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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周恩来总理把贺龙叫到中南海西花厅，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同他商量。

见面后，周总理看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的贺龙，轻声对他说：

“我呀，给你另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你去那边好好休息休息，我想，你有可能不太习惯那里，但也许过段时间你就能习惯了，如果你有需要的东西，就告诉我，正好，你可以趁这段时间读读书，练一练毛笔字，如果有精力的话，也可以打打太极拳，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的。”

周恩来总理深深看了眼贺龙，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走吧，等到了秋天，我就去接你，你家里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第二天凌晨三点，贺龙元帅在杨德中的护送下离开了，此时的二人浑然不知，这次对话竟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对话。

贺龙元帅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之所以会遗憾收场，这都跟一封信和一个人有关。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了，从1927年到1967年，他们整整认识了40年。

1927年7月初，周恩来在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贺龙当时在武汉的驻地，虽然两人之前未曾谋面，但周总理初见面时就对贺龙表现出欣赏：“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他啊（周逸群）对你钦佩的很呢！”

寒暄过后，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就目前战事形势进行了分析，谈到对政局的看法时，周恩来总理的独特见解让贺龙开辟新出的思想道路，周总理的大局观令贺龙钦佩不已。

一拍即合的二人自这次见面后，也就成了真正的好战友兼朋友。

1927年，周恩来总理从九江来到南昌，得知贺龙几天前就抵达了南昌后，周总理坚持要抽出时间看看他去。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来到设在子固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元帅，得知周总理抽空来看自己后，贺龙元帅高兴极了，一见面，贺龙元帅就紧紧握住了周恩来总理的手激动地说道：“不应该是您拜访我的，应该是我去拜访您的！”

周恩来总理拍了拍贺龙的手说：“不碍事，不碍事，你来看望我，我去看望你，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再说了，我这次来啊，是找你有事情商量，我想跟你谈谈起义计划。”

贺龙元帅点点头回答：“当然可以谈！您说，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总理笑着对贺龙说：“你可不能只洗耳恭听啊！你是大将军！只动耳朵怎么能行啊！有的时候还是要动动手脚的！”

贺龙闻言便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总理不但足智多谋，这说起来话来呀，还真是风趣的很。

随后，周恩来总理便仔细给贺龙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随后周恩来总理便客气询问贺龙的意见是什么，他对该计划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我听你们的，你们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贺龙九岁的时候曾经经历过吃不饱的苦难日子，那年，他的父亲肩挑箩筐，手拉着贺龙去县城官府买平粜，半路上遇到粮差欺负穷人百姓，看不惯欺压百姓的贺父上去说了两句公道话，结果为此换来粮差的抽打，这让事情让贺龙记了一辈子。

为此，也使贺龙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反抗性格，从小到他，他都是个非常有主意的人，但如今贺龙却可以放下身段，完全听周恩来总理指挥，可见他对周恩来总理的信任。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正式爆发，在周恩来、贺龙、刘伯承、朱德等人的领导下，这场战役历时4个多小时，歼灭敌军3000余人。

南昌起义可以说是周恩来和贺龙友情的开端和“见证者”。

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甘心战果的贺龙决定回到湘西，他要从头做起，卷土重来。后来贺龙便辗转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一次偶然，贺龙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告诉他：“关于你的工作，我们有了新的考虑，打算让你去苏联学习呢，跟你同行的还有刘伯承、林伯渠等人。”

既然周恩来总理发话了，那他贺龙执行就是。

周总理对贺龙的关心不但呈现在工作上，也呈现在生活上。早前，在贺龙抵达上海之前，周恩来总理就已经提前把贺龙的家眷接到了上海，周总理还亲自给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

那天，周恩来总理和贺龙谈完事情后，周恩来对贺龙说：“你的家人现在已经到上海了，还没见过他们吧？你赶紧回去先看看他们，他们现在住在霞飞路。”

