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3日和29日，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轰炸机空投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

这两场突如其来的原子弹与氢弹爆炸，其主要目的是对苏联方面产生强烈震慑，命令的直接下达者便是国家领袖毛泽东主席。

在55年前的国庆节前夕，毛主席为何会做如此安排？他老人家究竟有怎样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与苏联紧密合作。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交恶，原本两个友好睦邻已经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且积怨越来越深，大战一触即发。

1969年初，位于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的一处岛屿——珍宝岛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

战斗结束后，两国关系降至冰点，短期内无任何升温的可能。

周恩来总理于1969年3月22日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他老人家当时甚至这么说道：“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珍宝岛冲突扩大的准备，当然也要同意与苏联方面进行沟通。”

能让温文尔雅的周总理说出如此严峻的话，可见，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充满了火药味。

一些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抓住机会在党内故意制造“苏联威胁论”，好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些雕虫小技对于毛主席、周总理而言，根本不值一提。

不过，二位伟人还是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让外交部的负责人赶紧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对方释放了中国的善意。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传到莫斯科后，苏联高层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

其中一方认为：苏联应该积极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政府联系；强硬派则认为：必须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

结果就是强硬派的意见居然占据了主流。

1969年8月中旬，苏联军队300多人在两架直升机与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朝着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正常巡逻的30名中国边防巡逻战士发起攻击。

由于苏军占据绝对优势，加上事先有所准备，四个小时后，30名解放军全部牺牲。

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周总理反应极为强烈，党中央立即抓紧备战行动，甚至北京天安门广场都可以被临时改造为飞机场，大批解放军驻扎于东北边境。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对于中苏两国领导人而言，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在苏联高层中，时任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与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苏共中央政治局没有立即同意这二人如此强硬的主张，决定先试探和征询东欧和美东欧一些国家和美国的态度。

东欧许多国家对苏联的这一想法明确表示反对，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更是直言：“中国利益与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受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毛主席、周总理很快了解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层中有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计划，于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相应对策。

在会议的最后，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应对措施，那就是著名的“换家战术”。

简单而言，毛主席得知苏联高层有意对中国进行精准的外科试核打击，那解放军就可以不惜代价突破苏联防线，最好能打到莫斯科，在苏联国土与对方打游击。

只有这样，苏联才会放弃核打击的主张。毕竟，苏联高层再怎么凶悍、强硬，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土上投掷原子弹。

同时为了防止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毛主席还认为要在苏联发动核打击之后，第一时间用中国的核武器对美国在周边军事基地进行重点打击。

这样一来，中国、美国、苏联三个超级大国等于同时陷入瘫痪。

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就在中苏两国高度对抗时，居然出现了一个两国政府高层直接会谈的机会。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病逝，中苏两国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

借着这个机会，时任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与苏联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在河内进行了一次简单的会谈。

这一次的会谈，为柯西金访问中国打下了基础。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周总理、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总理立即与柯西金紧紧握手，称呼对方为“同志”。

接着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会谈时，柯西金明确表示“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总理同样明确表态：我们两党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该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寒暄过后，周总理就尖锐地提出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这件事情，他要求柯西金明确说明。

对此，柯西金解释道：“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苏联领土足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听到柯西金的这个解释，周总理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苏共高层没有下定决心与中国展开一场核大战。既然这样，谈判的主动权就被周总理牢牢掌握在手中。

后续经过近四个小时的会谈，周总理与柯西金达成四条临时措施。

简单而言：中苏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成为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绊脚石；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打仗，首先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首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协议；双方应该恢复互派大使，恢复两国政务电话等一系列措施。

这四条措施的意义重大，既避免了中苏之间的核战争，更避免了世界第三次大战的爆发。

不过，考虑到苏共中央局此前的咄咄逼人，毛主席、周总理还不能完全放心。

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二十周年的国庆典礼应不应该举办？该怎么办？成为一个难题。

有不少党内同志向毛主席提出意见——不如取消这一次的国庆庆典。

但毛主席不同意，他老人家认为如果不进行国庆庆典，就等同于中国害怕苏联。

思来想去，毛主席向周总理提出两个好的办法：第一，中国政府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政府声明；第二，中国要进行1～2次核试验，表现出中国反击核战争的决心与实践能力。

在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与指示下，中国于1969年9月23日和9月29日，先后进行了地下原子弹和氢弹爆炸试验。

这两次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对苏联产生强烈震慑，最终，国庆二十周年群众聚会典礼在北京圆满召开。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毛主席的这一高招对制止苏联高层中的强硬派对中国进行核战争的主张起到决定性的制止作用。

参考文献：

[1]雨驿.由珍宝岛引发的中苏核战危机[J].党员干部之友,2009(12):48-49.

[2]一叶.1969年:一触即发的中苏核危机[J].湖北档案,2014(12):42-43.