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庭成员分布于浙江各地，我春节经常开车全省环游。因为走得多，看得多，对各地的差异也比较有体会。我认为，浙江最有个性的城市，应该是温州。温州的独特，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地理位置、风俗语言、历史文化，甚至是宗教信仰。

春节，我在温州扫墓，看到大量基督徒的墓碑，建成越晚，比例越高，目测，基督徒占新墓碑约30%。宗教改变的不止是信仰，还有风俗文化。

基督徒的墓碑，相对比较简洁，几乎不会采用中国传统元素，也很少放鞭炮和烧纸钱，主要的祭拜方式就是献花。

与之对应的，非基督徒的墓地，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不仅有微缩的亭台楼阁，还有雕梁画栋，假山造景，甚至还有石桌石椅。最有趣的一幕是，一个佛教徒的墓地上摆放着一个向日葵状的塑料花，伴随着诵经声，摇头晃脑。走近一看，塑料花上面有一片太阳能电池板，这可是低碳环保、一劳永逸，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经声不停，孝心不止。

传统墓地

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中东的基督教，如果一直相安无事，低调发展，倒也还好。根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研究报告，温州基督教徒人数，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经过抽样调查，该地基督教徒占总人口比例，估计至少15%，也就是至少150万人。

温州，在改开后的二三十年里，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人们把温州人叫做“中国的犹太人”，这更促进了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今天国际基督教学界也把温州作为一个标本城市，有很多神学或人类学的学者到温州做田野调查，探寻为什么这个城市的基督教徒比例如此之高。

温州的基督徒并非突然增加，历史上，温州的基督徒数量就常居全国首位。1919年左右，温州的信徒人数和密度已居浙江省各地区的首位，超过了宣教时间更早的宁波和杭州地区。到1949年以前，温州地区已经有7万多新教信徒，占全中国的1/10。

温州的基督徒多，背后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首先，温州是一个比较早开埠的沿海城市，1876年《烟台条约》后就开埠了，并且此前就有英国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来到温州，我特意去查了此人的背景资料，曹雅直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Belhelvie，父母是当地的农民，曹雅直早年务农，19岁时膝盖受重伤，两年后左腿被迫截肢。1867年，这个苏格兰瘸腿农夫，居然就来温州传教了。

▲ 曹雅直（George Stott）

其次，是温州这个城市的地理特征，一面朝海，一面靠山，海代表它的开放，山代表它的封闭，它能接纳外来文化，接纳了以后又囤积在这个地方，所以温州人的性格里有双重性，既有开放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

温州一面背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交通不便，从别的城市到这里来很困难。温州的第一条铁路，1998年才通车，之前从省会杭州到温州坐汽车最少要12个小时，从上海到温州，则要坐船一天一夜。历史上，中原文明一直把这里视为南蛮地区，既没钱粮，又没文化，于是也懒得管。总之，开埠早，山高皇帝远，再加上既开放又封闭的人文精神，让这个地方变得特别适合基督教的传播。

▲ 苏慧廉（W·E·Sootill）

1881年冬，英国循道公会派遣年仅20岁的苏慧廉（W·E·Sootill）到温州，他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学习温州方言仅半年，即能用温州话登台讲道，并且根据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律，创编了曾盛行一时的瓯音拼音文字。乡村妇孺学习一、二个月，即可用以通信。一百多年前，这个英国人的温州话，可能比我更地道。

苏慧廉的这套文字，就是所谓的「温州话罗马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放任这些传教士改造，假以时日，很多地方就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别的不说，至少会出现很多种类似越南文的拉丁化书写模式。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前段时间，我在各地看到的削洋葱头的行动，可谓是用心良苦，未雨绸缪啊。

苏慧廉还以温州方言翻译《新约圣经》，并著有《儒·释·道三教研究》等书。在侨居中国46年后，苏慧廉于1928年离开中国，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晚年回英国后，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

苏慧廉是温州传教士里面，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也是战斗力最强的一个，他在温任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长25年，发展教徒万余人，建立9个联区，270余处分会。

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曾经的基督教看起来非常中国化。

我有一段非常奇特的经历，在美国俄亥俄的一个小镇，我偶遇一个传教士，他的名字叫「马荣道」，其实，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他送我一本奇书——《图说圣经故事》。

很久以前，马荣道在一个香港的跳蚤市场，偶遇一本线装古书，该书风格是传统的中国白描画，但内容却是一系列《圣经》故事。仔细研究后马荣道发现，这是一本早期的基督教传教画册。