贺龙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已经将他的家人安顿好，从工作到生活，周恩来总理真是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贺龙积极投入到创建红军的工作中。1935年，贺龙率领部队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并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正式担任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3个月后，贺龙率领新成立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完成会师，长征也在此时画下句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和周恩来总理再次进行了战事合作。战场上炮弹无眼，兵荒马乱，真的是谁也不顾上谁了，但贺龙始终惦记着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

打仗期间，贺龙元帅总是会跟部下打听周恩来总理的消息，急切地了解周恩来总理的现状，他只想知道周恩来总理眼下是否安全。那天，贺龙从周恩来随身警卫口中得知他们因为缺少武器，一人身上只带了两支短枪后，立刻让自己部队的人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支卡宾枪，外加几百发子弹。

贺龙告诉他们：“眼下的形势不好，你们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副主席！”

1949年前，周恩来和贺龙的交往大多数发生在战场上，1949年后，周恩来和贺龙才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

1949年，国家要制定新的政策，中央也决定对那些曾为解放事业做过贡献的人们进行新的工作安排。

那天，周总理的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李仲公，李仲公嘴上说的是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其实真正目的是想向周恩来总理求份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李仲公跟周恩来总理说：“你看看我，我就是贵州本地人么，贵州的山山水水我都是了解的么，这里的城市和百姓，我早就摸地透透的了，你看，像我这般了解贵州的人，是很合适当贵州省政府的主席么！您看看我，我就是个很好的人选。”

面对李仲公的毛遂自荐，周总理感到很为难，对于这个人选，他自有打算，而且李仲公确实不是他想要的人。

好脾气的周总理再三向李仲公解释，怎知他就是厚着脸皮赖在办公室不走，他想浪费时间是他的事，周总理可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处理的呀，没办法，周总理只好让人叫来了贺龙。

接到消息的贺龙风尘仆仆赶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原先威风凛凛的李仲公在见到贺龙的那一瞬间，脸色突然就变了。

对于他的变化，周总理不是没看见，只是周总理暂时不想拆穿他。贺龙来了后，周总理便对着贺龙问道：“这位啊，是李仲公，你应该是认识的吧？”

贺龙立刻回答：“我们何止是认识啊，我俩还是多年的老朋友呢！”

周恩来总理暗示贺龙，他们眼下正在谈论李仲公的工作，可不是在闲聊天，凭借过年的默契，贺龙自然一眼意会到周总理的意思，他笑了一下，扭头对李仲公说：

“李仲公啊，我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呢，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的时候，你那会儿到我的部队里干什么去了？”

贺龙见李仲公不吭气便继续说：“我一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然后饭后我们一起打了麻将是不是？”

“是的，我们确实在那之后打了麻将。”

“打完麻将后，你是坐什么车走的？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在外面是给你准备了车子，但是你最后为什么跑到唐生智那边去了呢？你这么做可不对啊！”

由于周恩来总理在场，知道自己没理的李仲公自然也不敢为自己辩解，因为他不知道周恩来总理到底是否知晓这件事，如果周总理知晓，那么他现在狡辩岂不是火上浇油，如果周总理不知道，那么他在这里提起，岂不是耽误了自己事业？

尴尬又不知所措的李仲公只好说：“惭愧啊！惭愧啊！”

周恩来总理见状说到：“噢！原来你们已经是好朋友了，看样子你们也有段时间没见了，要不要叙叙旧？”

李仲公自知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不然自己的老底都要被贺龙掀个一干二净，他连忙说：“不说了，不说了，我这就走，这就走！”

在李仲公的认知里，他之所以没能当上贵州省政府主席，就是因为贺龙的突然出现耽误了他，对此，李仲公对贺龙耿耿于怀，以至于多年后为了报复贺龙，他为伪造出所谓的“求降信”。

这封信的出现，让贺龙的后半生过得异常艰难。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便把他安排在了新六所居住，这里归中直机关管理，按理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但不知道怎地，这里还是被发现了。

见状，周恩来总理又赶紧把贺龙安排到西花厅去住。

周总理派人把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以及贺龙的警卫参谋接到了西花厅，周总理知道贺龙现在的情绪不好，身体也不舒服，所以特意嘱咐西花厅的员工不要去打扰他们休息。

