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入关后历代帝王尊孔孟、行王道，汲取中原王朝的文化传统和治国理念。但是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仍然具有一定的排外性，皇帝对汉大臣内心始终有隔阂，所以不管汉大臣对朝廷有多忠诚、个人能力有多强，有些荣誉和特权皇帝是不轻易授予的。
第一个是旗籍清代的八旗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单位，还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的组织机构。八旗子弟不管是官还是民，不耕种不劳作，凭借旗人的身份就可以享受到朝廷分配的钱粮。
入关之初旗人人口仅有几十万，占不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就是这极少数的旗人，却占有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有铁饭碗，这也是清中期以后八旗子弟不务正业却不愁吃喝的主要原因。
同样旗人在入仕上也有先天优势，汉人要想做官只能通过科举这一条路，考不中举人、进士，就意味着拿不到做官的资格证。
而旗人就不同了，清初的时候八旗子弟根本不用去挤科举这座独木桥，甚至对科举十分鄙视，认为只有军功才是旗人之根本。顺治朝开科取士时，分满汉榜，结果满榜额定的进士数量都没取全。
八旗以武功建国，在创业的过程中，异姓贵族跟随太祖、太宗打天下，及至入关后，这些功臣子孙凭借祖上的福荫，就可以获得高品级的职官和世职。他们不仅入仕没有任何阻碍，而且起点都很高。
清中期以后，随着八旗的繁衍，朝廷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限制那些不学无术之旗人入仕，同时又在京师各部院衙门增设官缺，即所谓的满缺、蒙古缺、汉军缺等，目的就是优先照顾旗人子弟。
正因为旗人享受各种特权，所以汉人官僚都希望自己能入旗。但是汉人入旗的门槛极高，前提条件就是有无重大军功，如果仅仅是在文治上成就突出，那都是无法入旗的。
限制汉人入旗是为了保证旗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有清一代，汉人官僚入旗的情况多发生于清初，清中期以后几乎不可能。故而，入旗对于汉大臣来说，是最难获得的荣誉。
第二个是世爵、世职如果将清代的公侯伯子男等高级爵位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90%以上都是旗人，汉人占比极低。显然，不是汉人能力不行，而是朝廷有意限制汉人封爵。
职官、爵位属于两个系统，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职官作为朝廷名器授予大臣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职官不具有世袭性，仅限于本人。若退休致仕，原先的职务就要交给皇帝。
正因职官不具有世袭性这一特点，所以皇帝就可以凭心情授予汉人官僚，什么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大员，心情好随时可以给，反正最后都要上交朝廷。
世爵、世职就不同了，有些异姓高等级爵位从授予的那天开始就明文规定是世袭的，而有些爵位则规定有承袭次数。所谓的承袭次数其实与世袭并无多大区别，因为清代爵位的承袭次数普遍较多，像公、侯、伯等高级爵位，子孙可以承袭20多次，就是到了大清灭亡，他们的次数都没有用完。
有爵者就有相应等级的俸禄，也就是说朝廷授予大臣爵位，就代表着国家要一直养着这一家族，这个代价显然要比职官大多了。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让子孙世享富贵的好事，自然轮不到汉人。除非功劳极大，否则汉臣一般不授爵。就拿张廷玉来说，他退休时就奏请乾隆将三等伯由儿子承袭，以张廷玉之功这点要求其实不算过分，可乾隆死活不肯。说到底张廷玉还是汉人，如果换成是旗人，那么根本不用请示，子孙必定按制承袭。
太平军兴之后，朝廷不得不仰仗汉人，从咸丰朝开始，汉人授爵的情况就比较多见了。然而晚清时期的异姓爵位，其含金量已大不如前。
第三是军权、财权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时代，军权、财权被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当国家用兵时，才会委任大将授予便宜之权。
从清初至道光朝，以汉人为主帅领兵出征的案例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以肯定是少之又少。朝廷始终将八旗作为国家最核心的武装力量，绿营官兵只配当炮灰，有过汉将受，有功满人领。
汉人既然没有军权，那么就理所当然不能建功立业，所有的荣誉都被旗人所得。所谓的以军功封爵其实只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并非是汉人无大将，而是朝廷根本不给机会。
这种情况直到咸丰朝才彻底改观，随着八旗的腐败和湘、淮军的突起，一大批汉人将官才得以建功立业，汉臣督抚才得以获得军权。
财政大权同样也是如此，皇帝对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最为重视，尽管也设汉户部尚书，但是真正的财政大权从未假手于汉臣。
户部最要紧的部门当属户部三库，设有郎中、员外郎等司官，但清一色都是满缺，这也证明朝廷始终对汉臣不放心，更不让汉臣染指财权。从雍正时期开始，又以王大臣兼管户部三库，怡亲王允祥秉政时就曾长期主管户部三库。
雍正之后，兼管户部三库的都基本都是旗人。到了晚清时期才有汉人掌财权的先例，诸如闫敬铭、翁同龢执掌户部时，就手握大权。可是那时候国库空虚，就是给了财权，也无非就是为朝廷救济而已。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在清代汉臣担任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高官其实都是虚的，只要没有旗籍和获得世爵、世职，那么到头来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