当时，基督教刚进入中国南方，传教士煞费苦心，把《圣经》人物塑造成中国人的形象，蓄发、穿汉服。里面的耶稣画得像孔夫子，圣母玛利亚画得像西施，有钱人画得像西门庆，穷人画得像济公……连画中的建筑和家具风格也都是传统的中国样式。我不得不佩服基督教的灵活性，在西方，耶稣一律是白种人，刚进入中国传教时，耶稣居然摇身一变，成了黄种人。

《图说圣经故事》

后来，马荣道取得美国教会的资助，在中国内地把这本书的重新出版，除了插画，都是简体字，书名是《图说圣经故事》。出版一本书，或多或少也是一个作者的荣誉，而这本书居然对“作者介绍”只字不提，非常奇怪。

基督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不仅耶稣像中国人，甚至连教堂也有中国风格，至少也是中西合璧，目的就是本土化，减少传播阻力，就像佛教一样，虽然来自印度，但寺庙都是中国风格。

元通天主堂

上海基督教鸿德堂

杭州思澄堂

而到了最近几十年，基督教的画像，都是白人脸孔，衣着完全都是欧洲风格。至于教堂，几乎都是欧洲哥特式风格，就像迪斯尼的城堡一样。在浙江，很多地方的教堂都是当地最高大的建筑，高耸的十字架刺破云霄，这又何必呢？

根据佛教的经验，一个外来宗教，如果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是本土化，二是低调，君不见，寺庙都恨不得躲到深山与海岛吗？

基督教的人数统计争议非常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公布的数字是2305万；中国两家学术研究机构认为基督徒约3300万，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认为中国有6700万基督教徒；还有很多海外媒体的数字，更加夸张，因为不够权威，也就不提了。

数字差异主要来自统计口径。但无论如何，中国基督徒保守估计为3500万，虽不及总人口的3%，但解放初期，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不到80万。1982年，官方数据显示有300万基督徒，1991年为450万，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达1000万，仅仅6年时间，年均增长达15%，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相比之下，基督教在西方，却是日薄西山，快速衰退！

今天的英国，教堂纷纷关门，信徒人数锐减，大量教堂被改建成图书馆、餐馆或清真寺、旅游景点等。其中，英国只有10%的人认为，他们是天主教徒；7%人自认是英国国教徒。59%的年轻人從未去过教堂，将近三分之二的年轻人从未祷告告过。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在英国已经彻底无药可救，年轻人越来越多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全世界无神论国家排名上，已经跟中国是一个批次。

最左面一行，有国旗代表国家，不必翻译。表中三行数据分别是：参与教会活动的基督徒，不参与教会活动的基督徒，和无宗教信仰的人数比例。

基督徒参与教会活动的，最多的是教会历史悠久的意大利（40%）。加尔文的瑞士居中（27）。人口较多的国家，包括加尔文的祖国法国，都在20%上下：法（18%）、德（22%）、英（18%）、西（21%）。至于北欧国家，10% 都保不住了。

把表上左面两行数字加起来，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超过半数基督徒都不去教会。例如意大利，人口80%是基督徒，但是其中一半（40%）不去教会。又如芬兰，全国人口的77%都是基督徒，但只有9% 的人去教会。

多种民意调查资料显示，今天的美国，40%的人参与每星期的教会敬拜。但是，社会学专家们在对照分析20万家教会的会众资料后，发现实际参与敬拜的人数只有18-22%。所以，欧美教会的衰退，比资料显示的更为严重。

我有一次去芝加哥，房东就是一对牧师夫妇，他们管理着一个本地百年教堂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如今，居然公开支持LGBTQ+，他私底下非常委婉地说，这也是「与时俱进」，按照我的理解，这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

芝加哥是大城市，风气非常开放，如果不接纳LGBTQ+，就不能吸引年轻人，如果不能吸引年轻人，教堂就没有信众供养，一旦失去供养，再崇高的信仰也会变得苍白无力，必然是人去楼空。有一点他没直说，那就是，如果无人供养，他们夫妇就要失业，一旦中年失业，上帝也救不了他们。所以，他们只能自救，敞开大门，接受LGBTQ+。

我经常说我自驾走遍美国47个州，但有一点我没说，那就是我几乎很少看到新建的教堂，很多教堂都是人去楼空，有的甚至挂牌出售，对，你没看错，在美国，教堂也是能买卖的。

本来写了一些评论，后来想想还是删了，我尽可能不带立场白描叙事。但无论如何，基督教发展趋势的东升西降，就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一升一降，到底意味着什么？各位读者如果有什么想法，敬请留言。

今天就聊到这里，各位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