在西花厅居住期间，贺龙基本就没有出过房门，周恩来总理派人每天按时按点给贺龙送饭，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当贺龙不在这里居住。

被冤枉，心情自然憋屈，一天深夜，周恩来总理的秘书赵炜出来值班，看到贺龙的卧室一直亮着灯，她不知道贺龙此时在想什么，但她知道，贺老总不是那样的人，他们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始终是相信贺老总的。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偶尔也会去屋里看望贺龙，那时候的邓颖超身体并不好，但是为了保护贺龙和薛明，邓颖超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前往，就连她平日里最信任的秘书，都不能陪着她一起进贺龙的卧室。

在西花厅住了九天后，周恩来总理让杨德中把贺龙送到玉泉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居住（文章开头也有提到）。

贺龙和薛明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是幸苦，这里的生活环境不便利，用水还的需要自己从外面抬。一个雨天，夫妇二人准备将打好的水桶搬到屋里来。

抬水的时候，薛明特意叮嘱：“你要小心些，慢慢走，现在下雨，地上是非常滑的。”

贺龙笑了笑说：“没问题的，不就是抬个水么！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贺龙话音刚落，咔嚓一声，他整个人摔倒在了地上，水桶里的水也洒了满地，剧烈的疼痛从腰部传来，贺龙知道他扭伤了腰。

条件不好，也没有暖水袋，薛明无奈之下只能快速搓着双手，把手心搓热后，立刻按在贺龙扭伤的地方，薛明的暖心举动令贺龙很少感动，为了不让薛明担心，贺龙甚至开起了玩笑：“想不到，薛明你的两只手还是小小的发电厂呢！”

没想到的是，贺龙夫妇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就被别人转移走了，而且这次转移，周总理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之后，贺龙和周恩来总理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1968年，贺龙被查出脑缺血和失语症，在这之前，他已经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但是碍于这些病症都没有被及时治疗，导致贺龙于1969年病逝了，贺龙去世的消息，周总理当时是不知道的。（贺龙逝世两年后，周总理才知道他已经逝世了）

贺龙逝世后，他的骨灰被火化，但火化后被放在何处，他的家人是不知情的。

贺龙的逝世，让所有人悲痛欲绝，毛主席和周总理下定决心一定要仔细调查“求降信”一事。

这封信最终被送到华国锋那里去，杨贵从华国锋手里拿过信件仔细查看，他们发现上面的落款距离当下已经过去了40年，信封和里面的纸张都已经发黄，一看就是老古董了。

杨贵提出检测办法：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

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信件所使用的纸张是1949年之后生产的，所用的墨水也是1949年之后生产的，通过这两点，也就证明了李仲公所拿来的信是在1949年之后伪造的。

信是假的，贺龙是无辜的。

得到真相的人们一个个发出深深的叹息，贺老总啊……真的很冤枉。

搞清楚事实后，负责鉴定工作的杨贵非常生气，他向华国锋提议：“我觉得应该要严惩李仲公！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让一个好人背负这样的罪名！”

华国锋觉得杨贵说的在理，既然犯了错，那就应该要接受惩罚的，华国锋把这件事转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轻轻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现在已经80多了，别说是惩罚了，现在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他也是承受不住的……”

真凶到案后，周恩来总理选择放人。

既然真相已经大白，贺龙的冤屈也被洗净，这件事情也暂时能告一段落了。

1975年，也就是贺龙逝世后的第六年，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的安放”仪式。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坚持要来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周总理在八宝山见到薛明的那一刻，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薛明啊！薛明啊！”

薛明看着周总理消瘦的面部，看着周总理被病痛折磨后纤细的四肢，她再也忍不住了，扶着周总理的胳膊一同放声大哭起来，此时的休息室鸦雀无声，唯一仅有的是两位老人的哭喊声。

周总理伴随着沉重的哀乐声走到贺龙的遗像前，他对着遗像鞠躬七次，也算是对老朋友的最后告别。

从1927年到1967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一同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也终于迎来了落幕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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