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通过对海外科技企业的投资，来推动中国科技产业的升级。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着这样的习性，即在开展业务的同时进行深入研究。最开始的时候，就如同做天使投资时那般，眼前一亮，发现众多的优质事物。然而，很快我们便洞察到其中存在的规律。

许多出色的技术成果往往源自高校。众多的小企业会从高校获取知识产权的授权，接着将其孵化，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随着企业的逐步发展，规模不断壮大，最终成功上市。于是，大批的创业者擅长从高校获取技术，进行孵化并推动产品上市。我们将这类人群称为科技创业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公司数量与规模与日俱增，逐渐汇聚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规律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在当时，中国已经在大力呼吁科技升级，我们打算继续与 500 强企业合作竞争。但经过观察发现，这些 500 强企业已不再拥有先进的科技，他们更多地依靠并购来获取新技术。而且，当时陆续有许多大型公司，例如杜邦，甚至关闭了研究院，不再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这些企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极为低下。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缘。科技创新产业专家王煜全结识了当时的国务院参事汤敏老师，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交流过程中，王煜全跟他提及此事，他表示自己作为国务院参事，可以将详细情况写成报告向上呈报。

在 2014 年底，汤敏老师依据所谈内容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上去。很快，便得到了领导的批复，紧接着，广州市主动申请作为试点，工信部也积极参与进来，共同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

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些海外企业引入中国，让大家清楚地了解其中的情况，能够实地观察。在三月份，林毅夫老师协助进行了推广工作。到了五月份，他们带领 11 家所投资的企业来到中国，把那些优秀的投资企业都带了过来。通过这样的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而且当时的时机也相对较为理想。

在那个时期，中国普遍存在一种所谓的科技升级需求。很多人都在呼吁“腾笼换鸟”，意思是当自身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科技无法跟上，就会面临困境。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国内对于国际形势的了解确实还不够充分。所以，当这些观点和举措被提出后，当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小作用。中国也由此意识到，全世界的科技创新转型主要由小公司主导，大家应该更加重视与小公司的合作。

中美之间有时存在竞争关系，但实际上也存在大量的合作机会。至少在科技领域的民间企业和资本层面，应该存在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其实，这种合作不仅对中国有益，对美国也有着巨大的好处。

就拿美国的科技创新来说，硅谷更偏向软件方面，而其他地区可能更侧重硬件。但越是偏硬的领域，就越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量产。这里存在一个美国式的误导。在彼得蒂尔的一本书《从 0 到 1》中，让很多人误以为一旦创造出了这个“1”，从 1 到 100 万的过程会非常容易。

但实际上，这绝非易事，极其困难，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技术诀窍。甚至可以说，从 1 到 100 万的量产能力决定了一个从 0 到 1 的创新公司的生死存亡。如果无法实现量产，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的危机。因为公司的资源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所以我们目睹了太多美国公司，他们的技术卓越，产品出色，但却倒在了无法量产的这道难关前，陷入了黎明前的黑暗。

正因如此，我们既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这些创新公司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因为他们是能够造福世界的力量。这种合作堪称天作之合，首先，中美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性，美国人的创新能力极强，而中国的制造能力更是无可挑剔。其次，这种互补对于双方都有着极大的益处，是一种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