间成本，我感觉收益甚微。不过当我有机会再次回顾奥地利学派的时候，就像偶遇了青年时代失散的朋友，似乎让这些努力又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