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泰罗，编辑：小市妹

市值管理，越来越重要了。

据证券日报报道，今年以来截至8月4日，在沪深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提及“市值管理”的投资者问答合计5201条。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已经在稳步推进市值管理相关工作。

尤其是中字头公司，如何激活并做大做强这块巨量资产，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命题。

据此前中国基金报报道，在前期推动央企把上市公司价格实现相关因素纳入对于上市公司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国务院国资委将把市值管理成效纳入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引导中央企业负责人更加关注、更加重视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及时运用市场化的增持、回购等手段来传递信心、稳定预期，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来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试问中国为什么能在过去几十年的历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稳住阵脚，并在后来的时间里源源不断的爆发增长活力？

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但国企在其中扮演的稳定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每逢经济承压，必然伴随资本回报率下压和风险上提。此时，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有天然的抽逃避险本能。

相较之下，国有资本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标，还肩负社会责任，其逆周期投资可以很好的对抗经济下滑——创造就业，拉动收入，重启消费市场。

比如，1997年之后国家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等等。

由此也派生出一个现象，每当经济承压，国企都会大力扩张资产负债表。

2008年-2009年，国有企业负债同比增长26％，对应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5％；2015年-2016年，企业融资陷入低迷，国企再次逆周期扩表，2016年国企投资同比增长19％（同期民企投资增速大约10%）。上述数据均远高于同期民企的投资表现。

在低迷之际托底经济，而一旦经济重启，这些国企投入的资产就会成为被社会广泛利用，从而进一步做大经济的生产资料。

没有三大运营商不计短期回报，在广大的国土上做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就没有今天的全面数字经济；没有普遍的道路建设，也就没有四通八达的快递网络，更没有其背后庞大的消费市场。

如果说民企让国运能兴，那么国企则让国运不衰。

三年抗疫，叠加复杂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虽表现出强大韧性，但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提振活力，拉动内需，保障就业，恢复信心，国企当仁不让，也势在必行。这是当下资本市场给予其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由于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国企的资产回报能力天然要弱，叠加原有的内部制度顽疾，一段时间内，国企发展低效的问题饱受社会诟病。

现在，这种偏见恐怕很难再成立了。

历经多年的国企改革大刀阔斧、波澜壮阔，很多大型企业刀刃向内直指积弊，“磨洋工”、“大锅饭”等问题基本一去不返。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2021年底，中央企业共“压减”法人户数1.9万余户，占总户数的38.3%，且均将管理层级砍到5级以内，低效资产、无效资产及时处置。截止2021年底，中央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9.4万元/人，比2012年提高了82%。

著名国企掌门人、执掌过四家世界500强国企的宁高宁之前在采访中就提到：“如今国企的竞争压力不比私企小，想混日子将来肯定是不现实的。”

效率提升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上扬。

广发证券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特别是2021年之后，国企盈利能力已显著高于民企。与之相悖的是，国企的估值水平依然远低于民企（不到一半）。

由此可见，国企估值重塑的提法，并非政策的一厢情愿，而是经营质量提升的内在要求。

国资委也曾表态，国企今后要聚焦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率等指标，有针对性地抓好提质增效稳增长，切实提高资产回报水平，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

国企资产回报率的提升依然是未来的一大重要看点，这不仅对资本市场意义重大，更关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试想一下，目前国有资产体量大约在300万亿左右，如果资产回报率提升一个点，就可以多出3万亿财政收入。对于当下减税降费以及土地财政降温留下的缺口，这无疑是一个最有力的直接补充，也会给宏观政策调控带来充分的腾挪空间。

国企完全有这个能力做到。

过去十年，央企累计投入6.2万亿元研发经费，占比超过1/3，其中2022年的研发投入首次突破1万亿元。突破并储备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在电网、通信、能源等关乎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领域。

二十年前，人才就业首选外企，私企次之，最后是国企。如今在某些行业，顺序恐怕要倒过来了。

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今天的国企已不输民企。

借债投资，借债消费，借债还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债务驱动。是否具备可控风险下的“加杠杆”空间，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能否继续。

对比当下的国企与民企，前者有着更大的债务扩张空间。

2015年以来，央国企“去杠杆”成效明显，民企则不降反增。2017年-2021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60.4%降为57.1%，同期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51.6%增长至57.6%。随后各自延续趋势，如今民企的杠杆率已反超国企。

再者，国企还有明显的融资成本优势。

目前民企、央企信用债的信用利差相差170bp，民企、地方国企信用债的利差相差143bp。这意味着，央国企的融资成本比民营企业低1.4%以上

因此，如果要选择一个部门来加杠杆拉动经济，国企的动力和潜力显然更大，特别是在当下民营经济信心受挫的背景之下。

广发证券的测算数据是，如果把央国企的债务率拉回2016年的高点，那么总共可以新增约15万亿的信贷。

按照现在每4元信贷带来1元GDP计，国企加杠杆最多可释放3.75万亿GDP，对应约3个点的增长水平。

须知，强调国企绝不是否定民企。

几十年以来，围绕民企和国企究竟谁才是国民经济主角的讨论汗牛充栋。有人支持国进民退，有人呼吁国退民进，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笔墨官司没少打。

现实的中国经济要远比学术讨论来的精彩——中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创举。

当下重新强调国企的价值，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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